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再沒有五千字比《老子》書涵義更富，影響更大的了。它闡明“物極必反”，“福兮禍所倚”的原則；教人謙卑遜讓，知足寡慾；教人創造而不佔有，成功而不自居；教人將取先與，以退爲進，以柔制剛，以弱勝強。以爲文明是人類苦痛和罪惡的源泉，要絕棄知識，廢除文字，而恢復結繩記事的老法，廢棄舟車和一切節省人力的利器，讓“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在政治上它主張統治者但擺個樣子，一切聽人民自便，不加干涉，像大自然之於萬物一般。這便是它所謂“無爲”。它否認有一個世界的主宰者，以爲宇宙間的事物都是循着一定的法則，自然而然。它提出一個無形無質，不動不變，不可摹狀，“玄之又玄”的“道”，以爲天地萬物的原始。《老子》書的作者和莊子都喜歡講這個“道”，因此後人稱他們爲道家。莊子和他一派的學者都喜歡借神話中的黃帝的口吻來發表自己的思想，因此後人有“黃老”之稱。
第五、陰陽家和法家的形成
像衆川到了下游，漸漸匯合入海，戰國的思想到了末期有一顯著的趨勢，是混合。例如以儒家爲主，而兼採墨、道的有荀卿；集法家各派的大成的有韓非。最後秦相呂不韋命衆門客合纂了一部《呂氏春秋》，那簡直是當時的流行思想的雜貨店。今以荀卿、韓非，及荀卿的同時人鄒衍爲主，略述這一期思想界的大勢。
（1）鄒衍，齊人，據說做過燕昭王師，死於長平之戰以後。他的著作有十餘萬字，可惜都已亡佚。鄒衍的學說，現在所留傳的有“大九州說”和“五德終始說”。鄒衍以前的學者想象全世界是一塊大陸，四圍是海，海盡處與天相接；當時的中國（包括七雄和若干小國）幾乎就是這大陸的全部；這大陸相傳曾經夏禹劃分爲九州。鄒衍卻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各）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不能相通。……乃有大瀛海環其（大九州）外，天地之際也”。這便是大九州之說（約略同時又有一種關於世界的想象，以爲“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十萬］又九萬七千裡，南北亦五億又九萬七千裡。”說見《呂氏春秋》）。鄒衍以前又有一種流行的思想，叫做五行說。五行說的出發點是認爲萬物皆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原素構成，叫做五行。世間事物大抵可以湊成五項一組，和五行相配，如五色、五音、五味、五方等等。
遇着不夠五項的事物便割裂足數，例如在四季裡分出季夏湊夠五時。各組中的任何一項和五行中與它相當的某項之間，有一種神秘的關係。例如五時中的春季和五色中的青同是和五行中的木相配的，所以帝王在春季要穿青色的衣服才吉利，這是五行的迷信的基本方式。當時的儒者又以爲一年之中五行的勢力輪流當盛。在某行當盛時，帝王除了須穿顏色與它相配的衣服外還有許多應做和不應做的事項：例如仲春應當行慶施惠，禁止伐木覆巢，不應當出兵。凡帝王在一年各時中應做和不應做的事項曾被列成時間表，叫做“月令”。鄒衍更把“月令”的思想推廣，以爲自從“天地剖判”以來的歷史也是給五行的勢力，即所謂“五德”輪流地支配着。在某德輪值的時代須有某種特殊的服色，某種特殊的制度（關於正朔、數度和禮樂的制度）和某種特殊的政治精神，和它相配。例如周屬火德，故色尚赤。某德既衰，繼興的一德，必定是與前相剋的；例如水克火，故水德繼火德。兩德交替的時間，照例有些和新德相應的符瑞出現，符瑞所在，便是新時代的主人的所在。例如周文王時，有赤烏銜着丹書，落在周社（月令和五德終始的思想，《周官》中無之，可見此書似作於鄒衍之前）。
