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傑克曼主演的《悲慘世界》音樂劇電影上映期間大熱，而我最初接觸雨果大師這本鉅著大約是小學四年級，家裡有《悲慘世界》的藏書。雖然無法看懂，我還是堅持讀了很多遍關於冉·阿讓的開頭。故事這樣開始——
1815年，冉·阿讓從十九年的苦役中釋放，沒有人願意收留他，唯有當地主教米里哀留他過夜，還邀他共進晚餐。對於主教的好心，冉·阿讓不僅沒有報答，卻在半夜偷走了主教一套值錢的銀器，儘管剛逃出去不久他便被警察抓住。警察帶着冉·阿讓來找主教，主教卻出人意料地說：那些銀器是自己送給冉·阿讓的，還說冉·阿讓忘了帶走一對銀燭臺。警察只得將冉·阿讓釋放。最後，主教對冉·阿讓說：“不要忘記，您拿了這些銀器，是爲了去做一個誠實人。”
從此，冉·阿讓洗心革面，徹底改變了。
若沒有米里哀主教當初做的這個僞證，冉·阿讓就會再度入獄。我想，不管他是否還能被釋放，芳汀可憐的女兒珂賽特也不可能獲救了，那麼這個小女孩將在“暗無天日”的小旅館裡長大，永遠都要忍受着德納第夫婦的虐待，直到無聲無息地死去。
米里哀主教的僞證不但救了一個人，而且間接地救了好多人。
我一直對《悲慘世界》的這段開頭印象深刻。我很長一段時間都無法理解，米里哀主教明知冉·阿讓偷走了自己的貴重物品，卻爲何還要說謊解救他呢？自1598年亨利四世頒佈南特赦令，宣佈天主教爲法國國教後，天主教就享有崇高地位與權力。堂堂主教憑什麼要爲拯救一個剛從監獄裡放出來的小偷而向警察做僞證？
我試着設想了一下，把米里哀主教換成普通人——比如我自己——會是怎樣的情況？我大概會同米里哀主教一樣，收留可憐的走投無路的冉·阿讓，邀請他共進晚餐。但是，得知他不僅不知恩圖報還要偷走我的銀器，我應該無法做到像米里哀主教一般，爲他做僞證。我會看着警察帶走他，希望他能在獄中懺悔、改過自新。那麼，電影中開頭的一幕——極其艱難的苦役生活又會出現。
米里哀主教自然知道，如果把小偷交給警察，那麼冉·阿讓必然又會被送入監獄，服苦役。如我一樣的大衆，肯定都覺得那是罪有應得，但米里哀主教卻想到，當時法國那般的司法制度不可能感化一個罪犯，只能使罪犯在苛責困苦的環境中更加仇恨社會，因一時之念而犯錯的人很可能就真的變成無可救藥的魔鬼。
不得不說，換成現今的社會，米里哀主教這樣以德報怨的做法可以說是姑息養奸，大概會被很多網名稱爲“聖母”。他確實有一顆虔誠善良的博愛之心，對他來說撒謊和不誠實是很大的罪過，他卻寧願由自己來承擔，也要拯救並改變一個人的靈魂。他在這裡以違背某種信仰的代價，實現了信仰中一個更高的準則：犧牲自我，拯救他人。
但他的拯救也並非隨意施捨。冉·阿讓身無分文，一套偷來的銀器便能改善他的生活，令走投無路的他有了生存的希望；而米里哀主教，雖不知他家產幾何，但以他主教的身份定是衣食無憂的，一套銀器對他來說大概就是生活的裝點，失去與否都不會影響他的生活。以無關痛癢的損失來拯救一個人全部的命運，從這個角度考量，我已經完全理解了米里哀主教的僞證，他做了件很划算的事。
《悲慘世界》描述了冉·阿讓在黑暗社會裡掙扎與奮鬥的一生，他是本性善良的勞動者，黑暗的社會令他心生惡意，只因爲米里哀主教的那個僞證，他心底的善良徹底地擊散了惡念，由此迸發的悔恨與善念最終鍛煉出一個崇高的人格。
雨果通過冉·阿讓描繪出一羣受壓迫的勞動民衆，《悲慘世界》就是善良與邪惡的鬥爭。
一念成佛，一念成魔。魔會害人滅世，佛卻能普度衆生。我們做不到佛的境界，至少可以做一個米里哀主教，以己毫釐予人千里。
《悲慘世界》是一部偉大的作品，雨果是一位偉大的作家。
我很幸運，我童年時代的文學啓蒙自《悲慘世界》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