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以“道”解釋宇宙萬物的演變，以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作爲客觀自然規律，同時又具有“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恆意義。此外，《道德經》中還包含了大量對於矛盾關係的研究，肯定了矛盾對立體中對立雙方對立、統一、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可能性。如，認爲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兩面，“反者道之動”，並能由對立而轉化，“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又如，認爲世間事物均爲“有”與“無”的統一體，“有無相生”，而“無”爲基礎，“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然而，老子在政治學和方法論上最爲主要的貢獻則是在於其提出了“無爲而治”的主張。在西漢初年，該主張被奉爲漢王朝的根本治國方略，極大地緩解了百姓生活的壓力，促進了戰爭創傷的癒合，對當時社會的穩定發展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司馬談在《六家指要》中講道：“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其實質是：強調君主治理國家時應該遵照“道”的特性，即拋棄已有的成見和桎梏，着力於發現社會發展的趨勢，順應時代潮流，體現民衆意願。可見，“無爲”並不是“不作爲”，而是因時因勢而爲，不是以“無爲”爲目的，而是依據“道”的特性，以“無爲”爲手段，達到“事少而功多”的理想效果。隨後出現的道家經典《陰符經》豐富和發展了這一理念，提出了著名的“盜機”理論。所謂“盜”，即悄然利用的意思，因不爲人知、難於察覺，故稱爲“盜”；所謂“機”，是指時機、機宜，指天道運化之初萌，人事變動的徵兆，皆因隱蔽難察，故謂之“機”。形象地講，“機”就是“太極圖”中陽極轉陰、陰極轉陽的兩個拐點，“盜機”就是要憑藉決策者過人的洞察和預判能力，在事物的萌芽階段（萌是即將出現，芽是小而未覺），運用智能，抓住時機，在常人不知不覺之中，佔據有利的位置，藉助陰陽更始的力量，乘勢而上，攫取利益於將來，達到事少而功多的效果，這也爲老子的“無爲”理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依據，使其實現成爲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