衆所周知，西方人與中國人所下的棋是不同的，西方人愛下國際象棋，中國人愛下圍棋。在國際象棋中，奕者的目的在於捕獲對手的王棋，主要是通過不斷消滅對手的棋子而實現的，通常表現爲直接殺子或間接牽制，進程清晰，目的性較強。而在圍棋中，對弈雙方交替將白子和黑子布在棋格的交叉點上，力爭最大限度地控制地盤，以此限制對手的選擇，其基本主題是態勢上的包圍與反包圍，進程十分微妙，手法相對含蓄。博弈如搏戰，這種競爭策略的差異反映到軍事上，就造成了東西方軍事文化的不同：西方的戰略家多着眼於單一的決定性戰役或者某個決定性的戰場，而東方的戰略家更加註重對戰局整體“態勢”上把握，這也是東方兵學所特有的內涵。
如今一提到“勢”，大家的頭腦中立刻會反映到“權力”、“權勢”，如，“勢家”指的是有權勢的豪家大族，“失勢”則是失去權勢的意思。而這並不是“勢”的本意，從構字法上講，“勢”字從力,埶聲，屬於六書中的形聲字，本意是指“力量”。孫子最早將其引用於軍事領域，併成爲《孫子兵法》中最爲著名的軍事學範疇之一，滲透於兵法始終，“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勢者，因利而制權”、“擇人而任勢”等重要論斷皆出於此。在軍事領域，“勢”僅次於“全”，而成爲孫子具有代表性的理念，對我國兵學的發展影響極爲深遠。戰國時期的著名軍事家孫臏是孫子的後人，也是孫子兵學思想的繼承者，其非常重視對“勢”的把握，歷來就有“孫臏貴勢”的說法。在孫臏的指揮下，齊軍於桂陵、馬陵兩破如日中天的大魏武卒，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可謂是先秦戰爭史上的巔峰之作，將孫子的“造勢”藝術演繹得淋漓盡致，使得孫子的“造勢”理論在實戰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驗證，孫臏也因此成爲兵家“勢宗”的旗手。楚漢時期，著名軍事指揮家韓信作爲中國軍事思想“謀戰”派代表人物，戰法靈活多變，擅長因敵以制敵，堪稱中國戰爭史上最善於靈活用兵的將領。其一生爲後世留下了“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背水爲陣、拔幟易幟”，“半渡而擊”，“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等經典戰例，將人們對“勢”的理解與應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極大地豐富了孫子軍事理論的內涵。時至唐代，著名軍事家李靖對於“勢”有了進一步的闡述，認爲“勢”可分爲“氣勢”、“地勢”和“因勢”三部分，其中，“氣勢”是指全軍將士的昂揚鬥志，“地勢”是指佔據易守難攻的要地，“因勢”則是指趁地方疲憊、飢渴之際而發起進攻。隨着宋明時期兵學理論研究的深入，各大流派都對“勢”有着自身的理解，可謂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然而，對“勢究竟是什麼”這個本源性的問題卻缺乏根本性的回答，對於究竟該如何去創造和運用“勢”也缺乏系統的論述。因此，飛刀決定在這裡先拋磚引玉，談一下自己的看法。
