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墨家的人說道：兼愛誠然是再好不過的，可惜只是空想，不能實行！墨子答道：天下最苦的事，那裡有超得過“赴湯蹈火”？然而賞罰和譭譽竟能使人甘之如怡。兼愛至少不是“赴湯蹈火”一般的苦事。反之，“愛人者人恆愛之”，所得的報酬真是“一本萬利”的。假如有以身作則的統治者拿獎勵戰死的精神獎勵兼愛，拿懲罰逃陣的精神懲罰不兼愛，而社會的譭譽又從而援應之，那怕人民不“風行草偃”地趨向兼愛？所以“上同”是必要的。
在聖賢的統治之下，大衆“兼相愛，交相利”；“有餘力以相勞，有餘財以相分”；“老而無妻子者有所待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整個社會裡，沒有貧富勞逸的不均，沒有浪費和窘迫的對照，沒有嫉妒，愁怨或爭奪，這便是墨子的理想社會。
墨學在漢以後雖無嗣音，它的精華已爲一部分儒家所攝取。所謂“大同”的觀念即儒家講政治所達到的最高境界，見於戰國末年所作的《禮運篇》中者，實以墨家言爲藍本。《禮運》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我們試拿這段話和上述墨子的理想比較，便知道它們的符合決不是偶然的。
墨子不獨有建設一個新社會的理想並且在他的能力之內求它實現，他和他所領導的弟子三百餘人便是他的理想的具體而微。
在戰國的一切學派中，墨家是最特別的。法家者流不過是些異時異地，各不相謀的人物，後世因爲他們的方術相同，給以一個共名而已。儒者雖然有時聚集於一個大師之下，也不成爲什麼組織。唯墨家則是一個永久的，有組織的團體。他的作用兼有技術的傳授和職業的合作。這是一個“武士的行會”，它的事業，表面上像是和墨子的主義極端相反的，乃是戰鬥！不過墨子固然反對侵略的戰爭，卻絕不是一個無抵抗主義者。他知道要消滅侵略的戰爭只有靠比侵略者更頑強的抵抗。所以他和弟子們講求守禦的技術，製造守禦的器械，“以備世之急”。他們受君相祿養，替他們守城。墨家以外，給君相“保鑣”爲業的“俠士行會”，同時當尚有之，墨家的特色乃在奉行着一套主義，只替人守，不替人攻。平常墨者參加守禦的戰事固然是受僱的。但有時他們也自動打抱不平。前445年左右，公輸般（即魯班）替楚國造“雲梯”成，將用來攻宋。墨子在魯國聞訊，一面派弟子禽滑釐等三百餘人帶着守禦器械在宋城上佈防，一面步行十日十夜到鄢郢勸楚惠王罷兵，在惠王面前，墨子解帶爲城，以衣爲械，和公輸般表演攻守的技術，公輸般攻城的機變出盡，而墨子守器有餘，墨子又把禽滑釐等在宋的事實宣佈，惠王只得罷兵。
像別的替君相保鏢的遊俠一般，墨者多半是從下層社會中來的。在同時的士大夫眼中墨子也只是一個“賤人”。這些“賤人”自然不會有儒家者流的紳士架子，他們的生活自然是樸陋的。它們的團體，像近世江湖的結幫一般，是“有飯大家吃，有錢大家化”的。這團體的領袖叫做“鉅子”，是終身職，第一任鉅子墨翟是大家擁護的，以後的鉅子卻大概是由前任指定。當墨家全盛時，這整個團體的意志統一在鉅子之下。墨翟能使他的任何弟子“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團體有特殊的法律，由鉅子執行。現在僅得而知的，“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絕無寬縱。墨子所提倡的種種社會理想，大致是墨者團體內所實行的，也許是以前同類的團體所已實行的。墨子的貢獻也許是把這種團體的實際生活類推到極端，擴充到全人類，並且給以理論的根據。
墨子的死年不可確考，但必在前381年吳起之死以前。是年楚肅王窮治殺害吳起的貴族，其中有一個陽城君，墨者鉅子和徒弟一百八十餘人爲他守邑抗官軍而死。這鉅子已不是墨翟而是孟勝。這一百八十餘人的死無疑是墨家的一大損失。但它的損失還有更大的。墨子死後不久，墨家裂成三派，各自以爲是正宗，不相上下，甚至互相傾軋。而墨子以後，墨家並沒有十分偉大的領袖繼起，如像儒家之有孟子、荀子，這也是墨家衰微原因。
第三、孟子、許行及《周官》
戰國的歷史可以分爲三期：從三晉建侯（前403年）至秦始變法（前359年）凡四十四年。是爲初期，從秦始變法至秦齊相帝（前288年）凡七十一年，是爲中期；從秦齊相帝至六國盡滅（前221年）凡六十七年，是爲末期。
當戰國初期，對抗的顯學只有儒墨；其時法家者流雖已出現，尚未加入論戰的漩渦。到了中期則“百家之學”並起爭鳴，而像儒墨法等大家中又分派。在戰國思想史中，初期好比樹幹始杈，中期則枝柯交錯了。這中期的思想家裡頭，無論怎樣膽大，怎樣怪誕的，從勸人學禽獸一般恣情縱欲的它囂魏牟到勸人學石頭一般無知無覺的田驕慎到，都應有盡有，這一期的學說現在不能盡述，尤其是內中比較玄奧的哲理，本書因爲性質所限，不能涉及。現在只講這時期的幾個代表思想家的人生觀以及政治理想。先從儒家中在孔子底下坐第二把交椅的孟子說起。
