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讓朕都不好意思殺他們了！”趙昺聽着王應麟‘指桑罵槐’之語，豈能不明白其話中的意思，心中暗笑着道。可趙昺也覺氣悶，這麼多年來說實話他還是不適應與那些儒臣、大家們打交道，倒不是討厭他們，而是覺的心累。
這些人說話從來不會直說，而是轉彎抹角的表達自己的意思，對他這個語文只是及格水平的理科男來說與攥着拳頭讓他猜無異。因此與他們說話都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來聽，以琢磨出其中的‘內涵’，悟出其中的‘含義’，免得產生誤讀，從而造成誤解，引起不必要的紛爭。可轉念想想，趙昺也理解了。
俗話說‘伴君如伴虎’，弄不好一句話惹惱了皇帝，輕者丟官罷爵打發回老家了，重者就是誅滅九族人頭落地。所以這些臣僚們爲了避禍，說話自然也要講策略，給皇帝提意見更是要萬分小心，指桑罵槐、以古喻今都是小兒科，打鑼邊敲邊鼓都是高手。至於想表達什麼意思，就像小學語文老師講完一篇課文，讓你自己去總結中心思想差不多。
“陛下聖明，此次北伐收復萬里山河，收復舊京，救國於危難，救民於水火，復興我大宋，功可比太祖開國。”王應麟被皇帝說破心思，老臉不免一紅，卻也明白皇帝聽明白了話中含義，心中暗喜施禮送上個贊。
“呵呵，朕哪裡敢於太祖相比，只要不被人罵作始皇就好！”趙昺聽了擡手讓其免禮，乾笑兩聲道。心中又罵一句，你稱讚老子就好好說，還要拿小棍兒敲兩下，將我比作太祖無非是提點自己不要忘記‘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訓而已。
“陛下英明神武，必如唐太宗般名留青史！”王應麟聽了一怔，但轉而又施禮道。
“呵呵，朕同樣擔不起！”趙昺也是愣了下，他知道按照慣例稱讚帝王英明，一般不是擡出堯舜禹三位上古大賢，就是搬出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老幾位大帝。可其把唐太宗單獨提溜出來敲打自己，那就另有一番意味了，他略一沉吟笑着擋了回去。
剛剛自比秦始皇，趙昺同樣是敲打王應麟不要太樂觀，我是有秦始皇的魄力。而秦始皇乾的一件大事便是‘焚書坑儒’，在此刻其肯定能想得到‘聖意’是何，那是警告他，也是儒士集團不要做得太過分，否則朕是不會廢相，卻可以換馬的。另外朕不會在乎什麼名留青史的虛名，不必用那些要挾我，朕不怕！
來到這個世界已經十來年了，趙昺也先後受教於多爲名士大儒，談不上學貫古今，卻也知道些皮毛的，明白儒學其實並非是唯一的治國方略。
秦統一六國後，秦始皇採用郡縣制已經取代了分封制，律法、度量、文字乃至車軌都被置於同一的標準之下。新的天命體現已經用帝號與五德建立起來，皇帝也履行了封禪的宗教責任。法家被作爲帝國的正統思想加以確立，號召全國“以吏爲師”，學習律法。兵器被收集熔化重鑄成金人放置在帝國的心臟。皇帝四處出巡，考察帝國的疆域。重農力耕作爲被證明有效的政策，被推廣到整個帝國的領域。
帝國的制度似乎已經建立起來，“秦雖舊邦，其命維新”，維新下的帝國將跳出分封制下“戰鬥不休”的宿命輪迴。商湯伐桀、武王伐紂的篡奪悲劇將不再上演。帝國將在新制度的維繫下，獲得內在的自信，並以強大統一的姿態對抗北胡南蠻，“傳之無窮”。
心滿意固的皇帝，借李斯的手筆在全國各地立下石碑，歌頌這有史以來開天闢地的創舉：“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世無萬數，陁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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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儒生們卻在唱反調，建國初，向皇帝建議，“分封同姓，加以鎮之”。主張“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其實在這方面，趙昺認爲儒生雖然保守，卻不會有大錯，因爲比起追求虛幻的未來，他們的世界更加真實，因此也更加堅固。舊的形式產生舊的勢力格局，舊的勢力格局同樣呼喚着舊的形式，它們相互增益，構成穩定的歷史週期，這就叫輪迴。
