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李經述拜訪魯迅之後，魯迅對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的瞭解，重新對傳統的文化和倫理道德問題也進行了深入思考。中華帝國確立工商立國之後，中國以“仁”爲體，以“禮”爲用，天人合一的傳統文化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儒家的“三綱五常”被批判，加上現代教育多是西化的教育和技術培訓，中國的歷史傳統和文化藝術的傳承鏈條斷裂了。這導致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危機。中國古代講究“耕讀傳家”，這是中國農業文明的“血脈”，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真傳”，但隨着工業化的發展，農民工日益增大，舊的秩序在崩塌，亟需要新的文化。
魯迅是得到北大校長蔡元培的賞識進入當時的教育部任職，當時已經做到教育部僉事，相當於現在的正處級幹部，李經述將魯迅破格提拔爲教育部的副總長，一下子升了三級，專門負責在全國革新思想，揚棄傳統文化。
魯迅升官之後，就對中國傳統文化開了重重的一炮，他對教育部新編的“歷史教科書”很不滿，寫了一篇轟動一時的文章《吶喊》，其中有很多話讓當時的社會很震驚：“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爲什麼呢？因爲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裡——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這篇文章發表在當時《京報》的文藝副刊上，魯迅這時風頭正勁，對熱心傳統文化的學者開炮，而且把中國歷史分成“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引起很多保守學者的不滿，紛紛到教育部門前請願，要求革除魯迅的公職。這事甚至鬧到了教育總長嚴復那裡，引起不小的風波。但因魯迅是李經述總統欽點的教育部門副總長，加之嚴復認爲魯迅文章的觀點，是在強調中國歷史上民衆沒有人權，便沒有在意。
魯迅接着在《京報》的“自由談”欄目發表了第二篇文章，《談“西學東漸”的問題》，裡面說：
我們習慣於用傳統文化中的概念和思維來理解西方的概念和邏輯，這本無可厚非。但正因如此，有時會造成“驢脣不對馬嘴”。特別是用傳統的中國哲學去理解西方建立在宗教精神基礎上的一些理性理念，往往只學到一些皮毛，形在神失。
譬如功利主義，我們習慣於批判，認爲這等同於我們所講的急功近利或者唯利是圖。這種認識就比較膚淺了，只看到“形”。實際上，功利主義哲學是建立在結果主義的道德推理基礎上的，有一整套系統的闡述和嚴密的邏輯推理。其代表人物是邊沁，十八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他明確系統地表達了功利主義道德理論，基本思想是凡是能將效用最大化的事，就是正確的、公正的，最終提出了“爲大多數人謀利益”的政治學說。
可見，功利主義是理性的，我們用非理性的思維去理解，只會得到一些淺薄的結論。可惜的是，現在連理性本身，也受到一些傳統的非理性主義者的詰屈聱牙，而且理由十分荒誕。比如有些學者反對言論自由。常用的邏輯是：“沒有絕對的言論自由”或者“你們的言論也是不自由的”。這樣的邏輯好比鄰居說你家姑娘醜，你反駁說，“沒有絕對的醜”或者“你家的姑娘也醜”。
這種情況的出現，跟傳統文化中精神通常被工具化有關。我們重視從實踐層面考察精神，對精神指導實踐則做得不夠。這直接導致實用主義的泛濫。這在有些情況下，是很危險的。比如法律，如果沒有公平正義的法律精神做後盾，法律就可能成爲****的工具。現在，有些學者還抱有這種洋洋自得的心態：“現在很多西方國家學者在反思他們的文化，在向我們學習，所以傳統文化比現代文明優越”。抱着這種邏輯的人，大概忘了孔夫子的一句話“不恥下問”，而且根本不瞭解西方學者有反思的傳統。打個比喻，西方的學者是在反思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們卻躲在陰暗裡質疑陽光的價值，固步自封，不肯走到陽光下去，這就有點可笑了。
我們很多老學究，抱着傳統文化又臭又長的裹腳布不放，否定普世價值和文化。按照他們的邏輯，世界上的人有兩種，一種是人，一種是中國人，迂腐可笑。人類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靠的就是人性沒有泯滅。人性決定了一些道德底線。這些底線。比如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對同類的悲憫之心，對誠實善良的信仰……都是一樣的。
這個社會已經被貼上太多的標籤：道德感崩塌，價值觀淪喪，各種醜惡的行徑橫行……很多人迷失自我，或隨波逐流。很多人疑問，這個社會怎麼啦？那麼你不妨先問問自己，你到底怎麼了？
道德感、價值觀只不過是一個籠統的概念。這個社會不是道德感崩塌，而是道德觀點多元化了。這個社會不是價值觀淪喪。而是個人價值觀多元化了。把“混亂”換一個詞，叫做多元化。
