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面對來勢洶洶的“黃巾之亂”，東漢中央政權下放軍政權力至州郡地方，固然使得黃巾軍的勢力無法快速地蔓延至全國，減緩了東漢王朝的覆亡，但是卻留下了“地方輕視中央、擴張割據勢力”的隱患。“十常侍之亂”與“董卓之亂”使得皇權淪喪、威信盡失，在中央，董卓及其部屬獨斷專權，肆意廢立，中央政府形同虛設；在地方，伴隨着君權的衰弱，各地方勢力擺脫了中央的控制而獨立發展並不斷做大，出現了衆多的外鎮勢力，直接威脅東漢的中央政權。除了我們先前提到的袁紹、曹操和公孫瓚三大諸侯以外，在中國的南方還有一路人馬也是不容忽視的，那就是袁術集團。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今河南周口西南）人，出身名門望族，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即袁術的曾祖父袁安官拜司徒，袁安的二兒子袁敞官拜司空，袁安的大兒子袁京只做到蜀郡太守，而袁京的兒子，也就是袁安的孫子袁湯卻官至太尉，並且袁湯的三子袁逢、四子袁隗也都位至三公。古往今來，像袁氏這樣的名門望族簡直是鳳毛麟角。袁術與袁紹雖同屬袁氏後裔，但袁術是正宗，而袁紹則是庶出，因此，二人在家族中的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
袁術早期的仕途可謂是一帆風順，仗着家族“四世三公”的聲望和當時在朝中擔任司空的父親袁逢，袁術年輕時便舉孝廉爲郎，史書上說他“歷職內外”，在很多職位上都有所歷練，隨後又擔任過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等重要職務。董卓專權時期，爲了拉攏袁術，還特意任命他爲後將軍。此時，袁術的頭腦倒是十分清醒，看出了董卓的狼子野心，便和兄弟袁紹一樣，藉機逃出洛陽，並迅速組織各大割據勢力聯合*董卓。事實證明，袁術還是很具有號召力的，迅速形成了自己的隊伍，包括人稱“江東猛虎”的長沙太守孫堅也被其招致麾下。
孫堅英勇善戰，其軍事才能在討董聯盟中算得上是首屈一指，連董卓也要懼其三分。孫堅自長沙起兵北上，未曾與董卓交戰，就先後斬殺了荊州刺史王睿和南陽太守張諮，不但幫助袁術穩穩當當地佔據了荊州最靠北的南陽郡，而且幾乎將身後整個荊州都劃入其勢力範圍。根據《後漢書》記載，南陽有三十七城，五十萬戶，總計超過二百四十萬的人口，不論是農業、手工業，還是商業都十分發達，堪稱東漢第一大郡；南陽郡旁邊的汝南也有三十七城，擁有四十萬戶，二百一十萬人口，是當時規模僅次於南陽的第二大郡。袁術自己佔據着南陽，而汝南恰恰又是袁氏一族的鄉里所在，毫無疑義地成爲袁術強有力的後盾支撐。
就在袁術以孫堅爲前部北上後不久，新任荊州刺史劉表上表天子，讓袁術名正言順地以後將軍的身份領南陽太守，而袁術也趁機上表，讓孫堅做豫州刺史。孫堅也確實不負衆望，在其他諸侯戰事不利的情況下，逼走董卓，一路殺進洛陽。
然而，好景不長，很快袁術與袁紹一對同門兄弟就展開了較量。原因在於：袁紹對董卓恨之入骨，故不準備承認由董卓冊立的漢獻帝，準備另外擁立一位皇帝（幽州牧劉虞）；而袁術隨着自己地盤的擴大，狼子野心逐漸暴露出來，開始做起了皇帝夢，由此拒絕了與袁紹合作。“各懷鬼胎、利益各異”使得原本就關係一般的兩兄弟漸漸勢如水火了。
袁術堅持讓孫堅做了豫州刺史，但袁紹對這個任命卻不承認，而且還另外任命了一個叫周喁的人來做豫州刺史。一山不容二虎，衝突是避免不了的，論打仗，周喁當然不是孫堅的對手，屢戰屢敗，最後只得逃跑。同時，袁術又趁機把自身勢力範圍擴充到了揚州一帶，並先後佔領了揚州、豫州、司隸和荊州一部，儼然成爲南方的霸主。袁氏兄弟間的這一番較量，袁術算是大獲全勝。
畢竟袁紹手下高手雲集，在他們的建議下，袁紹展開了一系列針對袁術的外交行動，包括與曹操結盟、拉攏劉表等手段，牽制對手，孤立袁術。此時，袁術自身的種種缺陷以及一些潛在的危機開始逐漸顯現。被勝利衝昏頭腦的袁術擺出了一副羣雄領袖的架勢，到處製造各種事端，四處樹敵，不但和兗州的曹操集團公然對抗，而且同近鄰的荊州劉表集團翻了臉。“樹敵過多過快”是袁術生平的一大敗筆。
