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歷史學家黃仁宇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明代的稅制是一種內斂的稅收政策，洪武年間帝國的稅收達到二千七百萬擔，從此就將此作爲一個定額確定下來，即使是新開墾的田地也不再起科。我們的帝國只想保持一種自耕農經濟的模式，一種簡省的社會管理方式，它並沒有考慮到人口會增加，也並無興趣將這個社會推到更高的模式。
不僅如此，朱元璋還制定了對商業徵收及其低廉的稅收政策。隨着時間的推移，這種僵硬的稅收政策越來越不適合帝國管理的需要，大量的農業人口轉成工商業人口，田地被拋蕪，以及大量的耕地轉種經濟作物，這些都使得農業上獲得的稅收越來越低，而佔經濟比重日益增大的商業稅卻沒有提升，這的確是一種奇怪的現象。
對於這種奇怪的現象黃仁宇和杜車別分別進行了解釋。黃仁宇認爲一是由於後世嚴格執行了朱元璋制定下來的政策，二是傳統儒家社會抵制徵稅；杜車別認爲是由於知識分子通過科舉以柔性的方式獲得了政權，而代表士紳利益的士大夫階層在稅收上採取了抵制的政策。應該說他們的觀點都有一定道理。
朱元璋制定的大部分政策都得到了嚴格的執行，這是因爲洪武的政策自然有先見之明，二是因爲存在於我們社會中的巨大慣性阻礙了變革，但這始終不是明代稅制無力的原因。對於朱元璋的不合理政策在後世得到糾正是正常的，並非不可更改。我們的傳統社會是個重農抑商的社會，因爲地理、氣候、河流決定了我們適合進行農業，不像歐洲以商業爲主，天朝的富饒又使得我們是個自給自足的經濟體，對外界發生不了興趣，這些都決定了我們必須以農業爲主。一旦農業生產不穩定，帝國就會動盪不安，所以爲了限制農業人口轉入非農導致糧食減產，我們的社會對商業壓抑到了極點，帝國從來沒有徵收商業稅的概念，如果商業稅支撐了這個帝國，那麼這是可怕的，因爲它意味着重農抑商的國策開始搖搖欲墜。
儒家思想抵制徵稅也是正確的，因爲儒家的仁政正是反對役使民力，實際上低額的稅額無論對帝國還是對民衆都是消極的，它無法應對大規模的自然災害，也無法應對外敵的入侵，更無法應對曠日持久的兵變與民變，更會導致官員貪污情形，或導致大規模攤派，這點在晚明顯得更加普遍。
杜車別的看法也有其合理性。黃仁宇認爲雖然明代執行了僵硬的政策，但唐宋兩朝的稅收政策都能隨着情形的變化而更改，但明代卻不能如此，黃將其解釋成爲洪武限制其子孫改變其政策，黃的這種解釋有些牽強。實際上正像杜車別認爲的那樣，從明代中期開始，尤其到了晚明官僚集團日益成熟，其抵制變革的慣性益發強大起來，這裡面固然有私利的因素，但根本原因還是強大的慣性。明代官員雖然有士紳出身的，但也有很多貧寒之家，或者小地主出身，完全將其歸納到士紳行列也自有不妥之處。
明代賦稅的無力與僵硬最根本原因還是抵制變革的慣性太過於強大，歷史上的變革無不是以失敗而告終，寥寥成功者最後也是萬劫不復，背上一世罵名。商鞅、秦一世、王莽、桑弘羊、楊炎、王安石、阿哈馬莫不是如此，即使是君王也要背上千古罵名，就是在本朝也比比皆是，王振、劉瑾、張璁、張居正、魏忠賢莫不如此，他們死後都背上了罵名。
我們這個國家幅員遼闊、人口衆多、政事複雜，所能遵循的只能是治大國如烹小鮮，因循守舊、尸位素餐是爲官者應該遵循的準則，否則只能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自上而下的變革從來都是不可行的，我們所要做的只是等它爛掉，然後再讓歷史進行自下而上的方式進行重組，接着再進入下一個循環。商鞅變法成功得因於秦國的荒蠻，唐宋財政政策能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也得因於不是那麼強大的慣性，但到了明代，在強大而成熟的官僚制度面前，一切變革已是不可行，這不是任何君主或強臣能夠解決的問題。