因此，對於秦帝國的大膽舉動，儒生們必定會認爲“政治家過於自信，欲以一己之意見，強天下以必從，而不知其流弊之烈，爲禍之深也”。但是他又以爲歷史自有其慣性。然慣性，並不代表大勢，秦帝國若屈從慣性，未必不能如同三代，坐享數百年的國運，但也未必能夠實現歷史上的首次大一統。而在他們成爲歷史發展的阻礙，被打壓的下場也就不可避免了。
漢在甩掉一切舊有的包袱之後，華夏土地以新建的漢帝國的形式輕裝上陣，這個帝國真正深化了此後沿用兩千多年的吏治國家制度，因此後世常用意義上的秦制與其說是秦制，不如說是漢制。趙昺以爲秦只是確定了各項制度設計的表層工作，漢則真正賦予了吏治制度以內裡靈魂。
漢代的治法，無論是黃老或內儒外法又或者純任儒學，這些情形都是當時人就能清楚看見的，作爲後世的觀測者，如果只知道當時人即能知道的事實，那麼這種膚淺是缺乏對事實的敏感度的結果，它帶來的困境就是對大變革時代的巨大隱線的視而不見，把一些更加深刻的東西歸因爲少數統治者的偏好。形勢殊異，重要的不是具體地措施，而是措施所勾勒出來的整體的脈絡局勢。
所以趙昺認爲對漢家制度的真正最有價值的論述來自中興明主的漢宣帝。宣帝的太子即漢元帝認爲宣帝用刑過於嚴厲，建議他多任用儒生，漢宣帝勃然作色，漢家自有自己的法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結合，爲何要單獨重視德行教化，仿效周朝的制度呢，況且普通的儒生不知道時事，喜歡以古非今，讓人困惑形而上的名實，不知道如何做出正確的判斷，哪裡值得委以重任。漢宣帝甚至斷言將來使漢家衰敗的就是漢元帝。
漢宣帝的話有這樣幾層意思，漢家制度是霸道和王道的結合，這種制度是從始貫穿的，並不是漢宣帝自己創立的，道德教化不應該忽視但必須有限度，周朝的制度不合於現在的社會實際，漢家的治理注重實際而不是廟論，儒生缺少行政能力應當慎用。
總結可以看出，漢家走的是一條徹底地吏治國家的道路，這是秦制的延續，而非周制的復辟，表面上的黃老儒家法家都只是點綴和手段而已。開國時的分封用儒不過是策略上的以退爲進，在這種穩健的政策下，吏治使國家真正穩固。
所以趙昺的理解是漢帝國雖然是以反對秦制而立家，因此即使行爲上採取了比秦制更加嚴酷的手法，也能夠至少在一段時期內避免道義的譴責。但是等這種譴責終於不可避免時，帝國已經掌握了控制與鎮壓的手段，這種隱蔽的政治套路發生的十分隱蔽，卻爲新帝國提供了生存之本。
不過儒生們此時也開了竅，在秦帝國時異常頑固、反對新制度的儒家知識分子在漢代成了新制度的狂熱辯護者，他們提出的“大一統”“天人合一”等名詞遠遠超出了秦帝國時正統法家所能達到的理論高度。思想並不決定位置，而是位置決定思想。他們的參與彌補了赤裸裸的法家國家的道德困境，使得任何政治鬥爭的變遷都獲得了合理化的解釋，並以此對君主的權威進行限制，在這些情況下，儒家實際上異化成吏治國家的儒家。
入唐後，儒家開始得到了重視，但也是有歷史的現實性。事實上三教在唐代都是獲得極大發展，佛教重禪宗，道教重玄學，儒家重立經學以及心性學雛形，它們的發展其實依然是魏晉玄學討論的延續。儒家主張禮樂文明並不違揹人的自然天性，因此要文明。
道家主張與此相對；兩派討論至五胡亂華，兩派都失去討論的社會基礎，此時佛教空論破有破無，兩者皆空，趁勢而入；破而不立是不可能持久的，道家重玄學便興起，破有破無破空，重新回到社會現實裡來。而隨着大一統到來，人類還是需要文明，因此儒家代表禮樂文明的儒家在唐朝得以復興，思想逐漸成爲主流……
所以兩人對話看似只有幾句，其實卻暗藏機鋒，內涵豐富，包含了千百年的治國思想。王應麟讓自己學習唐太宗包含的另一個意思便是秦皇漢武不用儒士，結果一個兩世而亡，一個晚年淒涼，但是唐太宗卻開創了一個超越前人的盛世，陛下你想復興大宋，卻想拋棄我們，下場肯定很慘，你要好好考慮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