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說了格物的工夫，至於完成這個工夫的途徑，就是思與學。思是用自己的明，以明自己，如鑽木取火；學是用他人之明，以明自己，如借燈燃燈。學是吸收，思是消化。無論吸收與消化，均須憑自己上達的熱忱。上達二字，可以淺解，亦可以深解；淺解是人事，深解是真理。人事的上達，是作人作事的向上；真理的上達，是人生任務的交代。孔子說：“莫我知也夫！”子貢說：“何爲其莫知子也？”孔子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這就是真理的交代。但無論人事與真理，均須憑上達的熱枕。這上達的熱忱，亦是智仁勇三達德的產物。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上達必須由知恥開端，人若無恥，即無上達的熱忱，放辟邪侈，無所不爲，逐利爭名，損己害人，不知所恥，爲之熟而恥盡，恥盡熱忱之根絕，不可救藥。知恥爲上達的動機，有此動機，然後才能走上學與思的途徑。學思必須並用，孔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吸收而不消化是罔然。不借他人之明，證自己之思，恐思走了錯路，陷入危殆。學思互用，正確了自己的意念，格物方有把握。這是說了化習浄染。至防染防習，是人類最要緊的事。與其染濃習厚，而淨而化，不如染淡習薄爲愈。所以儒者從“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說起，講胎教、貴家教、重擇鄉（孟母三遷），慎交友（無友不如己者，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尊良師、尚聖治，此皆淡染防習之道。能淡染防習，較之染濃習厚而再去之，不只易爲，且在人類中可免多少傷害。
以上是說途徑，還需要有做法，做法必須是把握現實。現實是自己的身欲與外界的人與物接觸時，就其反應上，用自己的明來糾正其不正處。這個糾正，就是化習淨染。糾正的次數愈多，化與淨的功效亦愈大。這做法是些什麼？以儒家的學術，說到言行上，均是這個做法。但其做法，有由內向外的，有由外向內的，亦有內外交攻的。由內向外的：如九容、五仁、四箴，恕道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由外向內的：如九思、三戒、三省。內外交攻的，分爲先外而後內的，與先內而後外的。先外而後內的：如挈矩之道，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先內而後外的：如“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就反應上修正自己，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莫怨乎外，怨外是枉然，反添了怨的遮蔽；不只是無益於化習浮染，反是濃染厚習。由內向外，由外向內，是自己的工夫；內外交攻，是反應的修正。就反應上修正自己，最爲確實。至於動念爲行爲之根據，能在動念上修正，尤可使言行從根本上得其當。但在動念上修正，必須到習薄染淡時，方可得之。至於禮樂，亦是去習淨染上一件重要事。禮得其適，可以節染；樂得其適，可以調染。節染調染，均能脫習。所謂適，是適於各人之感受量，過乎其量，則不能接受；不及其量，則不起作用，禮樂之過與不及，皆成形式；成了形式，則失調節之作用。凡此諸端，皆是人的言行與心思上，朝夕不離的事。就自己一日中現實的言行心思，抱的緊緊的，格自己的物；去盡了身欲，用上了心欲，明明德於天下。爲這個生，爲這個忙，學成這個，做到這個；完成了真的種子，收穫真以歸還真。人應當這樣，其庶幾乎，可以爲人矣。
