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我們的英宗皇帝回到北京的這一天，他就給我們這個新的王朝投下了陰影，沒有人會忽略身在南宮的他，在人們的心中南宮的他纔是正統，而乾清宮的這個人只是一個竊者。
文官們所力推的代宗登基並沒有如期望的那樣穩定局勢，反而在英宗回來後使得局勢更加的微妙和複雜化，因爲一個居住在南宮的前任統治者就像一根跳動的引線，那些不安分之人一旦利益受損就會抓住這根引線點燃它。但不管怎樣，景泰初年一切還是在和平下進行，它由宦官、武將、文官組成了一個穩定的政體。
如果你認爲王振死後，大明王朝從此就擺脫宦官政治，那麼你就錯了，王振的位置正在被興安所取代。興安是宣德時代的高級宦官，正統年他曾經在司禮監中發揮重要作用，但他跟其他高級宦官一樣，他們的位置都被後來居上的王振取代，如今王振已死，留下的權力真空迅速被興安佔據，但他無法像王振那樣壓服四方，他能做的更多是在與其他羣體的激烈碰撞中求生存。
不僅如此，景泰年宦官對軍隊，尤其是對京營依然有着極強的控制力，曹吉祥和劉永誠是其中的佼佼者。這些跟軍隊有着千絲萬縷的宦官並不僅僅是做爲督軍而存在，他們的身份就是將軍。他們能夠獨立領兵作戰，他們思維縝密、視野開闊、熟悉山川地理、看的懂軍事地圖，更爲重要的是他們有戰功。曹吉祥早年曾獨立帶兵前往雲南作戰和福建平叛，而劉永誠在永樂時代就三次跟隨朱棣遠征漠北，宣德時期也是如此，甚至到了弘治時代73歲的劉永誠還在負責京營的訓練，面對這樣的人帝國無人會否認他們的將軍身份，即使他們是宦官也是如此。雖然宦官統領了軍隊，尤其是統領了京營和禁軍，但我們這個帝國不存在地方軍閥割據情況，這也就使得宦官無法像晚漢和晚唐那樣廢立君主。
曹吉祥和劉永誠雖然屬於宦官，但毫無疑問他們屬於武官體系，除此之外還有石亨，這位大同敗將被兵部尚書于謙委以重任。
除了這些武官們，文官集團開始成爲一個優秀而穩定的團體，在某些方面呈現出三楊政治的特點，那就是老成而低調。吏部尚書王直是領頭者，他能夠爲國家選擇清廉而幹練的官吏，在土木堡之變後的危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還一直是接回英宗最主要的主張者；除此之外還有兵部尚書于謙，在土木堡之變後他挺身而出，調動人力、物力保衛北京，並將代宗扶上帝位，在穩定人心、展示天朝國威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如今的于謙還要承擔京營的改組任務；還有出使瓦剌，清廉、正直的楊善、李實都在察院工作。
景泰政體是一個平衡各方利益的政體，它既沒有像王振那樣能夠壓服全局的人，更沒有像三楊那樣能夠說服全局的人，它更像是一個因爲一件突發事件而走在一起的一個鬆散聯盟，更爲糟糕的是它裡面混進了三個聲名狼藉的人，他們是曹吉祥、石亨、徐有貞。在此種情況下景泰聯盟面臨隨時破滅的危險，而我們的代宗皇帝對此卻沒有規劃，他只是帶着我們的帝國沿着正統的慣性往前走。
景泰初年我們的帝國面臨着三件事，一是如何從南方叛亂中抽身出來，二是如何通過水利工程解決黃河氾濫問題，三是如何對土木堡事件中暴露出問題的京營進行改組。
雲南的麓川戰役已經由老兵部尚書靖遠伯王驥完成，此刻他正在回京的路上，由於王驥屬於英宗派系的人，此刻御史正在彈劾他，但當他到了武昌的時候恰逢湖廣的苗民和瑤民叛亂，王驥又掛印平叛。而此時浙江、江西、廣東一片的農民起義已接近尾聲，這些都使得景泰年能夠有一個良好的開局。
負責治理黃河的就是那個在土木堡事變後主張南遷的徐有貞，他是一個既習儒學又習陰陽學的人，陰暗是他的特點，但才華也是他的特點，天文、地理、兵法、水利、陰陽、術數也是他擅長的。他挖了一條溝渠將氾濫的河水引入大海，他沿着運河兩岸開鑿了水庫防止氾濫的河水和泥沙阻塞運河，他設計一個灌溉體系使得山東的數百萬畝良田得到灌溉。通過這件事證明了徐有貞的非凡才能，土木堡事變後籠罩在他頭上的陰霾被一掃而光，他又是以前那個徐有貞。
