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囂之後，往往就是安寧，告別了嘉慶節，東京城也自然而然歸於平靜，恢復到過往那種尋常平澹的氛圍中去。
一時的慶祝與喜悅，並不能改變東京士民的勞碌，一切照舊，尋常人家，依舊爲生計辛勤奔波，不得片刻安歇。起歌舞的依舊起歌舞，世俗的疾苦，與他們沒有半點相干。
至於滿是錦服朱紫的廟堂之上，也確實多了些異聲，來自京外地方的聲音。大概是爲了證明封疆大吏、柱國大臣們進京，並不只是爲了給他祝壽，滿足他的私慾，劉皇帝下制，讓太子劉暘與宰相趙普組織內外臣工在廣政殿進行爲期半月的國事會商量。
這是有慣例的，在每年上元節假後，朝廷這邊都會有類似的政治活動，只不過參與探討的都是各地進京的上計大臣，他們主要的任務是彙報，是接受查問質詢，份量在地方上很重，但在京城可就輕了。
而像此番這樣，各地軍政的頭頭腦腦，不說全部抵京，七八成總是有的，這些人可就不一樣了，他們都是大漢的政治精英，也是大漢帝國這一龐大治理體系中的核心力量，對於國事，自然也是有話語權的。
雖然大漢如今處於一種高度中央集權的狀態中，但這並不意味着地方對中樞就完全俯首帖耳了，道司大吏們，往往都是大權在握，國家在趨於和平穩定的情況下，地方大吏們的權威同樣也越發鞏固。
他們或許不敢直接違逆朝廷中樞，但真要不服了，也有的是反應手段與措施，只不過，那種情況很罕見吧。
別的不提，就說盧多遜，不管是在河西還是在兩浙，就已經隱隱與趙普別苗頭了，而趙普可是大漢首相，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代表的都是朝廷。
還有河西布政使雷德驤，當年外任蘭州，就因爲與王溥不和，在河西任上，對趙普，對朝廷的一些政策，同樣多有非議。
更早些，還有王樸與李濤之間的齟齬，爲了一些人事任命的問題，這兩國公都能隔空互嗆，官司都能打到劉皇帝那裡。
因此，時至如今，朝廷中樞的權威仍舊牢固不可動搖，但封疆大吏們，總是難免要“反抗”一下。
當然，他們的反抗，不是要造反作亂，只是想要爲治下多爭取一些利益，讓自己好過些。而這種情況，反應到這次國務廷議上，便產生了極其激烈的爭執。
大漢國土廣袤，道府州縣衆多，民情複雜，各地的情況各異，其訴求也各有不同，不論是窮的富的，還是人多人寡，都希望能得到朝廷政策上的扶持。
政策扶持這個概念，還是近幾年出現在大漢的，其由來，除了劉皇帝無意提了一句，最直觀的例子，便是安東地區的發展了。
不到十年的時間，安東那蠻夷雜聚的苦寒之地，能夠有那般顯着的發展變化，文明禮儀之光初現，絕不只是劉煦爲首的安東都督府的苦心經營。
其背後，朝廷的扶持是至關重要的，沒有這個前提，一切都只會是鏡中花、水中月。稅收，朝廷不收取，每年還是扶助款項，進獻的金銀，也會得到相應的彙報。
安東缺人，可任其在內地道州招募，各地官府不得阻攔，政策上更是大開綠燈，不加限制，也使得大漢治下自主性最強的地區。
對於邊地的開拓，大漢從來沒有放棄過，但從沒有任何一個地方，能達到安東地區的程度。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朝廷在政策上的寬鬆限制，包容對待，其他地方，沒有這樣的投入，也沒有這樣的優待。
而有安東這個例子在，其餘道州的官僚們，怎能沒有想法。同樣是大漢治下，同樣是劉皇帝的子民，怎能如此區別對待。
從來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朝廷寧願花費代價，去開拓安東那種蠻荒之地，爲何不稍降恩澤，照顧一下他們。把那些人煙稠密、氣候適宜的精華之地，發展得更好，不是更有益處嗎？
至於其他窮僻地方，那更是一副嗷嗷待哺的姿態，比如雲南、黔中、廣西、榆林等道就是如此。而似安西、安南這樣情況與安東相似的地方，那就更有話說了。
比起安東，安南經營更久，雖然地處偏遠，但那裡不論是氣候、環境，還是土着的馴化問題，都明顯要好於安東。
而十多年的發展下來，安南已經能夠正常向朝廷貢獻錢糧稅賦，當然，這是帶有一定殖民色彩的，但也可窺其潛力。
如今的安南布政使是李守節，辰陽侯李筠之子，他屬於軍轉政，鎮守安南多年後，就地轉任布政使，一直到如今。
