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獻帝建安五年（200年）正月，袁紹命陳琳書撰寫討曹檄文並傳檄天下，指責曹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樑，孤弱漢室，除忠害良，專爲梟雄”，標誌着袁紹與曹操間的官渡之戰正式爆發。二月，身爲冀州牧的袁紹調動了十餘萬河北精銳進軍黎陽（今河南滑縣東北），同時派遣大將顏良率領萬餘人的先頭部隊渡過黃河，以突然襲擊的方式進軍白馬，圍攻駐守於該地的東郡太守劉延，牽制曹操右翼，拉開空擋，以保障主力順利渡河南向，挺進中原。客觀上地說，袁紹的謀劃還是很不錯的，顏良一軍先入河南地區，一方面可作爲試探性進攻，瞭解對手虛實，並分散曹軍的注意力，降低了大軍渡河的風險；另一方面，倘若曹操傾巢出動、全力來救白馬，則可讓顏良拖住曹操，同時出動大軍進行穿插，或切斷敵軍歸路，令其不戰自潰；或對敵軍形成合圍，一舉殲滅。劉延所統兵馬非常有限，難以與顏良抗衡，只得向許昌告急請求增援。四月，曹操爲解除側翼威脅，準備親率大軍前去救援白馬，同時又擔心若與顏良形成相持局面而被袁紹大軍藉機合圍。此時，曹操手下的重要謀士荀攸進諫說：“敵衆我寡，不宜與袁軍硬拼，若想取勝，應先分對手之勢。可先派一支人馬西去，裝作在延津（今河南汲縣東）一帶渡河，把袁紹的主力吸引過去，然後派出輕兵銳卒突然回救白馬，出其不意，則可取勝。”曹操採納了荀攸的建議，率軍先佯裝在延津渡河，做出襲擊袁軍後方的姿態，誘使袁紹分兵向西進行堵截。曹操趁機暗遣將軍張遼、關羽輕兵急進，奔襲白馬。及距白馬僅十餘里時，顏良方纔察覺，大爲震驚，只得倉促迎戰。關羽躍馬陣前，望見顏良麾蓋，單騎直入，在萬衆之中刺死顏良。圍困白馬的袁紹軍失去了主將，頓時大亂，曹操見時機成熟，親帥大軍掩殺，袁軍潰敗，遂解白馬之圍。隨後，曹操遷徙附近的百姓沿黃河向西緩慢撤退。袁紹聞知此事，立即渡河追趕曹操，兵至延津南，派遣大將文丑與劉備繼續率兵追擊曹軍。當時曹操僅有不足六百的騎兵，駐於南阪（在白馬南）下，而袁軍騎兵多達五六千，且有步兵在後跟進。曹操見追兵勢大且不斷迫近，急令軍士解鞍放馬，並棄置輜重於道上。袁軍一見果然中計，士卒爭相搶奪曹軍所棄輜重，造成了自身陣形的混亂。曹操率領騎兵突然殺出，大破追兵，陣斃了袁紹另一員大將文丑。顏良、文丑具爲袁軍名將，二將分別被殺，袁軍爲大震恐。《三國演義》中描寫關羽“殺顏良、誅文丑”的情節十分生動精彩，並被後世評書藝人演繹得淋漓盡致，在世間廣爲流傳，但據《三國志》記載，關羽斬殺顏良確有其事，而文丑則是死於亂軍之中，不過我們通過有關的史料仍可以深深地感到關羽過人的勇氣與高超的武藝，怪不得曹操對於此人也是格外器重。曹操初戰得勝，主動撤軍，繼續扼守官渡。袁軍初戰失利，但兵力仍然佔據優勢，因連損愛將，此時袁紹有些心急，迅速揮軍南下尋找曹軍決戰，七月，進軍陽武（今河南*北），八月，袁軍主力連營而進，依沙塠爲屯，東西數十里，與曹軍形成對壘之勢。
官渡之戰初期，曹操的兵力和實力都遠遜於袁紹，屬於劣勢的一方，在強敵壓境的情況下，常理上講，多應該採取守勢。加之，白馬、延津兩次戰鬥又是曹、袁雙方初次交手，本應該僅僅是試探性的接觸，但是曹操卻反其道而行之，抓住了“袁紹軍初入戰局、過於侷促”的弱點，積極上手爭取主動，利用“聲東擊西”之計，調動對手，分散對手的注意力，輕兵突擊，通過“斬殺主將”的方式，致使袁軍出現混亂，而被曹軍一舉擊潰，解救了白馬之圍。隨後，曹操又採取“固壁清野”的策略，遷徙附近的百姓沿黃河向西撤退，並利用馬匹、輜重爲誘餌，引誘袁軍，待其陣型散亂，出動騎兵再次將袁軍擊潰，斬其主將文丑，從而又贏得了延津之戰的勝利。白馬、延津兩次戰鬥是官渡決戰的前哨戰，雖然規模不算很大，但是其意義卻遠遠超過了兩次戰鬥所取得的實際戰果本身，對官渡之戰整個戰局的發展產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影響。