軍事中的“勢”與世間許多事物一樣，大都可分爲“先天”和“後天”兩種，即“先勢”和“後勢”。“先勢”代表“勢”中難以通過自身努力所改變的，或短期內不能改變的大環境，包括自然環境（如寒暑、晝夜、晴雨等）和社會環境（如民心、經濟等）。早在商周時期，人們就很重視自然環境對軍旅的影響，有“冬夏不興師”的說法。元代忽必烈兩次渡海攻打日本，都是因爲在海上遇到風暴而幾乎全軍覆沒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軍入侵蘇聯，一路勢如破竹，最終也是敗在了嚴寒冰霜的極端氣候之下。近代法國著名軍事家、政治家拿破崙是一個非常善於揣測人心、洞察民意的人物，其事業早期藉助法國大革命的羣衆熱情，以推行革命、解放民衆爲契機，揮師連克歐陸諸強，成爲繼凱撒之後西方最爲傑出的將領；而後期的拿破崙由於自身的膨脹，在民衆厭戰、人心思定的大環境下，一味窮兵黷武，遠征俄國最終造成了自身事業的崩潰。拿破崙一生的成敗充分說明了軍事鬥爭中社會環境的重要作用。道家經典《陰符經》中有一個非常著名的“盜機”理論，所謂“盜”，即悄然利用的意思，因不爲人知、難於察覺，故稱爲“盜”；所謂“機”，是指時機、機宜，指天道運化之初萌，人事變動的徵兆，皆因隱蔽難察，故謂之“機”。形象地講，“機”就是“太極圖”中陽極轉陰、陰極轉陽的兩個拐點，“盜機”就是要憑藉決策者過人的洞察和預判能力，在事物的萌芽階段（萌是即將出現，芽是小而未覺），運用智能，抓住時機，在常人不知不覺之中，佔據有利的位置，藉助陰陽更始的力量，乘勢而上，攫取利益於將來，達到事少而功多的效果，這也是道家“無爲”理論的依據所在。因此，針對人爲不能改變或難以改變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我們大多采用這種“盜機”的方式，抓住機遇，增強自身的“勢”，故而這種方式可以稱之爲“因勢”，是一種“無爲”的表現。“先勢”的客觀性註定了指揮者在這個方面往往是要等待的、藉助的，通常比較被動。因此，面對着激烈的軍事競爭，指揮者一味地等待是不行的，必須在尊重和利用“先勢”的前提下，藉助自身行爲爭取主動，“後勢”也就應運而生。
與“先勢”相反，“後勢”是一種“有爲”，而且是運謀者調動一切力量、極盡一切思路的“大有爲”。具體到兵法，也可稱之爲“兵勢”。那麼“兵勢”究竟是什麼呢？飛刀認爲：“兵勢”是指軍事指揮者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合理運用自身軍事實力，通過改變己方兵力在時間空間上的分佈和運動，從而形成的有力的態勢和強大的衝擊力，迫使對方形成不利於自身的兵力分佈和運動。往往我方軍事行動的主動性越強，對敵方產生的牽制力越大，我方變化越快越緊湊，則產生的“兵勢”也就越強。而強大的“兵勢”可以在牽制和打擊對手軍事實力的同時，摧毀其作戰的信心與意志，有助於我方徹底戰勝對手，取得最終的勝利。
爲了更好地理解“兵勢”的含義，我們不妨藉助“淮陰侯以勢制楚”的例子加以闡明。楚漢戰爭時期，霸王項羽英武果敢，楚軍驍勇善戰，特別是項羽“快速迫擊、擇機突襲、利用間隙、直插心腹”的標誌性戰術串聯，楚軍憑此虜王離之鉅鹿、破漢王於彭城，氣宇雄冠諸侯，堪稱亙爍古今。漢軍雖有諸多有利因素，但與楚軍相較仍不免處於下風。爲了扭轉漢軍對楚作戰的頹勢，韓信向劉邦提出了著名的“以勢制楚”主張，其認爲：與楚以力相搏，不如以勢困之，時下當分兵三萬，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對楚實施戰略包圍，充分利用時間這一重要因素，使得漢軍出秦川三軍並進、攻城略地後，佔據了堅實戰略縱深、較多進攻線路的戰略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從而彌補自身戰術上的劣勢。韓信此計意在分兵北上，若一舉擊滅趙、燕、齊三國，既可發展自身的勢力，又可擴充兵員給養，同時也可在態勢上對楚軍形成合圍之勢。這可以說是一個搶佔先手的強制招法，楚軍此時不得不應。而由於扼守“滎陽-成皋”一線的漢軍劉邦部的存在，楚軍又不能盲目北上，與韓信爭鋒於燕趙之間，其原因在於一旦楚軍北上，據守於天下腹心之地的劉邦部必然乘勢東進，引兵絕其糧道，斷其歸路。若真如此，形勢對於楚軍則是大大的不利。