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皇登基開始，大漢帝國屬於康宗劉文澎的時代，也就徹底過去了。包括劉文濟在內的歷屆大漢皇帝，論繼位之平順，國勢之穩定，處境之優越，沒有誰比得上劉文澎。
然而，八年的時間下來，今時之帝國比之平康初年，也發生了大變樣，狀況不是那般良好。
皇權勢弱，朝政不穩，政治也難談清明，權貴之間矛盾重重，吏治又如脫繮野馬般失去約束，冗官冗員，奢靡、攀比之風再起，太宗時代的種種規矩與優良作風被打破.
唯一值得稱道的，或許在於民間經濟依舊極富活力，取得了更進一步發展，但貧富差距的拉大緊隨其後，地方宗族豪強、鄉紳地主猖獗之勢復萌。
而從雍熙盛世，發展到平康“小康”，康宗劉文澎顯然身負不可推卸之責任，畢竟，他不是真正的小皇帝，具備足夠的自理能力。
然在康宗的立場去自省，似乎又有幾分值得“理解”的地方。平心而論，康宗或許不英明，但足夠聰明；他荒唐任性，但並不殘暴；他好樂怠政，自尊自得，處事唯心，化國器爲私用，視天下爲私產，但對國家之傷害，或許還比不上史冊上諸多“有爲”之明君的功業之心帶來的負面效果。
終康宗時代，雖然排擠了不少功勳老臣，貶逐了不少忠正之士，但從未擅殺大臣。或許並不能公平、公正地對待那些功臣耆老，但對於大部分人，還是給了一份基本的體面。
說到底，拋開皇帝的身份不談，康宗也只是一個普通人，處在了一個不那麼適合他的位置上。傲慢、虛榮，沒有進取心，祖宗傳給他一份堪稱歷史之最的龐大資產，天下財貨、億兆子民，任他予取予求，在世界祥和、大志不足的情況下，不享受，不揮霍，不浪費，又讓他做什麼？
以世祖、太宗的標準去要求康宗，簡直是對他的苛求，他是個凡人，有凡人的貪惡私慾，他的所作所爲，也完全符合大部分封建專制君主的作風與標準。
事實上，一直到死，康宗都還得感謝世祖、太宗二帝，尤其是太宗皇帝。若不是他們留下的帝國底子夠厚，經得起他造，或許“康”這個廟號都輪不到他。
若是換一個歷史時期，相同的作爲，或許“僖”、“熹”、“閔”、“質”之類的廟號就給他安排上了。
關於康宗廟諡，朝廷內部也經過一番討論，着實費了一些腦筋。惡諡是不可能的，否則平康時代的公卿大臣們何以自處，又將何以謝天下？溢美之諡又不能唯心地給，最終給了“康”這樣一個非傳統的上號，諡號也要“短”很多，曰睿明武閔孝皇帝，實在是沒法再往他臉上貼金了
當然，站在新君劉文濟的立場上，或許更傾向於康宗一個下諡，不過，最終他還是認可了羣臣的建議。從年號，到先帝諡號，劉文濟都是一貫的從諫如流，這也是端拱時代劉文濟治政的基調。
康宗畢竟是走了，給初登大寶的劉文濟留下的，則是一個極其複雜且麻煩的局面，大漢帝國顯然又染病了，這一回，則需要劉文濟這個“醫者”來診斷、治療。
而在此之前，他真正要做的，還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皇位，這是一切作爲的基礎。對此，即便沒有蕭太妃的提醒，他也有充分的思考與認識。
問題是嚴重的，挑戰是艱鉅的，然而，對劉文濟來說，再難也難不過十數年失望乃至絕望的堅持與煎熬，難不過地數年如一日的抱病在牀、蟄伏觀望。
當劉文濟登上御座，安居龍牀，安然地接受公卿百官、諸國使節朝拜時，他便知道，最艱難的時刻已然過去，“皇帝至尊”就是他最大的底氣與自信來源。