廣政殿上，李守節就細緻地擺出安南地區的情況與發展潛力，希望朝廷能多加支持，並且就安南每年能向朝廷貢獻的錢糧稅賦畫了個大餅。
安西也是一樣，那裡雖然地處偏遠，但處於東西方交流的要道，依靠着絲綢之路，是根本不怕窮的，也就是常年的戰爭下來，人煙少些。
但即便如此，隨着大漢西部局勢的安寧，與黑汗國關係的改良，大漢與中亞地區的貿易通道也徹底打開，並且日益繁榮，因此，安西地區也是日顯活力，這些都是他們的優勢。
至於其他道州，同樣也有話說，當然，這些地方，其實也清楚，安東畢竟有其特殊性，不可能變成常例，朝廷也不可能對其他地方，尤其是核心統治道州放任。
但是，討價還價嘛，總要讓朝廷聽到他們的聲音，知道他們的想法。像安東那樣，他們不敢奢求，但其他地方，還是有些商量的餘地。
已經升任劍南布政使的張雍就提出，希望朝廷能夠酌情降低一些劍南地區的稅賦。自從川蜀平定之後，當地對朝廷稅賦的上繳，就始終是足額足數的，也只有遇到災害之時，纔會有所蠲免。
過去一段時間，川蜀每年給朝廷上繳的稅賦，能佔到全國兩成以上，這實在是一個龐大的比例，同時也意味着川民的疾苦。
後來，朝廷也酌情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調整，使之趨於合理，這才減少了對川蜀的壓榨。但即便如此，川蜀每年的貢賦，仍舊是排在天下道州前列。而從西南地區來看，也只有劍南被朝廷看得最緊，沒辦法，誰教西南地區就你劍南道富庶呢。
張雍在西南爲官，也有十來年了，從成都知府到劍南布政使，自然有了感情，有了自己代表的利益集體，也想要爲劍南的百姓某些福祉，揚一下名。
當然，他倒也不像其他人那般，一味地叫苦鳴屈，只是合理地提出，希望財政司在制定稅額的時候，能酌情地調整一番。這每年就都在調整，但像劍南這樣的天府之國，每年調整的餘地都不大，不加已經屬於恩惠，張雍這是想減。
如果說張雍是爲劍南百姓考慮，想要減輕治下官民負擔的話，那還有些人，就屬於爲地方官府謀權爭利。
其中，爭論得最激勵的，毫無疑問，屬於每年地方稅賦留存問題。不只一個道司提出，每年兩成的稅額，實在太少，已經不夠當地行政支出，甚至有些影響到地方的行政運轉。
兩浙布政使王仁贍就舉例，說浙南一些州縣官吏，已經出現拖欠俸祿的現象，官吏們，尤其是基層官吏們，日子不好過。
這顯然是在扯澹，其他地方也就罷了，你江浙地區也叫窮，那其他窮困道州豈不是要炒翻天？
在留存稅收這事上，是中樞與地方之間最關鍵的一處矛盾，而面對這些來自地方上的聲音，劉暘與趙普也是感到了一些壓力。
不過，他們的態度也十分堅定，稅收留存屬於中樞的底線，不容打破，這不只是稅額多少的問題，還涉及到中樞權威，涉及到朝廷對地方的掌控力。
政權可以適當寬鬆，但軍權、財權是要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對朝廷而言，這是十分必要的。
何況，僅從開支來講，偌大一個朝廷，那麼多官員，那麼多勳貴，那麼多軍隊，還有各種工程以及天災人禍，這需要的財稅，可比某一道一州的財政壓力要大得多。
當初的財政拮据，讓每一箇中樞大臣都記憶深刻，因此，涉及到這方面，自然就觸及到他們的敏感神經了。
因此，趙普是代表朝廷，進行了強硬的駁斥。同樣是從地方上歷練出來入朝拜相的狠角色，趙普屁股底下可不虛，對地方的情況也有深入而透徹的瞭解。
在趙普看來，想向留存稅收伸手的人，更多的還是爲私利，或者地方保護思想嚴重。這個例子絕不可輕開，否則，有一次，便有第二次，財權若動，那早晚其他權力也將受侵蝕，如果是那樣，那朝廷維持了幾十年的制度也將受到動搖，這是不利於國家穩定，當然，最關鍵的影響，還在於中央朝廷的權威。
不過，相比趙普的態度，盧多遜倒是選擇支持地方上的訴求，並不陰不陽地說趙普在政事堂待太久了，不知道地方的情況，應該體恤下情......
結果，趙盧之間，又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奪，這樣揚州後置桉後，兩者之間有一次嚴重衝突，還偏偏選在這麼個時候。
耳聞不如目見，原來傳聞並不只是傳聞，並且，中樞的相權之爭，比他們想象中的還要激烈。進京的道司大吏們，算是飽飽地吃了一頓瓜，而盧多遜的“背叛”行爲，也讓劉暘十分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