項羽也看出了形勢的嚴峻，如令漢軍韓信部做大，很可能會使自己處於以孤楚對抗天下的窘境，但由於漢軍採取的“奇正分兵、迂迴包抄”的策略，使得楚軍“形格勢禁”，一時也沒有太好的辦法，只得舉全楚之力強攻滎陽進行搏殺，力圖擊破漢軍主力，擒賊擒王，使得各路漢軍不戰自亂。然而，此計正中漢軍下懷，劉邦依託滎陽、成皋之險，敖倉之糧，與楚軍展開拉鋸戰，拖住楚軍。這樣，漢軍一來可以依仗地利最大限度的消耗楚軍的實力，使其士氣消沉；二來也爲北上的韓信部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從而爲漢軍最終實現對楚軍的戰略合圍提供了條件。史實證明，韓信在謀算中確是勝出項羽一籌，此後項羽果然處處受制，楚軍兵力亦不得伸展。漢軍這種強大的軍事態勢，正是由於韓信巧妙的奇正分兵而形成的，但這種分兵並不是隨意的，是有講究的。中國象棋中有一句名言“車正永無沉底月”，說的就是單車對車炮殘局中，單車只要能搶先佔據中線，車炮方就沒有“沉底月”的殺法，雖有子粒優勢，但終無法取勝。同理可見，兵力的分佈位置與出動時機對於戰局的發展是何等的重要。如果韓信分兵南下荊楚，以襲楚軍後方，雖也對其產生一定的威脅，但楚軍也不難應對。楚軍完全可以置漢軍劉邦部而不顧，在楚地與韓信部決戰，這樣無論劉邦部參不參戰，其固有的地利優勢都沒有發揮出來。一旦楚軍獲勝，進而分兵攻取關中，劉邦則失王業之基。因此，韓信此次奇正分兵的高明之處就在於：趙、燕、齊三地本不是楚軍之虛，然而由於“滎陽-成皋”一線漢軍劉邦部的存在，就變成楚軍的空虛之處了。真可謂：千古高手不過於化敵之實爲其之虛。此外，如果軍隊分兵過早，就容易暴露我方軍事行動的真實意圖，易遭對手分隔包圍各個擊破，而軍隊分兵過遲，又可能會使我方坐失良機，不利於兵力的展開。因此，“兵善其位、動善其時”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軍事指揮者水平的直接體現。
《道德經》中講：“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也就是說“有”和“無”本是一體，都是深奧而莫測的，共同構成了世界的本源。應用到軍事上，可理解爲：軍隊是由“有形（實體）”和“無形（精神）”兩部分組成的，且二者同等重要，軍隊若想保持自身的戰鬥力，二者缺一不可。依此二元理論，那麼“兵勢”也應分爲“有形”和“無形”的兩種，或者在“有形”和“無形”中具有兩種表現形式。我們在前面講到的“兵勢”主要是“有形”中的“兵勢”或者“兵勢”在“有形”中的表現，而“無形”中的“兵勢”又是什麼呢？飛刀認爲：“兵勢”在“無形”中表現爲其對於對手心靈的震懾力，正是這種震懾力使得敵軍心生恐慌、鬥志瓦解。這句話聽起來不太容易理解，爲了進一步詮釋，接下來再爲您介紹一個韓信將軍的經典戰例——井陘之戰。
“以勢制楚”的策略確立後，劉邦遂命韓信率軍北上開闢第二戰場，韓信也不負所望迅速攻滅代國，並準備通過太行山井陘口進攻漢軍在河北的首要強敵——趙國。而趙王歇與成安君陳餘亦陳兵二十萬於此築營防守以備漢軍，處於以逸待勞的有利態勢。面對這種情況，韓信深知依照常規作戰很難取勝，如果長拖下去，不用趙軍絕其糧道，漢軍供給也會出現問題，故必須出奇制勝、速戰速決。因此，韓信做出了其一生最爲冒險的決策：連夜分兵兩路，一路是由兩千輕騎組成的奇兵，每人手持紅旗一面，趁着夜色從小路潛入井陘口一側隱蔽待機；另一路則是漢軍的主力部隊，渡過綿蔓河背水列陣。背水爲陣向來是兵家之大忌，懂得兵法的人是不會使用的。那麼韓信這種反常用兵又有什麼意圖呢？其目的有二：一是依照孫子“置死地而後生”的思想，使漢軍無路可退，進而激起將士拼死一戰的決心與勇氣；二是使趙軍主將陳餘產生錯覺，以爲韓信不懂用兵，從而輕率出擊，造成井陘本營的空虛。