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紀年，是用的干支紀年法，追溯起來源遠流長。
傳說當年黃帝命大橈氏造紀年，於是就有了天干地支。我們的每一年，都是用一個天干配一個地支，一個循環六十年，俗稱爲一個花甲子。這六十年一個花甲子裡，又有五個小循環，每十二年爲一輪，每年都用一種動物來代表，於是又有了十二生肖。
例如甲申年，其中的“甲”是天干，“申”是地支。
中國歷史上很多大事件，都直接以干支紀年來稱呼，如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庚子賠款等等。
不過就影響而言，這些恐怕都沒有三百六十多年前那個甲申年發生的事件來得那麼大，那麼深，那麼久遠，以至令此後無數人難以釋懷。同樣，三百六十多年後的今天，我也如無數先人一般，對那個甲申年裡所發生的事，無法釋懷。
那個甲申年——大明崇禎十七年，是一個真正的多事之秋，一個“天崩地解”的年代（1）。
那一年，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漢人皇朝滅亡。
那一年，李自成進京，崇禎縊死，明室傾覆，吳三桂倒戈，滿清入關。自此後，神州無復漢衣冠幾達三百年。
那一年裡所發生的大大小小事件，差不多每一件都足以讓歷史進程大大地改變。
關於明朝的滅亡，原因衆多，清人在《明史》《神宗本紀》中寫有這麼一句話：“明之亡實亡於神宗。”清高宗乾隆則在他所撰的《明長陵神功聖德碑》中道：“明之亡非亡於流寇，而亡於神宗之荒唐，及天啓時閹宦之專橫，大臣志在祿位金錢，百官專務鑽營阿諛。”這些關於明朝滅亡主要原因的分析評論，和衆多後世史家之見並無二致，即明亡之徵起於神宗，此遂爲一時公論，故近代明清史研究奠基人之一的孟森先生在評崇禎時道：“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啓之後，則必亡而已矣。”（2）
任何一個王朝最終必然會滅亡。如孟森先生所言，明朝自神宗以後，隨時都有可能滅亡。但它在崇禎手中滅亡，卻實在是個偶然，或者也可以說是由無數偶然累積起來的結果，可它依然不是必然的（3）。
我想做的，是把壓在大明王朝這匹駱駝背上那個龐大草堆中的一部分，揀出來仔細翻看。
也許，誰也無法說清楚是在哪一根稻草加上去之後，這匹龐大的駱駝終於倒了下去。
但我們至少可以說，就是這些稻草，壓跨了這匹駱駝。
洛倫佐說，亞瑪遜河邊的一隻蝴蝶輕輕扇動了幾下翅膀，最後密西西比河上掀起了一場龍捲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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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黃宗羲語。見《南雷文約》前集卷一，《留別海昌同學序》：“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爲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爲措注，與纖兒細士不見短長。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愈巧乎。”
（2）孟森：《明清史講義》。
（3）顧誠：《南明史》序論：“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學界長期關心的問題。在我看來，必然性只有一條：就是社會要發展，要前進；其間可能出現短期的逆轉和曲折。至於統治王朝的建立和統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屬於偶然因素。只不過人們太習慣於把既成事實當作歷史必然，就本質而言，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顧’沒有多大區別。明朝自萬曆中期以來，朝政日益腐敗，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順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孫可望掌握實權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較長時間處於分裂的局面。……如果把既成事實都說成是歷史的必然，那麼，學習和研究歷史就沒有多大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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