發生在雍熙五至六年冬春之際的大漢帝國對真臘戰爭，無可爭議的宣告了中南半島的大變局。
這場戰爭，以真臘國的慘敗而告終，喪師失地，屈辱求和。曾經的半島第一大國，就此沉淪，在南北兩面都丟失了大片國土，損失慘重，沿海國家，幾乎被打成個內陸國家。同時，內部也爆發嚴重的統治危機，中央權威大喪，地方實力派擡頭，部族叛亂，分離主義大興……
真臘國的統治階層具備一定延續性，其統治也沒有那麼脆弱，就像發生在南北金洲及爪哇島上此起彼伏的襲擾、叛亂一般，朝廷如欲徹底征服真臘，不大興殺戮，通過“人口政策”，是極難在短時間內取得成果的。
但是，如僅從“亂其國”的角度出發，對大漢來說，尤其在已經攻破其國門的條件下，那是沒有多少壓力而言的。
這場半島戰爭，時間持續並不長，但動兵規模卻一點不少。初期的“自衛反擊”就不說了，後續幾個月出國作戰，迫於軍情，爲保輜需供饋，後期又增派了三萬對民夫，前前後後，爲平“真臘之亂”，朝廷總共徵調了十二萬軍民。
這樣規模的戰爭，放在任何一處都不是小仗，何況是在中南半島上，耗費錢糧之巨，也是可以想見的。至於傷亡，也是不淺，足有七千餘人，半數以上都是非戰鬥減員，同時，足以兩千多名漢軍將士長眠於半島高原與密林之中……
誠然，真臘國的損失更爲嚴重，是數倍乃至十倍於漢軍，並其漢軍還攻取了以文單爲中心第六大片真臘國土，但這筆買賣，在大漢朝廷那裡，怎麼算都是虧的。
因此，在雍熙六年夏四月，當真臘使節歷經辛苦，抵達西京洛陽，帶來真臘國王闍耶跋摩地五世的乞和信後，幾乎沒有經過多複雜、激烈的討論，皇帝劉暘便同意其所請。
至於條件嘛，稱臣納貢是必需的，割地賠款也少不了，同時要求真臘大開國門，準備大漢商賈前往貨殖經商，並且，對於流亡於真臘國境內的那些來自安南、雲南兩道的反抗勢力，真臘國也需協助清剿。實事求是地講，朝廷的條件也算寬仁爲懷了。
真臘國所不清楚的是，事實上他們只需再扛一扛，情況就會好轉，因爲大漢帝國的高層達成共識，決議罷免兵，結束與真臘國這場爭端。
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與真臘這場戰爭實在是虧本，打下去對朝廷並沒有多少好處，只會空耗國力，在真臘戰敗服軟後，沒有必要再浪費錢糧兵力；
二則是打進入雍熙時代起來，偃武修文、休養生息便是朝廷最重要的政策方針，如非必要，是不會輕啓戰端的。
當然，像劍南叛亂，真臘入寇，這種情況是必須堅決鎮壓、反擊的，只是到什麼程度，朝廷諸公是有個心理底線的。
平心而論，皇長子劉文渙率軍反攻入真臘國境，雖然很提士氣，大揚中國武功，但並不是那麼受大漢上層認同。
即便是皇帝劉暘，雖然後面下令相關部司全力保證大軍後勤，但也給了一個“莽撞”的評價。
至於還有一些不便名言的理由則是，像朝廷出兵出錢出力，給封國謀取好處的事情，是越少越好，朝廷封國，是爲了減省擴張拓殖帶來的成本與消耗，這是從開寶後期就在朝廷內部形成的共識。
只不過，世祖皇帝在時，他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受羣臣建議，表明態度，而雍熙皇帝，對於封國王們，卻多多少少要顧及一些影響，顧念“兄弟之誼”。因此，有些事情可以做，卻需少說。
而在整場戰爭中，當然有獲利者，而獲益最大的，毫無疑問是劉曙的林邑國。由於在北方面臨着帝國軍隊的強大壓力，對南方，真臘即便有所防備，但力量有限，在應對上自然勉強。
而林邑可謂是精銳盡出，又有大量南下勳貴、海商的大力支持，領軍的又是劉文演、劉珙這兩個林邑國最能打的將領。
戰果是碩大的，二劉不只將實現“攻取河洲”的既定目標，還超額完成任務，向北挺進，直抵洞裡薩水與湄公河匯流口，築巴山堡方止，以爲防禦。
而巴山堡，距離真臘國的核心統治地區，洞裡薩湖平原，已然不遠了。而比起北面大漢朝廷的數萬大軍，來自林邑國的“背刺”，威脅顯然要更爲致命。
即便劉文演由於兵力、交通、後勤等諸多因素，沒有急進，但也在劉文渙於北方持續施壓、攻城略地的同時，率軍北上洞裡薩湖地區，雖然沒有刻意追求攻破城池，但也殺傷了大量真臘臣民，掠奪無數，極大地破壞了真臘國的社會與生產秩序，大大延緩了真臘國對林邑反制、反擊的速度。
而經過劉文演這麼一番折騰，真臘國自然又迎來了一場傷筋動骨般的損失，而林邑國幾乎全佔湄公河三角洲，其中包括一部分已經被真臘國開發過的城鎮土地，這也爲後續林邑國的開發，節省了一定的人物財力。
畢竟，即便再優良水土，拓殖墾地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僅一個水利條件就能難死個人。而從佔據湄公河三角洲開始，林邑國在半島上真正的立國之基，也開始逐漸打牢固，這一片肥沃的土地，也值得大漢子民紮根。