次日天明，韓信打出大將軍旗號，擊鼓進軍井陘口。趙軍出營迎擊，大戰良久，韓信軍棄鼓旗，佯裝打敗，退到河邊的軍陣之中。趙軍見狀，果然傾巢而出追逐韓信軍，爭奪漢軍丟棄的旗鼓。韓信軍由於無路可退，各個拼死作戰，以一當十，趙軍一時無法取勝。此時，韓信所派的兩千輕騎，利用趙軍傾巢而出追擊漢軍、爭奪戰利品的時機，衝入營壘，砍倒趙軍旗幟，豎起漢軍的紅旗。趙軍久戰不勝，正想退回營壘，卻見營中遍是漢軍紅旗，軍心浮動，隨即陣勢大亂，在漢軍的衝擊下，潰不成軍。趙軍領軍將領雖斬數人，竭力阻止，卻不見成效。此時，漢軍兩面夾擊，大破趙軍，在泜水斬殺陳餘，活捉趙王歇。韓信派出的兩千輕騎佔據趙軍營壘後，趙軍真的僅僅因爲本營中有這兩千騎兵的存在，就不敢回攻而出現潰敗嗎？當然不是，趙軍潰敗的真正原因在於，當時趙軍久攻背水漢軍而不下，又見自方本營卻被攻破，趙王可能已經被擒，更可怕的是，面前這支背水的漢軍或許只是餌兵，而攻佔趙軍本營的纔是漢軍主力，背水的偏師尚且如此強悍，那麼漢軍主力人數會更多，戰鬥力也會更強，簡直就是無法戰勝的，諸如此類的猜測使得趙軍的軍心浮動，在漢軍奮勇夾擊之下軍陣也隨之崩解。可以說漢軍的兩千輕騎和鮮紅的漢幟並不只是插入了趙軍的大營，而是如同一把利刃插在了趙軍將士的心中。韓信的這種攻心戰術正是基於“兵勢”在“無形”中的作用，這也就是我們所要講的“兵勢”的另一層含義所在。
通過我們對“先勢”和“後勢”的理解，不難看出，“勢”不僅有“先天”、“後天”之別，而且也是客觀性和主觀能動性的統一，前者是客觀的，應儘量藉助和順應，因而有了道家“因勢”的說法；後者是主觀能動的，可以利用謀略手段，去營造和增強有利於自己的態勢，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兵家“造勢”。不管是“因勢”還是“造勢”，關鍵都是藉助“勢”的影響爲自身的軍事行動和戰略步驟服務，因此大可將其合二爲一，統稱爲“取勢”。“爭取態勢而爲己所用”是“有爲”與“無爲”的互補，主觀與客觀的統一，這樣認識似乎更加合理一些。
既然“兵勢”在軍事作戰中的重要作用，那麼我們又將如何去創造和爭取它呢？說道“取勢”，我們首先應該對敵我雙方的條件應該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即按照我們前面講過的“利害三境界”的方法，揣摩雙方的優勢和劣勢。隨後，基於雙方相比較的優勢和劣勢，制定具有針對性的作戰方案，選擇作戰地點和作戰時間，力圖使戰爭向着更便於發揮我方優勢和敵方劣勢的方向發展，最終迫使對手心理崩潰和在局部上形成我方以強打弱、以多打少的局面。然而，此時就有一個問題出現了：世上沒有人會甘心情願地任人擺佈，進入不利於自身的陷阱之中，那麼我們又將如何使自己的設想實現呢？針對這個問題，孫子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軍事原則——“致人而不致於人”。該命題語出《孫子兵法·虛實篇》：“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意思是說，凡先佔據戰場等待敵人的就主動安逸，後到達戰地而倉促應戰的就被動疲勞。所以善於指揮作戰的人，總是設法調動敵人而不被敵人所調動。實戰中，這種“致人而不致於人”原則通常是通過指揮者合理地奇正分合運動而具體實現的。“奇正”，一個軍事領域非常重要的概念，“正”指的是正面的、常規的軍事行動和軍事謀略，“奇”指的是側面的、反常的軍事行動和軍事謀略，其二者互相配合因敵變化，則構成了用兵作戰的基本方法。