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初平三年至興平二年（192-195年），關中地區的政治形勢發生了一系列劇變。劫持天子、獨霸中央的梟雄董卓被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與自己的親信呂布合謀刺死，但因王允沒能妥善處理、區別對待董卓的部屬，殺戮過重，激起了李傕、郭汜等董卓舊部的舉兵叛亂。最終王允兵敗被殺，呂布出逃山東。後來，李傕、郭汜之間也出現利益衝突，導致兵戎相見，而獻帝和中央官吏作爲權力的象徵，被這些軍閥們爭來搶去，竟然出現了“彼劫天子，我劫公卿”的鬧劇，皇權威信蕩然無存，生靈塗炭，田地荒蕪。
興平二年十月，漢獻帝在楊奉等人的護衛下逃至曹陽地區，其後李傕率軍窮追不捨。獻帝的到來可謂是爲山東各地方勢力提供了一個攫取政治資本的最佳機遇。當時，山東諸侯中以袁紹和曹操最爲強大，而此兩者對於獻帝的態度也就決定了日後中原政治格局的走勢。
作爲袁紹的首席謀士，沮授再次提醒袁紹把獻帝這張政治王牌搶到手，建議道：“將軍生於宰輔世家，以忠義匡濟天下。如今漢帝流離失所，宗廟受到毀壞。而州郡牧守以興義兵爲名，行兼併之實，無一人擁戴天子、撫寧百姓。現將軍已經粗定州城，正應該早迎大駕。在鄴城建都，挾天子以令諸侯，蓄兵馬以討不臣。天下將無人敢與爭鋒！”沮授的意見遭到了郭圖、淳于瓊的反對，他們說：“漢室衰微已久，難以重新振興。況且目前英雄各據州郡，士衆動以萬計，正是‘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之時。如果我們把天子迎到自己身邊，那麼動不動都得上表請示。服從命令就失去權力，不服從就有抗拒詔命的罪名，故而並非上策。”袁紹舉棋不定，沮授又勸告道：“迎獻帝之事不僅符合道義，而且符合我方當前的政治需要。如果不先下手，一定會有人搶在前頭。”沮授的建議非常中肯，其言外之意：獻帝這張政治王牌自己可以用或不用，但絕不應該落到對手手中，成爲制約己方的工具。然而，袁紹可能出於某些個人原因（袁紹一度不承認獻帝的合法性、曾想另立劉虞爲帝，沒能成功），最後沒有采納沮授的建議，以致失去了一個極好的政治機遇。
同時，曹操也在爲迎駕之事徵求謀士們的意見。根據《三國志?荀彧傳》記載，荀彧非常支持曹操的迎駕設想，並鼓勵道：“昔高祖東伐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御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醫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爲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這段話充分言明瞭迎駕的意義、價值和急迫性。程昱等人也贊同荀彧的建議。曹操當機立斷，決心迎駕。
興平二年（195年），漢獻帝東歸，到達安邑。曹操派遣曹洪將兵西迎，但受到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萇奴拒險阻撓，沒能成功。建安元年（196年），漢獻帝到達洛陽，韓暹、楊奉、董承等人不和，相互爭權。董昭假做了一封曹操的書信拉攏楊奉，楊奉非常高興，勸諸將共同上表封曹操爲鎮東將軍，董昭升爲符節令。不久，曹操親自率兵勤王，到洛陽朝見獻帝，見局勢複雜且不易掌控，只得向董昭問計。《三國志?董昭傳》記錄了這個著名的“曹董問對”，董昭向曹操建議：“將軍興義兵以誅*，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曹操依計藉口洛陽殘破不堪，糧食奇缺，把漢獻帝轉移到許昌，在許昌建立新都城，從而把獻帝牢牢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楊奉等人不滿，出兵阻攔，曹軍早有準備，一舉將其擊敗。楊奉只得南逃，投靠揚州的袁術，也就不成氣候了。