對每一個思考者來說，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方與西化的交流，在每一個人的內心都產生着碰撞的火花。在這個多元化的社會，很多人感到無所適從，但這是歷史的進步，意味着個體的自由。嚴格意義來講，所謂的社會道德，社會價值觀，都是個人道德，個體價值觀的衍生，是“意識構建的產物”。
也就是說你可以選擇你所信仰的道德，你在你個人的領域就是自己的上帝。但記住，自由意味着責任，你是你自己的上帝，也意味着你必須爲自己的行爲負責。實現你自己的個人價值，就是實現社會價值。對你自己盡責，也就是擔負起社會的責任。
也就是說，在個人領域，社會怎樣，其實跟你沒關係。你依然可以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依然可以選擇爲自己的未來努力。你選擇毀滅也好，沉淪也罷，信仰你所信仰的，不要把社會拿來當藉口。
當然，多元並不意味着沒有底線。這個底線就是人的尺度，誠信、禮義廉恥等。所以，在這個社會，堅守底線，每一個人發出自己的聲音，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把人這個大寫的字立起來，也就足夠。獨裁者之所以成爲全人類的敵人，恰恰是因爲泯滅了人性。當以爲什麼東西都可以成爲藉口，當別人做什麼都以爲是懷有卑劣的目的，這樣的人，其實已經沒有道德底線，已經泯滅了人性。
有些老人，喜歡跟年輕人講傳統道德。其實這就更沒必要了。一般來講，皓首蒼顏的老頭子，跟在籃球、足球場上發泄荷爾蒙的年輕人講傳統道德，這跟一個性無能的人，勸說青年人禁慾的效果會差不多。人老了，看不懂這個世界，不明白年輕人在想什麼，可以裝裝滿清貴族，提提鳥籠，溜達公園，做個對社會有益無害的一類。何必倚老賣老，賣弄自己的無知，不講人性，談何道德，這何止是反智，簡直辱智。不過，年輕人也不必失望，多點時間和耐心等，等那批變老的壞人死光了，這世界會不會好點？要聲明一下，這句話，不是我的首創，典出《論語》“憲問”：“老而不死，是爲賊”。
魯迅的這篇文章，公然爲“功利主義”正名，強調個體的責任，很多老傢伙氣得直跳腳。北大教授辜鴻銘看到此文章，寫文章罵魯迅“誤人子弟”，到處說魯迅“這個人刻薄寡恩，崇洋媚外，年輕氣盛，自負狂傲”，竟然跑到教育部跟魯迅約架。
嚴復的思想比較開放，而且還是礙於李經述總統的面子，只約談了一下魯迅。
橫眉冷對千夫指的魯迅還是有幾根硬骨頭的，他覺得自己不過是說了幾句實話，對人們的非議不以爲然，隨即在《京報》上發表了第三篇言辭更激烈的文章《爲金錢正名》：
中國人受了多年傳統教育，形成刻板觀念：“金錢是萬惡之源”，所以跟錢有關的活動就都是“陰謀”，那麼不含任何“社會勞動”的“金融活動”就肯定是“萬惡的資本家”的“驚天大陰謀”。這對那些沒有經濟常識的人來講，的確是“醍醐灌頂”。實際上卻不過是一個儒家道德思想下偏執的“怪胎”。依我之見，“沒錢纔是萬惡之源”。
現當代世界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和金錢有關。我們每天的生活都離不開金錢。世界上每一次的“惡”，都跟金錢有關，但這是否意味着金錢就是萬惡之源？在我看來。恰恰沒錢纔是萬惡之源！世界上的違法犯罪，多是爲了一個“利”字，窮根究底，就是因爲沒錢或者缺錢。
人人道德上譴責金錢，在行爲上又不得不追求它，這是爲什麼呢？根源還在於我們的傳統思維。儒家文化與市場經濟激烈衝突，主要表現在兩者對“逐利”的態度不一樣。
儒家強調金錢的罪惡，很多時候不承認人的慾望的合理性，強調“誅心之論”。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個前提，那就是“正心”，所謂“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這個“心正”，強調的就是“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傳統文化中，商人的逐利行爲是受正統鄙視的。這也是爲什麼資本主義在中國一直無法發展壯大的原因。到了現在，還有無知的人提出“節制資本”，限制私人資本，只願發展“國家資本”。然而，在市場經濟中，其核心就是“價值規律”。金錢本身就是一個價值尺度。商人如果靠誠實勞動來謀取自己的利益，是無可非議的。在道德上，商人並不比子曾曰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中的君子低一等。英國大哲學家斯密在《國富論》中講，在經濟上，每個人“逐利”對整個社會是有好處的。
市場經濟並不是不講道德的。只是市場經濟的道德，跟儒家尊崇的那種“內心”的道德不一樣。市場經濟是要靠契約精神，也就是誠信爲基礎的：誠信靠契約來保障，誠信有契約來保障。這是很多國人不清楚的地方，也是其優越性的地方。說到底，金錢本質上只是一種貨幣，支付媒介。金錢是萬惡之源，只不過是把人性惡的一面轉移到金錢身上。中國傳統文化裡沒有“原罪”的概念，只好把“萬惡”強加到金錢的身上。我們說的“物慾橫流”，實際上是“人慾橫流”。從這個意義上講，金錢是個好東西，它“童叟無欺”，其背後蘊含的精神是“自由、平等、公正”，這比那些滿嘴“仁義道德”的僞君子要高尚得多。
熟話說“新官上任三把火”，魯迅卻寫出了這三篇文章，比烈火更加撩人，觀點更是石破天驚，不被當時大多數知識分子理解，到教育總長嚴復那裡告狀的人越來越多，人們紛紛到教育部門口堵門，要求教育部解除魯迅的公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