《握奇經》中“八陣，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的佈陣要訣闡述了冷兵器時期陣地戰排兵佈陣中奇正分佈的規則，其實不論佈陣對敵，還是行軍突襲，正兵和奇兵都是作戰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無獨有偶，曹操在其註釋的《孫子兵法》中，對於“奇正”的運用更是給予了格外的關注。其認爲：“以十敵一，則圍之。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奇伏以勝之。”可見，在其眼中，無論敵我的對比如何，“奇正分和”均是爭奪戰爭主動權的最主要途徑，左右着戰局的走勢，也是一名指揮者水平高低的直接體現。隨着軍事理論的不斷髮展，到了兩宋時期，著名軍事學著作《百戰奇法》則賦予了“奇”、“正”更爲直觀的定義：“正兵者，利器械，明賞罰，信號令，且戰且前，則勝矣；爲戰所謂奇者，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如今，“奇正”業已深入人心，成爲指揮者最爲普遍的思維方式，也是軍事界樂於討論的命題之一。翻閱古今典籍，出奇制勝的戰例數不勝數，引人入勝。但飛刀以爲，奇兵屢建奇功的深層次原因正是因爲正兵的存在，沒有正兵吸引敵人的注意，區區一兩支奇兵怎麼能夠出其不意，決定戰場的勝負呢！正戰與奇戰是一體的，不是兩回事，是一個成功的軍事行動的兩個方面。此二者互爲表裡，可因敵轉化，根據實際需要，正可爲奇，奇亦可爲正。楚漢時期，“漢軍奔襲大梁”的戰例就充分地印證了這一點。在彭城戰敗後，諸侯紛紛脫離漢王劉邦，魏王豹以探母病爲由回到封國，封鎖河關，切斷漢軍退路，叛漢而與楚約和，對固守“成皋-滎陽”一線的漢軍造成了致命威脅。劉邦派酈生說服魏豹不成，遂任命韓信爲左丞相會同將軍曹參率兵擊魏。此時，魏兵已佔據蒲阪，封鎖關河，試圖以大河險川爲屏障，迫使漢軍強度黃河，再借地勢之利，半渡而擊，最大限度的消耗漢軍，以求得最終的勝利。此計劃看似縝密有力，但卻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即魏軍兵力過分集中於天險之上，國都大梁相對空虛。韓信正是緊緊抓住魏軍這一缺點，採取“避實擊虛”的策略。不與對手爭奪河口的主動權，而是令曹參率大軍假意與魏軍對陣於臨晉河口，作強渡之勢，暗中遣漢軍精銳於夏陽輕裝減負以木罌巧渡黃河，奔襲大梁。魏軍不得以，倉促分兵回救大梁，河上的漢軍主力乘勢掩殺，大破魏軍，生虜魏王豹，滅魏設河東郡。中國古代軍事領域，大多以“奇正”作爲指揮的因素，“奇兵”的出動既可用於打擊對手，也可用於牽制對手，而對方的被動分兵部署，又能夠爲我方提供機會。我方則可利用對方的瞬時兵力空隙或各支部隊的結合部，進行穿插突進，或直搗對手中軍指揮系統、令其指揮癱瘓，或分割對手諸部、各個擊破，或焚糧斷道、令之不戰自亂。此戰，韓信當時以“奇兵”巧渡夏陽黃河，奔襲大梁，是一個重要的戰術牽制，強制調動對手，令其主力不得不分兵回救，使得對手被動而又倉促地進行臨晉河口的兵力重新分佈和整合，曹參正是利用這一的機會大破魏軍於臨晉。此時，按兵不動的漢軍主力又由一支“正兵”，變爲了一支“奇兵”，給魏軍以致命一擊；而奔襲大梁的漢軍“奇兵”，迫近大梁後彷彿又只造聲勢，變爲了以佯動而誘敵回救的“正兵”。可謂是，奇正變換，巧妙牽制，戰局紛繁，煞是好看，最終也造成了漢軍的全線勝利，充分體現了孫子“致人而不致於人”的取勢原則。
此外，在奇正分合過程中還有一個要領必須引起大家的注意，那就是“空”。“空”是一種神奇的東西，看不見，摸不着。然而，實體若想發揮作用卻少不了它。比如，房子、車子、風箱等等，如果沒有了“空”，這些所謂的“有”也就毫無作用，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再比如，水即使在再高的地方也沒有任何力量可言，只有決堤而下，才能夠產生驚人的力量。而水流動的路徑本就是“空”，如果喪失了它，水也就沒有了流動性。靜止的水沒有任何力量可言，之所以產生力量，正是因爲水具備了流動性。同理，軍隊作戰亦是如此。指揮者排兵佈陣、奇正分合之時，一定不能使自己的兵力分佈得於侷促，各部間必須保持一定的空間，便於靈活運動，通過奇兵與正兵的不斷運動，這樣才能夠產生作戰的衝擊力；相反，如果各部間空間距離過大，就會使自身的兵力過於分散，很容易讓對手分割包圍，各個擊破。因此，把握好這個“度”非常關鍵，這就是軍事上“空”的藝術。