劉文濟可不是稚嫩的劉文澎，從小飽受世祖、太宗薰陶，又在帝國體制內摸爬滾打二十餘年，經受過的磨難與歷練，讓他從思想到眼光上都充滿了睿智，對帝國的人、事、制度，他看得可遠比劉文澎要清晰、深刻，當他坐到皇帝這個位置上時，也更懂得怎麼發揮其功能。
繼位之初，重重壓力，種種麻煩，就不斷向劉文濟襲來，即便他已經表現得足夠隨和、無害，但仍舊有人不斷地來試探他。
但麻煩再多，說到底也是人的問題，把握好朝廷的人情變化，處理好與權貴們的人際關係，即便暫時事無所成，劉文濟至少能做到穩如泰山。
在新朝的人事問題上，劉文濟干預的並不多，尤其在代表着帝國權力中心的廣政殿政事堂內，基本維持着康宗後期的配置。
而這樣的結構，固然使得貴族勢大，但於還沒站穩腳跟的劉文濟來說，卻有其一利，至少他先天地就獲得來自寇準、徐士廉、向敏中、王欽若的支持，而這四人，已經帝國廣大庶族官僚羣體在中樞的代言人了，遠不比當初。
要知道，當初庶族官僚其勢最盛時，至少在中樞層面，是要蓋過勳貴官僚的。當然，這也需辨證地排除皇帝影響之後再去看待，而整個康宗時代的發展，似乎也說明了一件事，在當下的大漢帝國，最終還是由功勳貴族們說了算
至於尚書令王旦，他的倒臺是必然的，鎮不住場子是一方面，劉文濟繼位過程中的波折也需要有人買單。作爲“首相”，從他站在慕容太后一邊開始，不成功，那就只有下馬。
不過，劉文濟顧念其三朝老臣，及過往功勞，給了他一份體面，讓他出任山陵使，監造康宗陵墓以及日後的國葬儀式。
這裡需要提一下，在趙王出山，力挺立長，朝廷在劉文濟繼位事宜上達成共識後，才繼續康宗的後事，劉文濟登基，也是按照“以日易月”原則在國喪結束之後。
不過，康宗生前未建陵寢，因此，屬於他的“安寧”還在緊急修建之中，距離大葬還需要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梓宮還得停放在垂拱殿。
爲表尊重，劉文濟在登基後，把自己理政視事的寢宮，選在了世祖晚年常居的萬歲殿。於是乎，端拱皇帝，不住垂拱殿.
而劉文濟對王旦的安排，一干權貴們看在眼裡，多表示滿意，至少這份謹慎、寬容的姿態，值得讚揚，比起康宗的荒誕不經、難以捉摸，剛上臺的劉文濟表現得可太讓人舒服了。 王旦罷相，大抵是朝局影響最小的一次“首相遜位”了，而比起此事帶來的影響，還是尚書令這個職位本身更讓人期待。到端拱元年，尚書令大漢帝國首相的地位與職權，已經徹底鞏固了，這就是輔佐天子秉執朝政、治理國家的百官魁首。
而在劉文濟時代剛剛開啓的時候，這個職位，不是僅靠皇帝支持，就能夠立足的。對於尚書令的繼位人選，劉文濟首先請鼎力支持他的趙王劉昉擔任。
結果並不出乎他的意料，劉昉直接拒絕，完全不是那種擔心皇帝猜忌的感覺，只是很從容地向劉文濟交待了三言兩語，讓他好自爲之，善待臣民。
對於劉文濟的資質、器量與能力，早在當年南巡之時，劉昉就有深刻的認識了，至今記憶猶新。朝廷內外，在看待新皇劉文濟的問題上，只有少數人能看得清楚，趙王劉昉顯然是其一。
而面對趙王一番坦誠的交待，劉文濟也如釋重負一般，向他躬身行禮，彎腰九十度那種。
同時，爲表感謝，劉文濟又在後來追封折太妃爲皇后，諡號孝誠皇后。當年魯王爲此事直接被趕出朝堂，當時朝中羣議不斷，而到劉文濟，辦成就像喝水一般簡單，滿朝上下，只有贊同，幾無反對。
而此舉，毫無疑問，讓劉文濟得到了折皇后所出那數十名子子孫孫的認同與支持。
另外一個大功臣楊業，劉文濟也沒忽視，當然讓退休多年、年逾八旬的楊老太師出山爲相，是不大現實的，因此劉文濟請楊延昭爲相，還給了一個“出將入相”的理由，結果同樣爲楊延昭所拒，請皇帝另則賢良。