今日吾人，應該日不暇給的做些什麼？由重心輕物，轉爲重物輕心，兩個極端，使心物分離。心不能正物用，物不能表心效。反成心爲物化，物掩心用；以心逐物，物長人慾；人慾橫流，理性不展。致人多機心，羣多私謀；各謀其利，各委其害；各圖其私，各廢其公；互鬥其心，以他人作自己的芻狗；互逐其利，以他國滿自己的欲壑。強凌弱，衆暴寡，富欺貧，智詐愚。使科學爲人類之禍害，愈發明，殺人愈狠；使智識爲殘人之利器，愈高明，毀人愈工。人的勞動，不獲其全享；人的生活，不得其快愉。人盡其力以禍人，地盡其利以禍世，是吾人之所憂者。憂之當如何？應當醫救。醫救之道，端在啓發人心上慈惠之德性，樹立世界上主張公道之力量。有此德性，有此力量，教之管之。使人皆互親，仇恨不結；國皆禮讓，爭奪不興。去生產之剝削，杜國際之侵略；科學公有，愈發達人類的享受愈多；人才公用，愈高明社會的進化愈速。人盡其力以福人，地盡其力以福世；使人與人間，國與國間，得到正常關係。進世界於大同，登人類於安和，使人盡從收穫真以歸還真上做生活。“大明始終”，亦能體會着，“不習無不利”，亦能說得來。“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成爲自己的現象。“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的這回事，亦就成爲自己做，自己成，自己的事。
世語說：“當值者昏，旁觀者明”，當值者是以身欲處事，旁觀者是以心欲判事。人能格淨身欲，用上心欲，處當值之事，亦能如旁觀。但去了身欲，並不是沒有視聽。視色仍辨色，然等於色盲眼，色與視欲，不生關係；聽聲仍辨聲，然等於無耳鼓，聲與聽欲，不生關係；其他身欲，如最強烈之飲食男女，亦莫不如此。惟其如此，故能處情逆物誘之事，如大喇嘛的秤，逆與物無論多大，亦不反應。處他人利害之事，如二喇嘛的秤，毫釐必辨。處他人是非之事，若大明鏡，本來是什麼，照個什麼。投石而水不濺，涅色而染不沾，身欲如同淨水，心欲如同生龍；淨水則不蔽明，生龍則不違機。庶幾可以生，可以死。生則當值如旁觀，遊然自得自主，處事如明鏡，灑然自由自樂。得志以行於世，有爲等於無爲；不得志以達其道，無爲等於有爲。死可以無息而久，久則悠遠、博厚、高明、無疆。此爲吾人所當急爲者！君其嚮往否？
一九五〇年七月九日述於臺北
附：大喇嘛的秤與二喇嘛的秤
大喇嘛的秤——前清入關後，爲籠絡西藏、蒙古活佛的人，所以在五臺山上爲大喇嘛、二喇嘛蓋了許多寺院。大喇嘛很有勢力，最初他們到某一地，地方官還要跪着迎接，被他們用馬鞭打落頂子者很多，足見其聲勢的顯赫。當時五臺的縣知事名駱長華者，他有一天走到街上，逢見一個老百姓鞭撻驢很厲害，就問他說：“你爲甚麼這樣打驢？”老百姓說：“我背了一背草，大喇嘛還給我稱下一斤，它馱了一馱草，連一斤也沒稱下，它還不如我，養它做甚？所以我氣得打它。”老百姓的話，固然有點故意刺激他，但駱知事知道事非無因，就留心多方調查，知道大喇嘛的秤，是秤鉤與提繩在一個孔子裡，所以稱多麼重的東西，秤桿也不動的，於是駱知事就在巡撫跟前參他，但參了多少次，巡撫也不敢如何。後來駱知事立下志，非參倒他不做官，就把他告到朝廷那裡，最後清廷下旨才把他懲處了，並且爲給他留體面，特給他個穿靴的夾槓處分。普通犯人是不穿靴子夾槓刑，實際上穿靴子夾槓受刑更痛苦。
我以爲人生也要如大喇嘛的秤，稱多少東西亦沒有分量，亦就是外面如何大的刺激，動搖不了自己。這就是我常說的“官誘不動，錢買不動，手槍炸彈威嚇不動”。因爲官能誘動你，你的命就在官手裡；錢能買動你，你的命就在錢手裡；手槍炸彈能威嚇動你，你的節操就被手槍炸彈破壞了。所以世上的東西，不論甚麼只要能波動你，你就不夠個大喇嘛的秤。秤鉤與提繩距離大，則少有刺激亦必反應；秤鉤與提繩距離小，則小刺激不反應，大刺激亦要反應。既然反應，則是自己的禍福利害，自己沒有把握，仍隨外來的刺激而決定。人生能如大喇嘛的秤，處理刺激，無論多大的橫逆利誘威脅侮辱之來，亦均不爲所動，纔是自由、自主、自動、自樂的生活。這是指處理刺激而言，至若辨別是非利害，即須用二喇嘛的秤，始能毫釐分明。
