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外相致中國宰相書，很使琦善覺得他的扶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書的前半都是批評林則徐的話，說他如何殘暴武斷，後半提出英國的要求。琦善拿中國人的眼光來判斷那封書，覺得它是個狀紙。林則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們伸冤。他就將計就計，告訴英國人說：“上年欽差大臣林等查禁菸土，未能體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當。必當逐細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廣東，此間無憑辦理。貴統帥等應即返棹南還，聽候欽差大臣馳往廣東，秉公查辦，定能代伸冤抑。”至於賠款一層，中國多少會給一點，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國。至於變更通商制度，他告訴英國人，事情解決以後，英人可照舊通商，用不着變更。懿律和義律原不願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應了琦善回到廣州去交涉，並表示願撤退在定海的軍隊。道光帝高興極了，覺得琦善三寸之舌竟能說退英國的海陸軍，遠勝林則徐的孟浪多事。於是下令教內地各省的軍隊概歸原防，“以節糜費”。同時革林則徐的職，教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了廣東以後，他發現自己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英國人堅持賠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口岸，琦善以爲與其割地，不如加開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應，所以只好慢慢講價，稽延時日，英人不耐煩，遂於12月初開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後，琦善遂和義律訂立條約，賠款六百萬元。割香港與英國，以後給予英國平等待遇。道光不答應，罵琦善是執迷不悟，革職鎖拿，家產查抄入官，同時調大兵赴粵剿辦。英國政府也不滿意義律，另派代表及軍隊來華。從這時起中、英雙方皆一意
主戰，彼此絕不交涉。英國的態度很簡單：中國不答應他的要求，他就不停戰。道光也是很倔強的：一軍敗了，再調一軍。中國兵士有未出戰而先逃者，也有戰敗而寧死不降不逃者。將帥有戰前妄自誇大而臨戰即後退者，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如關天培、裕謙、海齡諸人。軍器不如人，自不待說；紀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諱言。人民有些甘作漢奸，有些爲飢寒所迫，投入英軍作苦力。到了二十二年的夏天，英軍快要攻南京的時候，清廷知道沒有辦法，不能再抵抗，於是接受英國要求，成立《南京條約》。
第五、坐失發展的良機
鴉片戰爭失敗的根本理由是我們的落伍。我們的軍器和軍隊是中古的軍隊，我們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們的人民，連士大夫階級在內，是中古的人民。我們雖拼命抵抗，終歸失敗，那是自然的，逃不脫的。從民族的歷史看，鴉片戰爭的軍事失敗還不是民族致命傷。失敗以後還不明瞭失敗的理由，力圖改革，那纔是民族的致命傷。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咸豐年間，我們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遠東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面目。可惜道光、咸豐年間的人沒有領受軍事失敗的教訓，戰後與戰前完全一樣，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豐末年，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然後有少數人覺悟了，知道非學西洋不可。所以我們說，中華民族喪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
爲什麼道光年間的中國人不在鴉片戰爭以後就起始維新呢？此中緣故雖極複雜，但是值得我們研究。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我國文化有了這幾千年的歷史，根深蒂固，要國人承認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國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搖動，就是士大夫飯碗的搖動。我們一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先生們就有失業的危險，難怪他們要反對。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知識階級和官僚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清，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林則徐實在有兩個，一個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則徐，一個是真正的林則徐。前一個林則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戰百勝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國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賄賂，把他驅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廣東戰，既去林之後，當然就開戰。所以士大夫想，中國的失敗不是因爲中國的古法不行，是因爲奸臣誤國。當時的士大夫得了這樣的一種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滿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後，林沒有得着機會與英國比武，難怪中國人不服輸。
真的林則徐是慢慢覺悟了的。他到了廣東以後，就知道中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買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在廣東所蒐集的材料，他給了魏默深。魏後來把這些材料編入《海國圖志》。這部書提倡以夷制夷，並且以夷器制夷。後來日本的文人把這部書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