從土木堡之變中暴露出我們軍隊的一個特點，那就是作戰時軍士之間互不熟知，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還要從永樂年間說起。永樂時期爲了征伐蒙古，太宗皇帝長駐北京，從全國的衛所抽調軍隊組成三大營，這就是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遇到有戰事的時候再從三大營中抽調士兵組成征戰部隊，這就產生一個問題，就是作戰的時候兵與兵之間，將與兵之間互不熟悉，影響了作戰的協調性與團結性。大明與瓦剌恢復和談後於謙便開始着手處理此事，于謙將三大營改組成十個團營，每營設都督、都指揮、把總、隊長，作戰時以營爲單位，而不是採取抽調的方式，剩下的士兵仍編入三大營承擔京城的防務。對於十個團營由宦官、武將、文官共管的方式，文官統軍一定程度上會增大文官的權力，但它也能夠防止宦官和武將統軍帶來對軍士欺壓、驅使等問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後軍隊中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使得我們這個帝國不可避免的需要文人插手軍事管理。
雖然景泰王朝一切都從一年前的那種亂糟糟景象中平靜下來，但我們的代宗皇帝平靜不下來，他在思考一件事情，那就是廢掉皇太子改立自己的兒子爲太子。這又是一件跟儒家禮法不符的事情，對於繼任人的確立或廢立問題是比現任君主的變動更令人敏感的事件，因爲我們這個帝國對於未來關注的更多。
這一不合禮法的事情出人意料的得到了大多數士大夫的支持，少數反對的人也只好在心中排斥之，這一事例表明時至景泰年我們的士大夫們仍然沒有恢復或形成他們獨立的操守，皇權依然強大。雖然代宗在廢立繼承人的問題上達成了自己的目的，但裂痕已經產生，表面的平靜下不安在加劇，野心家開始蠢蠢欲動，敏銳的人也開始不動聲色的觀察。
景泰四年我們的新太子死去，代宗皇帝如遭雷擊，他雖然不到四十，但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齡，從這一刻起他的身體就開始差了起來。他也許已經預見了結局，但只有束手等待這一天的到來。
時局已經微妙到了極點，空氣在凝結，再傻的人也能捕捉到那微妙的氣息，但這些久經宦海的飽學之士們卻仍在謹小慎微、仍在患得患失，機會就擺在眼前，一旦你抓住了，或許會丟掉性命，或許會傷殘，但你會青史留命。
御史鍾同是江西人，的確，帝國大部分的知名人士都來自江西。御史的父親鍾復是宣德朝進士，跟正統朝翰林院侍讀劉球不僅是同鄉還是好友。時值宦官王振擅權，衆大臣敢怒不敢言，劉球願意充擔這個歷史的重任，但他想讓鍾復與他一起上書，鍾復的妻子聽說後便對劉球斥責道：“你想找死爲什麼還要連累別人。”如此，劉球便獨自上書痛罵王振，王振將劉球關進了錦衣衛詔獄，被錦衣衛指揮使馬順打死，屍體被肢解。雖然鍾復逃過一劫，但不久卻亡故，其妻嘆曰還不如讓鍾復跟劉球一起死去，以落得一個忠直的美名。
年幼的鐘同一直敬佩像劉球這樣捨生取義的士子，他同時也爲父親沒有走劉球的路而深深遺憾，他發誓要繼承父親的遺志。景泰五年，鍾同、禮部郎中章綸、太常寺少卿廖莊、禮部郎中孟玘相繼上書要求代宗復立英宗之子朱見深爲太子，三人皆被杖責，鍾同當場被杖斃，後來鍾同的牌位被供奉在家鄉吉安永豐縣的忠節祠中與劉球牌位在一起，鍾同真的實現了當初之志。
在這種嚴峻形勢下，朝中其他重臣如王直、于謙、胡濙、王文也私下裡向景帝進言要求立朱見深爲太子，但都被景帝斥退，這些重臣也是無可奈何，歷史似乎又滑入三楊時代，後世又像責備三楊那樣責備王直、于謙無所作爲。實際上老臣、重臣跟年輕後輩思維方式不一樣，年輕後生可以一死博忠名，但老臣、重臣需要對政局的穩定負責，實際上此時代宗已經不信任於謙了。我們的於少保已經是如履薄冰，他的親信、部下開始與他避嫌，他的處境就像當年的劉伯溫一樣，於少保獨立的操守似乎不適合這個官場。