其一，袁紹舉十萬精兵南下的消息初至許昌，朝野震動，很多人認爲袁軍強大難以抵敵，後來在曹操的堅持下勉強迎敵，但是相當一部分將領和士兵對戰勝強敵還存在着許多疑慮，因而軍心還是不夠穩固的。曹操通過這兩場連勝，大大地鼓舞了己方的士氣，而使敵方的士氣大受影響，並且使得曹軍內部逐漸地穩定下來，正所謂“氣實則鬥，氣奪則走”，初戰的勝利爲曹軍下一步的固守待機打下了堅實的心理基礎。相反，如若這兩場戰鬥失敗的是曹操，其內部必然出現分裂或恐慌，一旦袁紹利用上分化、誘降等政治手段，官渡之戰很可能就會以曹操的完敗而提前結束。其二，白馬、延津兩次戰鬥的失敗以及顏良、文丑二將的陣亡極大地激怒了袁紹，使得其既沒有采納“拒險固守，以奇兵趁虛迭出，騷擾河南”的疲敵策略，也沒有采取“分兵掠地、逐漸蠶食”的方式穩步推進，而是放棄糧草、物資、人力等的優勢，孤注一擲，傾國揮師南下尋求與曹操決戰，導致袁軍與曹軍對壘於“於袁不利、於曹有利”的官渡地區。此舉不僅使得曹軍更有利於收縮己方陣線，易於集中兵力積極攻防；而且使得袁軍陣線過長，兵力分散，補給困難，大大地增加了官渡之戰的不確定性。其三，顏良、文丑均是袁紹手下的名將，結果纔不過各自獨立指揮了一次小仗就都曹操被斬殺，這在袁軍中引起了強烈的震恐，迫使袁紹對於日後的分兵作戰喪失了信心，致使袁軍在官渡決戰中喪失了很多次“奇正結合、分兵取勝”的良機。
我國古代的防禦大多是採取“深溝高壘、以老敵軍”的消極策略，利用時令、兵糧等制約因素迫使敵人退兵，再乘敵軍退兵之際進行一定程度的追擊；有的根本連此類的還擊都沒有，敵人一撤就算了事。如此的防禦是相當被動的，只是一種“治標”的舉措，很難達到“治本”的效果。往往敵人退兵之後，待準備充足又會繼續進攻，如此反覆，進攻方永遠佔據着戰場上的主動，防守一方的人民也將限於無休止的戰爭之中。通過官渡之戰中白馬、延津兩次戰鬥，我們不難看出，曹操對於“防禦”這個戰爭命題的理解顯然要深刻得多，即在防禦中，不是一味的龜縮防守，而是採取“奇正分兵、穿插運動”的方式，不斷消耗和殲滅敵人，挫動對手的士氣，轉化力量對比，改變戰略形勢，以便適時地轉入戰略反攻和進攻。這就是後世所津津樂道的“積極防禦”的概念，正如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所講：“防禦這種作戰形式決不是單純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擊組成的盾牌，迅速而猛烈地轉入進攻是防禦的最光彩的部分。”解放戰爭時期，面對着國民黨軍隊的強勢進攻，我們偉大的革命領袖毛澤東同志也正是在曹操官渡之戰防禦策略的啓發下，創造性地提出了“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著名論斷，不與進攻的國民黨軍隊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保存自身實力，伺機最大限度地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最終完成了國共雙方實力的反轉，解放了全中國。孫子“以戰止戰”的關鍵，在於消滅發動戰爭的人與其爪牙，進攻與防禦只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已，兵多則進攻，兵少則防禦，因此最大限度地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纔是戰爭的核心目標，也只有這樣才能夠真正地還國家以安定，還民衆以和平。由此可見，曹操生活在距今將近兩千年前的東漢時期，然而作爲古代著名軍事指揮家、軍事理論家，其用兵的理念具有着明顯時代的超越性，至今仍然閃爍着智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