時有民謠雲“代漢者當塗高”，袁術認爲當塗者，公路也。從孫堅之子孫策手裡得到玉璽後，袁術的野心膨脹到了頂點，故於建安二年（197年）於壽春稱天子，名號仲氏，置公卿，祠南北郊。此後，袁術奢侈荒淫，橫徵暴斂，致使江淮地區殘破不堪，民多飢死，部衆離心，接連爲呂布、曹操所破，只得逃往汝南，苟延殘喘。後來，迫於外界的聲討，袁術在汝南郡也無法立足，只得北上投奔庶兄袁紹，不想在半路途中又被向曹操借兵的劉備擊潰。逃至壽春後，袁術找人要蜂蜜，卻又找不到，袁術大叫道：“袁術至於如此嗎？”，遂於建安四年（199年）嘔血而死，真是“又是可笑、又是可悲”呀！
或許也正是因爲袁家“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佈天下”，所以袁術纔會暗生不臣之心。後漢羣雄割據，袁氏二兄弟一南一北，成爲各路諸侯之中實力最強者，若二人聯手，憑藉手中的實力與家族的名望，莫說是復興漢室，就算是另起爐竈、統一華夏，也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然而，最後卻落得個身敗名裂、遺臭萬年的下場，不得不讓人深思。
男人總歸是有野心的，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在那個“漢室凌遲、羣雄並起”的時代，作爲一方梟雄，夢想自己“統一中華、君臨天下”也不算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袁紹、曹操、劉備乃至孫權都曾想過，但迫於漢室在百姓中的威望，誰也不願意首先觸動這個大忌，成爲天下的公敵。袁術的悲劇，根本原因在於其個人的兩大人格缺陷——貪婪與好大喜功。袁術的“貪婪”造成了其在與諸侯們的交往中“唯利是圖、缺乏信用”，到處樹敵、喪失盟友，在對待百姓的問題中“橫徵暴斂、魚肉生靈”，最終導致民怨鼎沸，無法立足。“好大喜功”的本性致使其在獲得傳國玉璽後，在缺乏實力基礎和軍事準備的情況下，貿然稱帝，犯天下之大不韙，成爲各路諸侯的公敵，也爲各路諸侯提供了征伐自己、兼併自己地盤的最佳藉口。
在政治這種多元博弈中，首先佔居高點的人往往並不一定能笑到最後，相反落馬率極高，究其原因就在於你的對手不僅僅集中在明處，也不只侷限於一個或幾個利益集團，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將高位者擊倒，自己取而代之。袁術就是沒有看清楚“槍打出頭鳥”這麼一個簡單的道理，公然稱帝，給那些早就有心廢漢自立的人充當了馬前卒，自己卻跌得粉身碎骨，着實的可悲。《道德經》不但是道家哲學觀點的集成，而且也是君人南面之術的真實寫照。其中“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的觀點，可以理解爲：在政治鬥爭中，要善於摧折自身的鋒芒之形而使之平和，消解自身盛壯之勢而使之柔弱，柔和自身的光芒而使之不炫耀，卑下自身的地位而使之協同萬民之願。這一“和光同塵”的道家理論，本來是用來描摹大道的無所特顯，無所特賤，無所不在，無所不用，後逐漸被引入政治學範疇，被古今政治家所看重，並奉之爲珪臬。誠然，在對手明確的戰場上，先發制人絕對是指揮家的首選，然而對於“剩者爲王”的權利競爭，作爲優秀的政治家斷不可過早地暴露自身的實力與志向，特別是在形勢並不明朗的情況下，更應善於隱蔽自己，韜光養晦，厚積薄發，方可在日後的激烈鬥爭中，集中力量，後發制人，取得成功。袁術的衝動和野心最終害了自己，而與其相對的梟雄劉備則深明此道，投東奔西，一忍再忍，最終憑藉着自身過人的忍耐力贏得了發展的機遇，三分天下，成爲一代雄主。
筆至此處，飛刀又想起了《三國演義》“煮酒論英雄”一節中曹操的那句話：“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龍之爲物，可比世之英雄。”英雄固然要有很高的才能和魄力，同時也需要等待時機，這就需要去忍耐。忍得住，時機一到，乘勢而起，建功立業、名垂千古，就是英雄；忍不住，一步走差，就可能身敗名裂，身死人手而爲後世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