林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摘，不敢公開的提倡。清廷把他謫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書友人說：
彼之大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既遠調百萬貔貅，恐只供臨敵之一鬨。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覿面
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徐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韓束手，奈何奈何！
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寫的。他請他的朋友不要給別人看。換句話說，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後來雖又作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他總不肯公開提倡改革。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的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爲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說了。士大夫階級既不服輸，他們當然不主張改革。
主張撫夷的琦善、耆英諸人雖把中外強弱的懸殊看清楚了，而且公開的宣傳了，但是士大夫階級不信他們。而且他們無自信心，對民族亦無信心，只聽其自然，不圖振作，不圖改革。我們不責備他們，因爲他們是不足責的。
第六、不平等條約的禁錮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訂的《中英條約》，不過是戰後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大綱，次年的《虎門條約》才規定細則。我們知道戰後的整個局面應該把兩個條約合併起來研究。我們應該注意的有下列幾點：第一，賠款二千一百萬兩。第二，割香港。第三，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爲通商口岸。第四，海關稅則詳細載明於條約，非經商國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謂協定關稅。第五，英國人在中國只受英國法律和英國法庭的約束，是即所謂治外法權。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來。
當時的人對於這些條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們覺得外人在廣州一口通商的時候已經不易防範，現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橫行天下，防不勝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憂國者莫不以五口通商爲後來的禍根。五口之中，他們又以福州爲最重要，上海則是中、英雙方所不重視的。割讓土地當然是時人所反對的，也應該反對的。
但是香港在割讓以前毫無商業的或國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時候，北京還不知道香港在那裡。時人反對割地，不是反對割香港。
協定關稅和治外法權是我們近年所認爲不平等條約的核心，可是當時的人並不這樣看。治外法權，在道光時代的人的目光中，不過是讓夷人管夷人。他們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辦法。至於協定關稅，他們覺得也是方便省事的辦法。每種貨物應該納多少稅都明白的裁於條約，那就可以省除爭執，負責交涉條約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黃恩彤諸人，知道戰前廣東官吏的苛捐雜稅是引起戰爭原因之一，現在把關稅明文規定，豈不是一個釜底抽薪，一勞永逸的辦法？而且新的稅則平均到5％，比舊日的自主關稅還要略微高一點。負交涉責任者計算以後海關的收入比以前還要多，所以他們洋洋得意，以爲他們的外交成功。其實他們犧牲了國家的主權，遺害不少。總而言之，道光年間的中國人，完全不懂國際公法和國際形勢，所以他們爭所不當爭，放棄所不應當放棄的。
我們與英國訂了這種條約，實因爲萬不得已，如別的國家來要求同樣的權利，我們又怎樣對付呢？在鴉片戰爭的時候，國內分兩派：剿夷派和撫夷派。前者以林則徐爲領袖，後者以琦善爲領袖。戰爭失敗以後，撫夷派當然得勢了。這一派在朝者是軍機大臣穆彰阿，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訂了條約以後，美、法兩國就派代表來華，要求與我國訂約。撫夷派的人當然不願意與美國、法國又打仗，所以他們自始就決定給美、法的人平等的待遇。他們說，倘若中國不給，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來作買賣，我們也沒有法子查出。這樣作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國人，勢必與英國入團結一致，來對付我們。假使中國給美、法通商權利，那美國、法國必將感激中國。我們或者還可聯絡美、法來對付英國。並且伊里布、耆英諸人以爲中國的貿易是有限的，這有限的貿易不讓英國獨佔，讓美、法分去一部分，與中國並無妨礙，中國何不作個順水人情？英國爲避免別國的妒嫉，早已聲明他歡迎別國平等競爭。所以美國、法國竟能和平與中國訂約。
不平等條約的根源一部分由於我們的無知，一部分由於我們的法制未達到近代文明的水準。
第七、剿夷派勢力興起
在鴉片戰爭以前，廣州與外人通商已經三百多年，好像廣州人應該比較多的知道外國的情形，比別處的中國人應該更能與外人相安無事。其實不然，五口通商以後；惟獨廣州人與外人感情最壞，衝突最多。此中原因複雜，第一，英國在廣州受了多年的壓迫，無法出氣，等到他們打勝了，他們覺得他們出氣的日子到了，他們不能平心靜氣的原諒中國人因受了戰爭的痛苦而對他們自然不滿意，自然帶幾分的仇視。第二，廣東地方官商最感覺《南京條約》給他們私人利益的打擊。在鴉片戰爭以前，因爲中外通商集中於廣州，地方官吏不分大小，都有發大財的機會。《南京條約》以後，他們的意外財源都禁絕了，難怪他們要恨外國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戰前，江、浙的絲茶都由陸路經江西，過梅嶺、而由廣州的十三行賣給外國人。據外人的估計，伍家的怡和行在戰前有財產八千多萬，恐怕是當時世界上最富的資本家。《南京條約》以後，江、浙的絲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買，並不經過廣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廣州則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響，就是勞工直接間接受影響的都不少，難怪民間也恨外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