和林邑國一樣的，是西邊的臨海國，在真臘受到南北交攻的同時，臨海王劉文海也派遣了一支軍隊，自直通地區越過山地之阻，向真臘西南部海灣地區（泰國灣）進攻，即便只是實現了一種名義上的統治，通過這次行動，也拓地數百里。 若不是劉文海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對北部蒲甘地區的攻略上，真臘這塊肥肉，劉文海是必定要大分一杯羹的。
而在過去的五六年中，中南半島實則一點也不安寧，不只林邑國在就是吞噬占城遺產，構建封國軍政體制。在南邊，齊王劉昀也在加緊對北金洲地區的掌控，在他的招徠以及朝廷的支持下，又有幾十家勳貴、功臣子弟，奔赴南洋發財，劉昀的“新齊國”也的確是大傢伙在南洋的首選之地。
最不安寧的，顯然就是大肆攻略蒲甘、直通地區的劉文海的，在朝廷及南洋海上的支持下，劉文海率軍，僅用一年的時，便將“緬甸”東南地區的孟族政權直通國給消滅。
然後，一邊從國內、南洋地區徵募漢人力量，一面對本地土著進行馴服工作，同時向北挺進，迅速與蒲甘國叫上手。
在過去幾年，半島西部，基本上都是圍繞着大漢帝國之臨海國於土著蒲甘國的戰爭展開的。
到雍熙六年爲止，臨海王劉文海在盡取直通國故地的基礎上，正與蒲甘國爭奪“下緬甸”地區，但與林邑國不同，劉曙那邊還能顧及到商業、農漁業的發展，也有一些實際的經營成果。
而臨海國這邊，則就完全是一套軍事體系了，劉文海完全建立了一個以漢人軍功地主爲主體的軍國主義國度，從雍熙元年到六年，幾乎無歲無月不戰。生生打斷了蒲甘國的上升之勢，還得竭力抵禦來自兇惡的漢人軍民的侵略.
也是在雍熙六年四月，在劉文海糾集三萬大軍（親軍+漢人武裝+僕從軍）再一次向蒲甘國發動夏季攻勢。
這一回，蒲甘國沒能抗住來自臨海國海陸兩面夾擊，於是，抵抗了整整四年多的蒲甘國向北潰退，劉文海終於全據“下緬甸”，蒲甘國則真的被打成了一個“內陸國”。
至此，劉文海方纔停下擴張的腳步，把目光放到內政治理上。來自朝廷的直接支援，早就已經停了，在主要依靠自己以及先父遺澤的情況下，劉文海在完成初期擴張目標後，也不得不停下來歇息一番。
雍熙六年八月，在文單城待了大半年的皇長子、汝陽公劉文渙，終於收到朝廷的召還，帶着最後一批遠征軍撤向安南，回朝獻捷。
當然，在回朝之前，劉文渙還做了一些善後工作。已經攻取的真臘土地，還是不可能還回去的，劉文渙、趙氏一系更是堅持將之納入大漢國土範圍，這是可以理解的，否則開疆拓土的功勞沒了，反而會讓劉文渙陷入“窮兵黷武、勞民傷財”的攻訐旋渦中去，慕容氏那一派的人，是必定會揪着此事不放的。
而直接納入帝國的行政管理，成本又太高，於是，當從朝廷那裡拿到全權處置權之後，劉文渙對開拓的北真臘土地做了一番安排。
首先，名義上設立了文、萬、蒙、真四州，同時從安南、雲南、廣西調集了一批官吏。而在名義之下，劉文渙於四州代朝廷賜封了三十多名土司，這些土司之中，有真臘投降的權貴、將領，也有當地的土著部落首領。
對於大漢的土司制度，這些勢力自然是有所耳聞的，隔壁的安南道同樣也不少土司，因此，這些新利益集體接受得很快。
因此，劉文渙固然無法保證新取的文、萬、蒙、真四州能徹底穩定下來，成爲大漢始終鞏固之國土，但至少保證其不會輕易復歸真臘，且隨着時間的推移，它總會走在“漢化”的正確道路上，畢竟如今的中南半島乃至整個東南來，漢人的影響正在持續不斷的加深、加強。
而對劉文渙的善後處置，不管背後是否有人指點，皇帝劉暘終是給了一個“不錯”的評價。而隨着劉文渙撤軍回國，中南半島持續了近一年的動亂，終於恢復穩定。
即便，這份穩定並不是那麼牢靠，但同時，一個全新的半島乃至東南亞局勢形成了。
從宏觀上講，幾個月的“半島戰爭”對整個東南亞的歷史，都有重要影響，即便從結果上並沒有出現“滅國”的情況。
但與往年發生在南洋地區的“滅國”戰爭有所區別的是，這一次下場的，不只是來自大漢帝國中央的強權，還有如林邑、臨海這樣的大漢封國，甚至於戰後東南亞的新格局正是在這些封國的努力下促成的。
到此時，似乎才真正出現了世祖皇帝曾經所期待的情況，大漢的開拓精神，不該只是來源於皇帝個人的喜好與支持，封國也不該被動地等待朝廷的哺育，他們需要更積極、更鐵血，需要有一股發自內心的擴張的散播大漢文明的源動力.
當然了，這樣的情況，對於中央帝國而言，究竟是好是壞，仍有待時間的檢驗。
但至少在雍熙六年的當下，整個東亞地區的形勢便是，以大漢帝國爲核心的中國勢力，進一步加深了對大漢旗幟下山川河流、海洋島嶼的影響控制。
大漢帝國對於整個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進一步鞏固，一個充滿攻擊性與不確定性的全新藩屬國體系正在形成，這也天朝上國真正走出傳統“九州”舒適圈的積極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