當初，曹操在兗州危機之後，總結了以往的教訓，對自己執政和治軍的策略進行了調整，改變了自身輕視名士的態度，採用了一些先秦法家的治國理念，整頓吏治、鼓勵軍功，約束軍士、嚴明軍紀；同時廣泛徵求部署的建議。謀士毛玠提出了一個非常有影響的建議，他認爲：“今天下分裂，天子遷移他方，臣民流離失所、放棄本業。國家嚴重缺少糧食儲備，這樣的局面實在難以持久。現在袁紹和劉表，雖然百姓衆多，軍隊強大，但他們都沒有謀劃遠大事業的考慮，也沒有樹立根基、確立基礎的打算。打仗作戰，正義的軍隊一定能夠取勝，保持地位憑藉的是財力和物力。我們的當務之急就是發展農業生產，積儲軍用物資，這樣霸業與王道纔可以成功。”曹操對於毛玠的建議深以爲然，但迫於連年戰事的壓力，一時間沒能大規模開展。在迎獻帝成功之後，爲了滿足中央政府運作的日常開支，更好地蓄力發動下一輪大規模的兼併戰爭，曹操想到了當年毛玠的建議，在棗祗、韓浩等的提議下，曹操就任命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召募百姓在許都周圍屯田，收穫稻穀百萬斛。曹操深感欣慰，並總結道：“夫定國之術，在於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於是，在郡國都設置了屯田官，幾年內凡有田官的地區都積貯了糧食，府庫充盈。此後，曹操率軍征伐四方，基本上無運糧之勞，爲其日後兼滅羣雄、克平天下，提供了有力的物質保障。
實際上，我們不難看出，曹操所採取的“整頓吏治、鼓勵軍功，約束軍士、嚴明軍紀，推廣屯田、廣積潦草”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借鑑了戰國時期秦國的“耕戰”制度。那麼秦國的耕戰制度又是什麼呢？秦國的“耕戰國策”起初由法家名士商鞅建立，並經歷代不斷完善而成，是一種軍政合一的新型國家戰時法律體系，其高明之處在於緊緊抓住了封建國家的兩大主題，對內促進農耕，以農爲本發展生產；對外發動戰爭，以戰養戰拓土開疆。沒有強大的農耕，沒有充足的軍糧作爲保證，國家的軍事實力是虛浮的，取得一兩場戰爭的勝利是可能的，但要想長期稱雄於諸侯是絕對不夠的，更不用說統一華夏了。衆所周知，軍隊的戰鬥力與士兵的積極性是密不可分，新法徹底打破了傳統力量的束縛，在秦國建立了一套完成的軍事激勵體制，使戰功成爲維繫家族榮耀和提高社會地位的唯一途徑，最大限度地調動了秦人的作戰積極性。而連接“耕”與“戰”的紐帶就是強大而穩固的法制體系，這就充分地保證了社會的公平。當時，秦人若想在國內取得好的社會地位、贏得世人尊重，只有兩個事情可做，一是從軍爲伍，二是投身農業生產，如此就使得國內最優秀的人才均集中於軍、農兩個領域，致使秦國核心力量得到最直接的發展，綜合國力飛速提升。因此，商鞅變法十年，徹底改變了秦國幾十年被動挨打的面貌，使秦國迅速崛起於華夏之西陲，成爲當時首屈一指的強國。曹操確實是一個善於學習、諳熟歷史的人物，其正是靈活運用了秦國“耕戰”的圖霸思路，使得自身的綜合實力有了根本性的提升。
至此，曹操集團擁有了獻帝和中央政權這張政治上的王牌，建立了屯田制與相關鼓勵農耕的法律制度，加上其一貫貫徹的“爲纔是用、鼓勵戰功”用人原則與機制，形成了一個當時最爲完備的軍政體制，羽翼日趨豐滿，其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與如日中天的河北袁紹集團不相上下。此後，曹操動輒以王命征討不臣，興義兵以誅殘虐，形成“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局面，取得了政治上的絕對優勢，並以此廣招天下賢能猛士，不斷蠶食周邊勢力，進一步發展和壯大了自身的實力。建安二年（197年）春，袁術在壽春（今安徽壽縣）稱帝，曹操即以“奉天子以令不臣”爲名，進討袁術並將其消滅。接着又消滅了徐州呂布一黨，同時利用張揚部內訌的機會取得了張治下的河內郡。正如孔明先生在《隆中對》中所言：“今操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自此，曹操勢力西達關中，東到兗、豫、徐州，控制了黃河以南，淮、漢以北大部分地區，爲其日後統一北方作戰奠定了堅實的根基。雖然《三國演義》中曾多次渲染曹操的殘暴不仁與“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行徑，但是我們斷不能否認其控制的許昌政權是當時最爲完備、政治最爲清明的地方割據力量。此外，曹操的成功再次印證了人們“揣摩古代歷史、體會前人經驗、並且活學活用”的現實價值，也爲那些平日裡妄自尊大，自認爲“老子天下第一”的人敲響了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