到鄒衍時代，羣龍無首的局面，已經歷五百多年了。憫世的哲人都在盼望統一“偃兵”；苦命的民衆都在盼望“真命天子”出現。鄒衍的五德說正好給將興起的新朝以製造符命的方法。這一系統應時的迷信，以著名夸誕的齊國做中心，不久便掩蓋全國；而荀卿一派儒者所提倡的嚴肅的理智態度，竟被撇到歷史的暗角里去了。
（2）荀子（名況，字卿），當孟子做齊國的客卿時，以一個俊秀的少年遊學稷下，但及見湣王之死和長平之戰，約略和鄒衍並世。
孟荀是儒家中兩位齊名的大師。他們同是孔子的崇拜者，同以周制的擁護者自命，同鼓吹省刑罰，薄稅斂，和息戰爭的“王政”。但這些共同點並不能掩蔽他們間若干根本的差異。孟子的性格是豪放，粗闊的；荀子卻是謹飭，細密的。這種差別從他們的文章也可以看得出，在他們的學說上更爲顯著。孟子相信人性是善的，以爲只要讓他順着自然的趨向發展，不加阻礙，他便會走上正路。所以在個人的修養上孟子注重內蘊的擴充；而不注重外表的抑制，和典型的模仿；注重“先立乎其大者”，先握定根本的原則，而不注重枝節點滴的訓練。在政治上，孟子注重統治者的感化和民衆的教育，而不注重禮制的束縛。荀子則正好相反。他認定人性是惡的，若讓人們順着自然的趨向做去，結果只有爭奪，暴亂；自然的人好比野獸，要靠禮制的練索把他捆住，纔不致噬人；要靠日積月累地養成守禮的習慣，纔會消除獸性。“禮”，——這個名詞荀卿從未曾給過明晰確定的界說，大約包括所有傳統的儀節，傳統的行爲軌範和一些他所認爲合理的社會制度，尤其是規定貴賤、尊卑、貧富等階級“身分”的制度——在荀卿看來，是一種社會的萬應藥。“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不過人性既然是惡的，那些改變人性而強人爲善的“禮”卻是怎樣產生的？荀子以爲人雖有惡性同時也有教他趨樂避苦，趨利避害的智力。人們的智力不齊，智力最高的便是聖人。“禮”，是聖人爲着人類的福利而創造出來的，人們要生存不能不分工互助，不能沒有“羣”（社會）。但人們若順着本性做去，則任何人都是其他人的仇敵，根本不能有“羣”。聖人造出種種禮制就是要使人們相讓相安，使“羣”成爲可能。以人類的福利爲禮制的根據，這是荀子從墨家的思想裡得來的東西。
荀子又承襲道家之說，以爲宇宙間一切事變都循着永恆的法則。沒有天意的主宰，沒有妖祥的徵兆。但不像道家的委心任命，他覺得正唯自然有固定的法則，人類可以利用這些法則去戰勝自然。他又以爲一切人爲的法則，即一切禮制，也如自然的法則一般，適用於過去的必定也適用現在和將來。這是他擁護“周道”的論據，也是他反對法家因時變法說的論據。他絕不能想象同樣的禮制在不同的生活環境裡，可以有絕對不同的效果。
在一切的禮制中，荀卿特別注重貴賤貧富的階級的差別。他以爲若沒有這種差別，社會秩序是不能維持的。他說：“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瞻（供給），則必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這就是說，人們天生是這樣壞，如果沒有一種勢力在上面鎮壓着，則除了所欲皆遂的人，個個都會做強盜。要維持這種鎮壓的勢力，不能不設立一個特別貴和特別富的階級。這是荀卿對許行的“神農之言”和惠施的“去尊”（廢除尊卑的差別）說的總答覆。這也是荀卿對於傳統制度的擁護比孟子更要細密的地方。
荀卿的禮治和法家的法治相差只這一點：禮制的維持畢竟靠風氣和習慣的養成重於靠刑罰和慶賞的迫誘，而法家的行法則專靠刑罰和慶賞的迫誘而無暇顧及風氣和習慣的養成。但荀卿的禮和法家的法有這一點根本的相同，它們對於個人都是一種外來的箝制，他只有服從的義務，沒有選擇的餘地，沒有懷疑和批評的自由。荀卿的思想和法家這樣接近，他的門徒中出了一個集法家理論之大成的韓非和一個佐秦始皇實行法家政策的李斯，決不是偶然的。