上面所說的奇正分合、主動取勢的策略根據各自實施手段不同，又可分爲“欺敵誤敵”和“沖虛動敵”兩大類，其共同目的就在於：使對手自身的最強兵力無法在最佳時間、最佳地點進行爆發，而有利於我方的兵力、時機和地利三要素的疊加，進而發揮出強大“兵勢”。“欺敵誤敵”是以“詭詐”作爲其指導思想的，成熟於春秋時期，這與商周傳統作戰理念大相徑庭。孫子在此基礎上加以深化，提出了“兵者，詭道也”的著名命題。其核心思想可以理解爲：戰爭是敵我雙方爲了一定利益和政治目的而進行地暴力對抗，其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勝利。軍事指揮者的任務就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條件，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採用一切可以採用的手段，去奪取戰爭的勝利。戰爭固然是交戰雙方兵力物力的較量，更是雙方指揮者智謀韜略的較量。該命題徹底否定了以“尚禮”爲特色的商周軍事思想，將仁義與軍事相剝離，政治必須注重仁義，而戰爭只對勝負負責，這與如老子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不謀而合。爲輔助這一作戰思路，孫子結合前代戰史，創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詭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前四法，以主動示形爲主，使對手產生錯覺；而後八法，注重因敵變化，欺敵誤敵，從而到達“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的目的。下面我們再看一個韓信將軍“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例子，深化一下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漢高祖元年，韓信藉助項羽出兵攻打齊地田榮的機會，派兵萬餘大張聲勢地搶修棧道，吸引三秦王的注意力，佯裝以此爲路徑進軍關中。與此同時，韓信又與劉邦率領漢軍主力潛出故道，翻越秦嶺，襲擊陳倉（今陝西省寶雞市東），重挫從廢丘倉促率軍馳援陳倉的章邯部主力，而後連續作戰，分兵略地，水淹廢丘（今陝西興平南），章邯兵敗自殺。“暗渡陳倉”之計之所以能夠成功，正是在於韓信利用了章邯心裡看不起劉邦和韓信等“草莽之人”的心理，以“明修棧道”這種看似笨拙的行動，將其麻痹。章邯認爲棧道修復的工程巨大，所需時間漫長，因而只是派人把守道口，未加防範。由於章邯在判斷漢軍的行動上產生了巨大的錯誤，致使漢軍奔襲關中時，該部完全沒能防守到位。可以說，韓信根據章邯的個人特點採取手段“欺敵誤敵”，使得章邯內心中出現的防禦鬆懈和軍事防守的時空錯位纔是韓信能夠成功的根本原因。“沖虛動敵”即以害動敵，通過進攻敵方的必守之處，強制調動對手。“頓挫”是中國象棋對局中常常用到的一種技巧，是一種特殊的運子戰術，也是一種強制性的中間過度着法。即一方採用照將、要殺、捉吃等強制性手段，迫使對方進入不利於自己的局面或爲己方贏得步數上的優勢。