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主要記述了從“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到“西晉滅吳統一天下”之間近一百年的歷史，以曹操、劉備、孫權爲首的曹魏、蜀漢、孫吳三個政治、軍事集團之間的矛盾和鬥爭爲主線，通過不同人物的塑造和衆多歷史事件的描述，加入合理的虛構與演義，反映了漢晉之交瞬息萬變的社會形勢，從而再現了這場“風起雲涌、四海鼎沸”的歷史變革。在該書的四百多個人物中，作者對於諸葛亮、曹操、關羽的塑造最爲成功，影響深遠：諸葛亮超凡出世，淡泊名利，算無遺策，用兵如神，具有濟世救民、再造太平盛世的凌雲壯志，被譽爲賢相的化身；曹操既有雄才大略，又殘暴狡詐，是一個極具詐謀權術的投機者和野心家，成爲一切邪惡的代表，這與歷史上的曹操是有所不同的；關羽神武蓋世、義薄雲天，戰功顯赫，被奉爲世間武人的楷模。同時，《三國演義》描寫了大大小小的衆多戰爭，構思巧妙，手法多樣，串聯合理，氣勢恢弘，以赤壁之戰的描寫最爲成功，曹操橫槊賦詩、孔明草船借箭、周瑜火燒戰船、關羽義釋曹操等均已成爲經典，至今仍被世人廣爲傳頌。
羅貫中先生在創作這部不朽名著之時，對於歷史的描述和人物的塑造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通過曹操、諸葛亮、周瑜、司馬懿等謀略家的事蹟將自身的謀略思想闡發出來，正所謂“以史言理”，更直白的說，《三國演義》中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只是表面，而作者自身軍事、政治方面的戰略、戰術思想纔是該書的精髓，故而我們斷不能將《三國演義》簡單地定義爲一部歷史小說，而應將其看成羅貫中先生的謀略戰策集成才更爲合適。其實，這個問題不是飛刀第一個看出來的，應該說也是老生常談了。明末清初之時，滿族將領們就將《三國演義》視作兵書對待，清廷假借崇禎之手殺死袁崇煥、招降洪承疇與吳三桂、以爲明朝復仇爲名進兵北京城等大多效仿《三國演義》中的計策。清朝末年太平天國起義，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南京）後開辦軍校，當時的教材就是《三國演義》，名將李秀成、陳玉成則是這批學生中的優秀代表。我們偉大的革命領袖毛澤東同志對《三國演義》也是非常熟悉與喜愛，其一生著書立說、報告演講，均少不了三國的故事與人物，並將該書譽爲一部活的兵法、一部形象的戰爭史。在五次反圍剿時期、長征時期、抗日戰爭時期以及解放戰爭時期，主席都多次創造性地運用了《三國演義》中的軍事思想，並獲得輝煌的軍事成就。
然而，當今很多歷史學家和文化名人認爲《三國演義》僅是小說家之言，不足爲據，沒有什麼指導意義，同時又列舉了一些演義中不合理的計謀與策略，以非議該書的應用價值。飛刀對於這一類的觀點很不贊同：其一，所謂歷史，大多是後人根據官方資料進行整理的，受到當時政府的影響很大，記錄在冊的未必就是事實，並且注書者多爲儒士，很難將軍事與政治權謀完整科學地記述下來。對於史書的研讀，未必真的對謀略與思路能夠有很大的提升。其二，《三國演義》的思想價值是具有超越性的，作者“以史言理”，進而闡發自身的戰略與戰術思想，其思想內涵已大大超越了三國史實本身。是否與史實相符，只是外表，該書的內在精神纔是重點。其三，三國愛好者水平不一，一些人對於《三國演義》中的計謀策略理解得比較膚淺，應用不當，使得很多學者蔑視該書，以偏概全，給與了不恰當的評價。
飛刀受家庭影響，自幼喜歡百家典籍，對於兵法韜略略知一二。個人認爲謀略的學習與掌握均要以謀略理論爲指導，理解故事與史實中的原委真相，從故事與史實中不斷體會謀略理論的精髓所在。人們對於謀略的學習，如果只偏重於兵法理論的研讀，脫離史實實際，一味咬文嚼字，容易造成紙上談兵；相反，如果只偏重於策略本身的套用，不明其成功的原因，一味的照貓畫虎，亦很難有所作爲。《三國演義》以白話爲主，故事生動，深入淺出，有利於各層次愛好者開闊思路、瞭解權謀，故而是一個較爲理想的案例合集，隨着人們對其理解的日趨深入，該書勢必將發揮更爲顯著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