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來，李彥一直在研究明帝國的權力體系，這個來看，相當集權，所以權力都歸屬一個人，那就是帝國皇帝，皇帝則通過下面的官僚治理國家。
而明帝國的官僚體系，在中央這個層級上，又顯得不是那麼集權，不管是六部九卿，還是內閣大學士，一方面，他們擁有的權限不多，大事小事，都需要報請皇帝批紅、用印，然後發旨決斷；另一方面，內閣大學士雖然漸漸成爲事實上的宰相，但是從法理上來說，內閣不過是協助皇帝處理國事的顧問、幕僚罷了，並不能直接統屬六部九卿。
加上可以風聞言事，權力很大的六科十三道，每遇重大事情進行朝議，往往爭論不休，尤其是東林與齊楚浙三黨對峙之時，互相攻訐，決策效率變得極爲低下。
萬曆時很多官職空置，固然有萬曆皇帝怠於朝政的緣故，東林與三黨爭執不下，不管是哪一方的人選，都很難得到一致的認同，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李彥的想法就是從法理上確立內閣的集權，實行唐宋時期的宰相制，另外用類似於朝會的學士院，對重大決策進行表決，而國士院的範圍就更加廣泛，根據李彥的設想，學士院的學士應當由國士院進行推舉，從而形成一個金字塔式的權力結構。
在兩院的提案:到否決以後，李彥很快提出一個新的方案，新方案不再提及兩院，維持原本的內閣－部院制，但是在內閣中設首輔一人，次輔四人，大學士四人，首輔統攬全局次輔分管方面，大學士可兼領，也可分管或不分管，重要決策通過九人內閣票決即可。
李彥提出對朝政的革新，就望不再出現那種無休無止的爭吵，一方面，將決策的權力集中到內閣；另一方面，也賦予部院一定的權力，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什麼事情都需要報給皇帝員唯一的作用就成了爭吵。
至於朝依然保持，但是對朝議的範圍和條件都要做出限制，實際上這個革新就是將原來皇帝手上的決策權出來進行重新分配，一部分留給部院自主，一部分是由內閣決斷，還有一部分經由朝議。
普通事務皆由部院自主比較重要事情必須內閣決斷，涉及國計民生的大事，則需要經由朝議。
與過去相比，朝採用票決，票決的結果即爲合法有效。
實際上。朝議就是替代了李設想中地學士院地作用過朝議地參加者主要是部院大臣、六科十三道。以及少量地勳貴代表。
個方案與原來地體系相比。一方面縮小了朝議地範圍。但是朝議地權力大大增加。同時也增加了各部院地權力當然。他們能夠朝議地範圍。也會因此而縮減。
有得必有失對來說。得到地是實權失去地則是名義上地朝議權力。這個權力還是下放給內閣和部院地。
這一次李彥沒有直接在內閣會議上提出。而是通過《華夏時報》、《華夏文學》發表了幾篇策論。來闡述自己地觀點。
在這些策論中。李彥總是以閹黨亂國爲引子。指出法治、制衡地重要性。藉以提出完善大明法制。並依法治國地施政方針；又以黨爭爲引子。指出朝廷決策效率、行政效率低下地原因。就在於決策體系不夠通暢。
李彥認爲。要防範閹黨亂國地再次發生。就必須從這兩個方面着手。對現有地權力體系進行革新。其核心包括兩點。其一是權力地重新分配。一方面是權力下放。另一方面是增加內閣地權力。實質就是在權力下放地同時。進行權力集中。以使得決策更有效率。
其二就是權力的制衡，朝議就是對內閣的制衡，都察院和六科是對百官的制衡，都察院與大理寺之間也有制衡，制衡的同時，各司其職，不影響決策和行政的效率。
根據制衡原則，李彥又提出僅僅是官僚體系內部的相互制衡尚且不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應該讓天下人來監督官僚體系的運作。
就此，李彥再次拋出他的國士院構想，即從各地遴選德高望重的飽學之士，成爲國士，每三年進行一次會議，議決朝廷律法和重大事項。
此議一出，可謂朝野譁然，有人尖銳地提出，李彥這是以天下之名，行剝奪皇帝權力之實，想要篡權。
立刻有人反問，李彥又不是首輔，只是內閣四名次輔之一，如何能夠篡權？
石柱國爲此專門寫了一篇評論，特別指出李彥此篇策論的前提，即一切權力皆由天下