此着法正是將“沖虛動敵”的作戰策略靈活地運用於博弈之中。“沖虛動敵”之中的“虛”並不完全等同於“弱”，其含義有三。其一，實體的弱點，表現爲防守薄弱處、兩軍結合部等；其二，指揮者的心理盲點，表現爲自認爲防守嚴密的懈怠處、由於驕傲而產生的麻痹輕敵等；其三，要害之處，表現爲敵人指揮所、屯糧處等，此類地方敵方雖是防守嚴密，但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一旦打擊成功，便可動搖敵人的整個部署和軍隊的信心。歷史上“圍魏救趙”正是這類策略的典型代表。戰國初期，魏惠王即位後，憑藉文、武二侯積累下的實力，發動了一系列針對韓趙兩國、力圖統一三晉的軍事行動。惠王十七年，魏軍發起了針對趙國國都邯鄲的大規模進攻。交戰之初，魏軍勢頭甚銳，趙軍漸漸不支，只得求救於齊國。魏國經過一年的圍攻，終於攻克了趙國的都城邯鄲，此舉震動天下。齊威王爲了維持三晉均勢，弱化中原，急命田忌爲將，孫臏爲軍師，領齊軍精銳馳援趙國。此刻，孫臏做出了“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鬥者不搏撠，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的著名軍事學判斷，力諫齊王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令龐涓釋趙而自救。並於魏軍必經之路設伏，以逸待勞，阻擊魏軍。威王從其計，令齊軍急趨大梁，魏軍果然放棄邯鄲，回救大梁，齊軍於桂陵大破樑軍，一戰而確立了齊國在列國中的軍事優勢。是役，孫臏緊緊抓住了魏軍傾國攻趙的弱點，選擇了魏軍久戰銳氣減弱的最佳時機，選擇了桂陵這個魏軍回救大梁的必經之路，以逸待勞，設伏狙擊，體現了“沖虛動敵”的精神實質。然而，齊魏的恩怨並沒有由此結束。十三年後，魏惠王聯合趙國進攻韓國，韓國只得求救於齊國。齊王再次命田忌、孫臏領軍，出兵救韓。孫臏故計重施，揮師直走大梁，但此次的形勢與救趙時有所不同，即在魏軍回援的道路上不足以設伏，這也使得齊軍上下有所疑慮。魏將龐涓得悉齊軍再次進攻大梁，決定去韓而歸，因接受了上次被齊軍截殺的教訓，此次魏軍回撤格外小心。孫臏針對這一具體情勢，並未急於與魏國力拼，而是爲田忌畫策道：“三晉之兵素來悍勇，輕視齊軍，善於作戰的人應該善於因勢利導，順佯敵意。兵法上講，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我軍正可以依此原理，減竈行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如此可令魏軍輕敵冒進，便於我軍伏擊。”田忌依計而行，龐涓果然以爲齊軍怯戰，入魏國三日，士卒逃亡者過半，正好乘勢追擊，以雪桂陵之恥，故棄其輜重，僅帥輕銳，倍道而來。結果，孫臏通過示弱，成功地將魏軍引入預先設定的馬陵戰場，在齊軍的突然襲擊之下，龐涓兵敗自殺，魏武卒幾乎全軍覆沒，魏國由此淪爲戰國時期二流國家。“馬陵之戰”是中國歷史上的最爲成功的伏擊戰例，孫臏將直走大梁的“沖虛動敵”和逐日減竈的“欺敵誤敵”兩大調動策略有機地結合，致使遠在千里之外的魏軍一步步地引入齊軍預先設定地馬陵陣地，從而令齊軍地理的優勢和奇襲的突然性得以充分地發揮，這也是齊軍取得這個戰役勝利的原因所在。
因此，我們在實戰中，就是要利用“欺敵誤敵”和“沖虛動敵”的兩大手段，通過奇正分合，不斷調動對手，在運動中最大限度地消耗敵方的體力，消磨對手的士氣，在“兵勢”有利於我方的情況下，伺機決戰殲滅敵人，這就是我們堅持“致人而不致於人”這一原則的根本原因，也是“取勢”成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