由於楊皇后的關係，楊氏在朝中的處境多少有那麼些敏感，若不是老楊業本着一顆對先帝、對帝國的赤膽忠心，絕不會貿然開言的。
再之後，皇帝劉文濟方繼續表現着他的“從諫如流”，採納羣臣之建議，由財政使向德明繼任尚書令，主持朝政運轉。而這件事，首先就引起了吏部尚書劉繼昌（徐王劉承贇之子）的不滿，這個宗室老臣，在年紀越發年邁的情況下，則越發渴望登頂。
當年，吏部尚書被呂蒙正給頂了，如今，尚書令近在眼前，又被向德明頂了，心中自然不甘。於是，朝廷中樞在端拱時代，是以尚書令與吏部尚書之間的角力展開的。
在這方面，出身、資歷、功勞、能力都足夠深厚向德明，是一點都不怵劉繼昌，而皇帝劉文濟，則於其側，默默觀察，等待，等待一個把這些老貴清退的機會，當然，哪怕是熬也能熬死他們，一個個年逾六旬，能有多少年？
當然，比起朝堂之上那些看起來影響重大的人事變動，劉文濟真正插手或者說在意的只有幾個職位，並且都讓他辦成了。
首先，以關內都指揮使折惟昌爲巡檢司都指揮使。折惟昌，代國公折從阮曾孫，已故代郡公折惟正之弟。
又以蕭惠擔任大內軍副都指揮使，主要負責御前諸班，同時，曹利用調入中樞，任爲內閣學士兼知制誥。
當然，蕭恭是不會被遺忘的，劉文濟任命其爲少府。前少府劉規，於平康九年春，在一場倒春寒中，猝然而逝，生前無病無災的，也算無疾而終。
雖然是個宦官，但歷侍三代君王，並且風格迥異，而能夠以一宦官之身，掌握帝國少府這個龐大的皇室財產機構三十餘年，就足以留名史冊了。
同時，劉規其人雖死，但他在少府多年任職中，構建完善的一整套事務、財務、人事管理制度，卻徹底留了下來。做事易，立規矩難，這纔是劉規最厲害的地方，也是他能在少府之職上幹三十多年的根本原因，如果僅僅靠取悅皇帝，那是遠遠不夠。
當然，於皇權而言，作用重要的特務機構，也在極短的時間內，就被劉文濟收入彀中。梟部，鄭元果如其言，在劉文濟登基之後，就主動告老，請求回鄉歸養，劉文濟同意了，除了賜他大量金銀財貨之外，還授予三品文散官以及金紫服飾，給他一個厚重的恩典，讓他榮歸故里，養老傳家。
名噪一時的皇城使王約，則爲此前的三心二意、首鼠兩端付出了代價，當然，念其幾十年伺候兩代先帝還算盡心盡力，沒有殺他，而是流放南洋，讓他帶着自己的財產、侍從乃至姬妾、子孫（宦官與女人和子女並不絕緣），遠離大陸，永別朝廷。王約雖然心中不甘，但最後還是叩頭謝恩。
相比之下，一直觀望的林特卻留了下來，當然不是留在武德使的位置上，劉文濟在與他進行一番談話，仔細審視過此人之後，以其爲東南轉運使。對林特來說，這可是一個意義重大的任命，自是千恩萬謝，當場就給劉文濟跪了，大表忠誠。
上一個這樣待遇的人，還是王玄真，而王玄真後來的際遇，至今仍是特務系統中所有人心目中的榜樣，甚至拜相，甚至成爲輔政大臣，即便後來遭到排擠，那也是特殊出身臣子能夠達到的巔峰（壽國公李少遊雖然負責武德司的具體創立，但並不能單純以特務臣子來看待。）
繼位之初，劉文濟的一系列操作，邀名務虛也好，務實取利也好，一切的出發點，都是爲了打造一條鞏固他這個皇位的護城河，很成功。
等到端拱元年夏六月的時候，劉文濟已經徹底坐穩皇位了，而幾個月間，他雖然在朝廷之中發話不多，但朝廷內部，卻沒人敢像康宗初期那般小覷乃至忽視皇帝的意見，這似乎，就是皇帝氣質的不同造成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