像墨子一般，孟子也留意全人類的幸福。不過在替全人類的策劃中，他們有這一點不同。墨子的出身無疑地是窶人子。他知道粒粟寸縷，只有靠血汗才換得來；他“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用荀子形容墨子的話）。他覺得絲毫物質或精力的浪費是不可恕的罪惡，他覺得人們生在這世上，是來共患難的，不是來共安樂的，至少就目前和最近的將來而論是如此。孟子的家世雖不可知，然而他久遊於物力充裕，夸誕成風的齊國，從一班被養着來高談闊論的“稷下先生”中間出來，“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他對於世事的樂觀，活像一個不知稼穡艱難的紈袴子。聽他說的：“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既然如此，人人稍爲享樂些，甚至有些人特別享樂些也不爲過了。所以他承認統治者厚祿的特權，在他的理想社會裡，國家分爲三等，上等國的官祿如下表：
庶人在官者祿相當於百畝的出產
下士如庶人在官者同祿
中士祿二倍下士
上士祿四倍下士
大夫祿八倍下士
卿祿三十二倍下士
國君祿三百二十倍下士
不過孟子這個表與其說是替當時的統治者張目，毋寧說是制裁他們，因爲他們實際的享受決不止此。這時小至一個縣令，身死以後，子孫也能累世乘車呢！
與孟子同時有一位楚人許行，他託爲神農（神話中發明耕稼的聖帝）之言，提倡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在經濟上的絕對平等。他以爲國君應當廢掉府庫，“與民並耕而食”。又主張用政府的力量規定物價：“布帛長短同則價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五穀多寡同，則價相若，屢大小同則價相若”；如此則“市價不二，國中無僞”，同時也再沒人肯費力去製造華美的東西，奢侈不禁自絕了。
許行聞得滕國（齊、楚間小國）新即位的文公要行仁政，便率領弟子數十人來到滕都。他們雖受文公的禮遇，還穿着短衣，織蓆出賣以爲生活。同時在宋國的儒者陳相，也受文公的吸引，和兄弟陳辛，肩着耒耜，走來滕國。他們聽到許行的教說，立即把舊時所學的“周公仲尼之道”拋棄，而變成許行的信徒。這時孟子恰在滕國。有一天，陳相去看他，彼此間不免有一番論戰。孟子提出分工的道理來，說道：做各種手藝的人，要精於所業，不能同時耕種，難道治天下的人就可以同時耕種了嗎？“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供養）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這自然是再對沒有的。從孟子書中的記載看來，陳相也好像被他長江大河的辭令駁的啞口無言。不過就許行的根本主張推論，治人者即使不能“與民並耕而食”，“祿足以代其耕”也就可以了。憑什麼理由，他們應當享受三十二倍至於三百二十倍於平民？憑什麼理由他們的子孫應當世世受着人民的供養？這是孟子所無暇計及的。這一點的忽略判定儒墨的榮枯。
不過孟子雖然承認世祿的貴族階級，卻懷疑天子世襲制度的合理。他設想一個德智兼全的聖人在天子之位，到了年老，則預選一個年紀較少的聖人，試使爲相；如果這人的成績彰著，便“薦之於天”，以爲將來自己的替代者。老聖人死，少聖人便依法繼位，這即後世所謂“禪讓”制度。怎知道新君是被天所接受呢？天意是不可知的。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如果民心歸附新君，即是天以天下與之。孟子相信，從前堯之於舜，和舜之於禹，都實行禪讓的辦法。所以他談到政治，必稱堯舜。但他已認禪讓之變爲世襲是“莫之爲而爲之者，天也”。禪讓似乎只是他憧憬中的理想而非認爲必須實現的制度。
孟子雖然擁護統治者的若干特權，畢竟認定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是人民利益的保障。他說“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他對於民生問題，也有比墨子更具體的改革方案。
依孟子的理想，每國的“國中”（首都和它的附近）和“野”（“國中”以外的地方）應有不同的制度。於“野”，每方里（九百畝）的田土爲一單位。這一單位分爲九格，成井字形。旁邊的八格，分給八家，叫做“私田”。中間的一格由政府保留，叫做“公田”。八家除了各耕私田外，同時合耕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私田的出產完全歸各私家，公田的出產則拿去充有職或無職的貴族的傣祿。此外農民更不須納什麼租稅，出什麼力役。這是孟子所謂“九一而助”的辦法，也就是後世許多儒者所憧憬着的“井田”制度。至於“國中”的辦法，孟子書中的記載不大清楚，也許有點殘缺，現在不必費神去推敲。總之，在這裡，減輕賦役和平均土地分配的精神是和助法一致的。
在這種經濟組織之下，人民可以“養生喪死無憾”了，但“養生喪死無憾”孟子只認爲是“王道之始”。什麼是“王道之終”呢？那是用政府的力量，普及教育，使人人得而發展“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特性。教育，在孟子以前是貴族的專利和其他少數人的幸運，把它普及於一般人，那是孟子的新要求，那是他指給後來的歷史的新路。
再者，什麼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特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