我們的皇帝此刻已經患了焦慮症，雖然處罰了三人，但面臨的壓力是空前的，人們不說，但那種無聲的語言已經告訴皇帝他們想說什麼。南宮的哥哥已經在那裡跟自己的嬪妃生了幾個兒子了，而自己雖然整日忙於牀第之事，卻仍是一個也沒有。在這種煎熬與折騰中我們的皇帝終於病倒了，
景泰八年的形勢似乎已經到頭了，元旦過後衆大臣去看望朱祁鈺被司禮監太監興安擋在了門外，興安雙手做十字狀告訴衆臣僚皇帝只剩下十天時間，興安對衆位大臣說道：“諸位都是股肱之臣，不能爲社稷出謀徒來問安有何益處？”
衆人明白興安的意思，那就是抓緊安排立儲的事情，各部的堂官都參加了左掖門會議討論立儲的大事，雖然大多數官員都贊同復立朱見深爲太子，但最後還是沒有達成一致意見，衆人還是要徵求皇帝的意見。
景帝將立太子一事否決了，只提到十七日舉行早朝。這件事情傳到了石亨的耳朵裡，他很失落，一旦景帝駕崩，衆大臣擁戴朱見深成功，那麼就意味着自己在這場立儲中沒有絲毫的擁戴之功，這麼些年來自己的名聲已經臭了，如今的自己還要小心翼翼，那把刀子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砍到自己身上。石亨知道若想保住自己的利益就必須在立儲中發揮作用，憑藉自己一人做不了此事，必須另找他人，找那些跟自己一樣居心叵測而且利益受損的人，他找到了曹吉祥、張車兀、楊善、徐有貞、羅通，這些人皆對石亨的想法表示贊同。在這五個人中，張車兀和羅通是跟隨石亨一起掌管京畿十團營的，皆是手握重兵之人，這五人除了楊善外其他人考慮的更多是權益，而楊善是真心希望英宗復位。
不僅如此，曹吉祥還進宮就此事取得了太后的同意，太后本就傾向於自己的親生兒子朱祁鎮。此事到了此時已再無懸念，政變的人不僅掌握着軍隊而且還徵得了西宮的支持，只有幾個按照儒家禮法行事的儒生被矇在鼓裡。其實到了這個時候石亨等人即使公開行事也沒有什麼不可，只是他們更希望把這樣的行動演變成一次秘密政變以顯示他們的功勞。
這邊羣臣仍是心急如焚，十六日清晨衆人又聚在一起，最後商議結果還是立朱見深爲太子，並寫成草案打算第二天早朝時遞上去。
大明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十七日凌晨石亨等人衝進南宮，將朱祁鎮扶上了皇位。我們的英宗皇帝在離開皇位七年零五個月之後終於迴歸大統，即位詔頒佈後英宗於當日下令逮捕內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王文以及兵部尚書于謙。英宗北狩一年，幽禁七年，他以極大毅力熬過了這近八年時間，仇恨在他心中慢慢積累，當也先帶着他來到北京城外而不得進的時候，他在心中已經把他的弟弟和他的那些支持者判了死刑，尤其是這個王文，在衆大臣皆主張接自己回來的時候是他表示了反對，也是這個王文在衆大臣主張復立朱見深爲太子的時候他又表示了反對，朕不想再見到他們。
英宗的復位又是一件違背儒家憲法的事情，按照儒家憲法，皇位只能向晚輩傳，斷無向長輩傳之理，所以爲了顯示自己復位的合法性，景泰皇帝年號必須要抹去，既然景泰政權爲非法政權，那麼促成這一政權誕生的王文、于謙也必須被處死，這樣才能名正言順。
天順元年（1457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在英宗復位五日後，王文和于謙被處死於西市，圍觀的百姓莫不落淚。于謙大義凌然、毫無懼色，也許當他提出立郕王爲帝的時候他就預料到了這種結局，但爲了江山與社稷他將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于謙此生已無遺憾。
正統十四年的往事，朝堂上的奮然而起，北京城美妙的時光，同仇敵愾的動人場面，對於於少保來說，一切都宛如夢中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