天子，而天子授予百官，無論是內閣大學士、百官都需要得到皇帝的正式授官，不然即爲不合法。
在政變發生以後，藉着清算閹黨的罪責，內閣通過了報刊發行的規則，認可其合法，並由禮部進行管理。
原本給閹黨搞得七零八落的各種報紙刊物，如同雨後春筍一般，紛紛冒出頭，它們開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撰文揭露閹黨的罪行。
李彥的文章發表以後，報紙上開始出現一些討論，隨着華夏社刊發了一組相關的評論，不同報紙上的議論也越來越多。
支持者有之，反對者也不少，支持者認爲李彥依然承認天子的威權，不過在行政事務上，天子顯然不可能全都親力親爲，否則也不會出現劉瑾、魏忠賢專政的事情。
反對者則認爲，管李彥及其支持者如何狡辯，他們都不能否認，這種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皇帝的權力，顯然居心叵測。
李彥能夠預料到會出現激:的紛爭，這種爭論首先是源於理念，這個時代的人對皇權存在莫名的敬畏，而且幾百年傳承下來，在讀書人中間，天命皇權的觀念也已經深入人心。
雖然李不斷強調所以的革新，全都是在皇帝之下進行的，朝廷的重要決斷，官員任命，都必須得到皇帝的認可。
然而明眼人，以及懷有不同心思者，能從他倡導的權力架構和制衡體系中，找到那些剝奪皇權的影子。
不過這一次爭持續的時間並不算太長，因爲爭論的本質還要歸結爲利益，新體系的提出，無是增加了士大夫階層在朝政中說話的權力，國士院更是給士大夫提供了一個參與決策的平臺。
因此，在李彥再三強調內閣、院和國士院的權力，皆來自於天子和天下百姓以後，質聲也漸漸變弱，反而是對國士院的支持，成爲言論中的主流。
然，對於李彥的指責依然存在，有關皇權的爭論還在繼續，至少有了這個緩衝以後，內閣終於通過了新內閣制度、朝議制度、以及國士院制度。
這些制度的第一條，全都是大明皇帝奉天承運，代表天下萬民，授予內閣治理朝政的權力，凡重大決策，皆須由皇帝陛下認可。
有關皇權的內容，不僅寫得比較模糊，而且留下了伏筆，就眼下來說，李彥也知道遠不到挑戰皇權的時候，他奉行的原則就是隻做不說，雖然即便如此，也還有很多人攻擊他喪心病狂，但在士大夫階層都能分得利益的情況下，暫時還能維持相對的平衡。
經過這樣一次爭論，市面上的報紙變得十分活躍，他們攻擊閹黨、議論朝政、點評官員，一時之間，似乎進入發展的黃金時代。
在閹黨倒臺、准許報刊發行的政策發佈以後，很多之前給禁燬的報社紛紛重開，而經過這次論戰，又有一批新的報刊問世，這些報刊大多是由士大夫組織編撰、刊印，有的是自己出錢，有的是幾個人合夥，還有找人贊助的。
除了華夏社這樣的大報，大多數的報刊發行量都很小，往往只在本城，或者附近的府縣發行，就好像從前印書一般，有個幾百冊，甚至百十冊的，也能編印一期。
經過華夏社和華夏公司的推廣帶動，金屬活字印刷已經比較常見，華夏精作坊有專門鑄造字模的工坊，製造各種字模，並對外銷售，每年的銷售額都非常可觀。
相對於韻書排列來說，字形拆分更容易學習掌握，效率更高，對於活字印刷的推廣，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華夏自古重視文化教育，民間抄書、印書蔚然成風，如今有了活字印刷，更是如虎添翼。
華夏社引領的定期印刷物，包括報紙和期刊，也藉着活字印刷，被廣泛效仿，特別是閹黨倒臺之後，朝廷放開政策，政治風潮風起雲涌，很多人投身其中，搖旗吶喊。
很多士紳、商人支持報刊的印刷發行，試圖發出自己的聲音，或者謀取晉身之階，或是支持自己贊同的派系、觀點。
當然，華夏社誕生四五年來，其成功的商業模式，也爲一些敏銳的商人把握到，之前就有幾家商業性的報刊，如今也趁勢而起。
雖然說大部分報刊發行量比較少，也有三五個人湊一起就搗鼓出一份報刊，印了三五期，甚至只有一期，就壽終正寢的，卻呈現出一種百花齊放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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