（3）在講到韓非（韓國的公子，名非）之前，對於法家，得補一筆。法家和其他一切學派有一根本不同點。別家講政治總是站在人民的一邊，替全天下打算。法家則專替君主打算，即使顧及人民也是維護君主的利益。這是無足怪的。法家的職業本來是替君主做參謀。一個君主的利益沒有大得過提高威權和富強本國；而且這些越快實現越好，至少要使他及身看見成功。這個問題，韓非把握得最緊，解答得最圓滿。
韓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術”，以在戰國中期相韓昭侯的“鄭之賤臣”申不害爲宗。所謂“術”，即人主操縱臣下的陰謀，那些聲色不露而辨別忠奸，賞罰莫測而切中事實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時的商鞅爲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嚴刑厚賞來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無或缺賞，凡犯法違令的人無所逃罰。其三重“勢”，以和孟子同時的趙人慎到爲宗。所謂勢即是威權。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權儘量擴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裡，使他成爲恐怖的對象，好鎮壓臣下。這三派的注意點，韓非兼容並顧，所以說他是集法家的大成。
韓非對於當世的君主有大旨如下的勸告：你們國弱的不是想強，國強的不是想更強，甚至用武力統一天下嗎？這是無可非議的。不過大部分你們所採的手段，尤其是你們所認爲最賢明的手段，尤其是儒家所進獻的手段，若不是和你們的目的相反，便是離你們的目的很遠。儒家（墨家也一樣）不是教你們用賢人治國嗎？你們試伸手一數，國內真正的賢人有幾個？可數得滿十隻手指？但國內重要的官吏至少有一百。你們再等一輩子也找不到這麼多賢人的。不要把心放在賢人上！不要怕人不忠，怕人作弊，要設法使人不能不忠，不敢作弊！我老師荀卿說得好，人天生是壞，天生貪利怕禍的。只要出可靠的重賞，什麼事也有人替你們做到。只要佈置着無可逃避的重刑，什麼弊也可以禁絕。但注意刑法不獨要重，而且要使人無可逃避。無論怎樣精細的網，若有了漏洞，就捉不到魚！其次儒家不是教你要愛民而且博得人民的愛戴嗎？這於你們有什麼好處？你們愛民，極其量不過如父母愛子，但頑劣的兒子，父母動不了他毫毛的，一個小小的縣吏帶着練索去拿人，就可以使他妥妥帖帖。要使人民服從，與其用愛，不如用威。而且人民的愛戴是靠不住的。能愛人者亦能惡人。
你們若把自己的命運放在人民的愛戴上，一旦他們不愛戴了，又怎麼辦？其次，那班滿口禹、湯、堯舜、或神農、黃帝，以“是古非今”爲高的“文學遊說之士”，和那般成羣結黨以逞勇犯禁爲義的劍擊遊俠之徒，不是世人所敬仰，而你們也敬仰着，甚至供養着的嗎？這兩種人到底於你們有什麼用處呢？你們所需要的，第一是出死力打仗的兵士，第二供給兵士以糧食的農民，現在說士和遊俠既不替你們打仗，又不替你們耕田，都享着榮譽或富貴，而兵士和農民卻處在社會的最下層，戰士的遺孤甚至在路邊行乞！“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這是再顛倒沒有的了。何況說士和遊俠，對於你們，不獨無用，而且有害！遊俠以行爲破壞你們的法令，說士以議論破壞你們的法令。他們都是要於法令之外，另立是非的標準。他們的標準行，你們的威嚴便掃地。再可惡不過的是說士們稱引先王批評時政。臣之尊君至少應當比得上子之尊父。設想一個兒子成天對着自己的父親，贊別人的父親怎樣晏眠早起，勤力生財，怎樣縮食節衣，鞠養兒女，這對於自己的父親，是怎樣的侮謾。這種侮謾，明主是不受的。所以“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
韓非著的書，傳到秦國，秦王嬴政讀了嘆道：“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