二喇嘛的秤——大喇嘛受處分之後，二喇嘛提出一個聲明說：“如命我繼任大喇嘛位，我的秤桿無限長，我的秤鉤與提繩之距離無限長，雖毫釐之物，亦能得出輕重來。”這是二喇嘛的思想。辨別人我的利害，人我的是非，應當如這二喇嘛的秤。
七月十日
水池泄而不溢易，塞而不溢難。民情疏而不潰易，堵而不潰難。
七月十五日
人應當謀其事之所當爲，盡其力之所能爲，心身合一以了身。致其知之所當知，行其行之所當行，知行合一以了心。心身皆了，則成中的種能，以此種能收穫中歸還中，則不虛此生。
七月二十五日
真理是神聖，人情是萬能。神聖是無上，萬能是無違。本上真理，依據人情，無論思想言行不招怨，即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孔子厄於陳蔡，是環境使然，不是自招的。
七月二十八日
自滿的人難與談真理。自毀的人難以聽良言。
七月二十九日
色盲眼者談五色，是主觀的想象，不是客觀的事實。
八月十二日
由臺北市麗水街八號移居陽明山公館裡九鄰八十一號，後改爲臺北市士林區永公路二四五巷三四弄二七三號，其地爲廢耕之茶園，雜草及胸，道路坎坷，無電燈電話，飲用山泉，距山仔后公路步行三十分鐘，建築茅屋，從事著述，人以“菁山草廬”名之。颱風一年數至，草廬時受損壞，遂就地取材，建石屋數間，命名爲種能洞。並有種能洞命名記曰：“我到臺灣，因不耐炎熱與暴風雨侵襲，建茅屋於金山（又名菁山）山麓。移居以來，想起內地冬暖夏涼不怕風雨的窯洞，我問臺灣同胞，臺灣爲什麼沒有窯洞？他們說：窯洞有三個缺點：一潮溼，二空氣不流通，三怕地震，適合於北方，不適合於臺灣。這三個缺點，經研究全可補救，使用洋灰就防住了潮溼，開前後窗戶可使空氣流通，至於地震，窯洞與樓房性質一樣，是看建築上設施如何，我遂決定建築一所窯洞。臺灣房屋，中國式、日本式、西洋式都有，特取三式所長，融合爲一，爲臺灣同胞作試驗。此窯命名爲種能洞，因我向以種能觀察宇宙，爲配合我的宇宙觀而名之。”
九月八日
宇宙是一個大宇宙，人人均是一個小宇宙。就宇宙全體說，是要化萬象爲本體，不使本體隨萬象而流轉。就人的全性說，是要淨惹性顯本性，不使本性隨惹性而施爲。
九月十四日
人生的歸宿，有兩個途徑：一是反宇宙的演變，作宇宙演變的敵人；一是成全宇宙的演變，作宇宙演變的孝子。前者認斷不了生根不可死，擺不開生趣不可生，是避染斷惹，不涅不緇。後者認淨不了生根不可死，善不了生趣不可生，是化習淨惹，涅而不緇。人具宇宙的全成，應作宇宙演變的孝子，裁其過處，輔相其不夠處，以成全其演變。
十月二十日
問：二次革命及民初山西處境？
答：民國元年（公曆一九一二）七月，廣東都督胡漢民來電說：“近得京友確報：中央現主極端集權，實行軍民分治，收軍權財權暨一切重大政權，悉褫中央，懼各省都督之反對，則大借債，以操縱之，雖失權於外人，亦在所不惜。此後救濟之法，惟有聯絡東北各省反對力爭，或可補救一二。”旋接江西都督李烈鈞電，亦同此意，併力主應以地方監督政府，不使政府操縱地方，以免失權外人，復陷。我當時對他們的主張深表同情，於是很快覆電贊同，並說：“地方分權，古今通義，徵諸歷史，根據甚深。且中國省界之大，動逾千里，非東瀛府縣西歐州郡所可比擬，即授以各國地方行政之權，尚覺輕重失當，遑論集權中央。況當建設時代，伏莽未靖，軍政民政其權不容分屬，宜授各省都督以行政特權，限以年數，使其厲行整理，因循玩慍，屆期不舉者，嚴加懲處，使政府與地方互相維持，互相監督，庶政府之野心不萌，而各省亦不至逾權越限。俟國基鞏固，然後徐圖集權，尚未爲晚。”
這一聯電力爭的行動，李烈鈞同志和我曾廣爲聯絡，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明白覆電給我不表贊同的，只有四川都督胡景伊，積極表示贊同的，則有湖南都督譚延闓，江蘇都督程德全，奉天都督趙爾巽。我初以奉天趙都督老成望重，由其領銜入告，較有裨益，李烈鈞同志亦表同意，嗣經我馳電相詢，趙君不願領銜，乃推廣東胡都督主稿，由江蘇程都督領銜電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