歷史進入嘉靖年，這是個政治已死的年代。
我們這個帝國從它建國開始只能應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局面，一旦發生了幾件突發事件，它就會運轉不靈，甚至跌入崩潰，大約從正德年開始帝國的稅賦就已經開始運轉不靈。從這個時期，皇帝的開支開始增大起來，但每年給皇室的開支是定額，超過了這個定額，皇帝也無法，雖然這只是一個側面，但它反映出整個國家的財政週轉已經開始不靈活。
到了嘉靖朝，這種情況更加顯性起來。皇帝改變祀典規制，將很多合祀的項目改爲分祀，這些分祀帶來祀廟的營建，皇帝爲了修道移居西苑，嘉靖一朝宮中連失火災，所有這一切都表明重修工程的浩大，這需要從雲貴運送木材，或者從南洋海面運送木材，更要命的是這些接連不斷的工程聘用了數以萬計的工匠，除了要支付工錢，還要從南方調運糧食來供給。
不僅如此，北方抵禦蒙古，南方剿倭都是連綿不斷的軍費開支，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解決財政危機成了帝國的當務之急。對於解決財務問題，帝國主要採取三項措施：削減宗室、勳貴、官僚、軍隊以及政府的行政開支，乃至皇帝自己的開支；在江南征收附加稅；清理兩淮的鹽政。
削減開支、節約成本本就是杯水車薪，而且導致了嘉靖朝宗室、軍隊的騷亂，以及官員們的欠俸問題，節流從來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它甚至在以後的時間裡會引起更大程度上的反彈；在江南征收附加稅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這個地方長期受倭患，加上不斷的水災、旱災使得這項政策最終也是難以爲繼；而清理兩淮鹽政，徵收餘鹽稅卻成了嘉靖朝應對財政危機的一個亮點。
帝國的食鹽是由全國的竈戶在各大鹽場生產，政府將食鹽收購後再賣給持有鹽引的商人，每年生產多少食鹽是按照人口數覈定的，一旦覈定就不輕易更改，這些覈定的鹽叫定鹽。但竈戶在生產定鹽之外通常也生產餘鹽，這些餘鹽就由商人收購，然後拿到市場上去出售，但商人需要向政府交納一定的稅額，稱爲餘鹽稅。嘉靖朝，兩淮的餘鹽稅是60萬兩白銀，這是一種定額，商人可以在這60萬兩框架內肆意買賣餘鹽，這就給餘鹽的生產、買賣大開方便之門。爲了獲利，竈戶加大了餘鹽的生產，鹽商加大餘鹽的買賣，甚至出現了正鹽銷售不出去，或者正鹽以餘鹽的名義買賣，在這種情況下，正鹽的生產、銷售無疑受到影響，帝國的鹽政有遭到破壞的危險。
鄢懋卿是江西人，嘉靖二十年的進士，由行人司行人擢升御史，後依附嚴嵩獲得提拔。嘉靖朝爲了清理鹽政，對付財政危機，讓鄢懋卿總理兩淮、兩浙、長蘆、河東四大鹽運司鹽政。鄢懋卿南下巡鹽後加大了對餘鹽的清查力度，並將餘鹽稅的定額由60萬兩白銀提高到100萬兩白銀，在這種情況下鹽商迅速跟鄢懋卿交惡，朝中以徐階爲首的一黨乘機加大對鄢懋卿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鄢懋卿很快被免去巡鹽御史的職務，餘鹽稅又重新恢復到60萬兩白銀的定額。
從這裡可以看出，嘉靖朝應對財政危機的辦法都無實際效果，中樞應對財政危機最終仍是採取拆西牆補東牆的措施，這些都使得嘉靖後期的時局是那麼艱難，但這也使得朝野認識到需要有所變革，這種危難的局面正是給後世的“一條鞭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