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儒者，本着儒家思想，對於驕奢的商賈自然主張制裁的。賈誼便是一例。他說，商賈剝蝕農民的結果，“飢寒切於民之肌膚。……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這裡泄露一個重要的消息，當時得勢的黃老派學者無形中竟成了商賈階級的辯護士（司馬遷推崇道家，而亦主張對商人放任。故曰：“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與之爭。”可爲旁證）。這卻不是因爲他們拜金，或受了商人的津貼。道家要一切聽任自然，富賈大商的興起，並非由於任何預定的計劃，也可以說是一種自然的現象，道家自然不主張干涉了。他們從沒有夢想到人類可以控制自然而得到幸福。“清靜無爲”之教結果成了大腹賈的護身符！這誠非以少私寡慾爲教的老聃所能夢想得到，但事實確是如此滑稽。
但到了黃老學說成爲大腹賈的護身符時，黃老的勢力就快到末日了。
第二、儒家正統地位的確立
儒家在漢朝成立之初，本已開始嶄露頭角。高帝的“從龍之彥”，固然多數像他自己一般是市井的無賴，但其中也頗有些知識分子。單講儒者就有曾著《新語》十一篇，時常強聒給高帝講說《詩》、《書》的陸賈；有曾爲秦博士，率領弟子百餘人降漢的叔孫通。而高帝的少弟劉交（被封爲楚王），乃是荀卿的再傳弟子，《詩》學的名家。高帝即位後，叔孫通奉命和他的弟子，並招魯國儒生三十多人，共同製作朝儀。先時，羣臣都不懂什麼君臣的禮節，他們在殿上會飲，往往爭論功勞；醉了，就大叫起來，拔劍砍柱。朝儀既定，適值新年，長樂宮也正落成，羣臣都到那邊朝賀。天剛亮，他們按着等級，一班班的被謁者引進殿門，那時朝廷中早已排列了車騎，陳設了兵器，升了旗幟。
殿上傳一聲“趨！”殿下的郎中們數百人就夾侍在階陛的兩旁；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都向東站立；文官丞相以下都向西站立。於是皇帝坐了輦車出房，百官傳呼警衛；從諸侯王以下，直到六百石的吏員依了次序奉賀，他們沒一個不肅敬震恐的。到行禮完畢，又在殿上置酒，他們都低着頭飲酒，沒有一個敢喧譁失禮的。斟酒到第九次，謁者高唱“罷酒”，他們都肅靜地退出。高帝嘆道：“我到今天才知道皇帝的尊貴呢！”於是拜叔孫通爲太常（掌宗廟禮儀，諸博士即在其屬下，故亦名太常博士），賜金五百斤。他的助手各有酬庸，不在話下。高帝本來輕蔑儒者，初起兵時，有人戴了儒冠來見，總要把解下來，撒一泡尿在裡邊。但經過這回教訓，他對於儒者不能不另眼相看了。後來他行經魯國境，竟以太牢祀孔子。
高帝死後，儒家在朝中一點勢力的萌芽，雖然給道家壓倒，但在文景兩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頗不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詩》、《春秋》、《論語》、《孟子》、《爾雅》等。而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間獻王德皆提倡儒術，和朝廷之尊崇黃老，相映成趣。元王好《詩》，令諸子皆讀《詩》；並拜舊同學申公等三位名儒爲中大丈。獻王興修禮樂，徵集儒籍，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謹守儒規。山東的儒者多跟隨着他。
武帝爲太子時的少傅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薰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時，輔政的丞相竇嬰（竇太皇太后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術；他們推薦乃王臧爲郎中令——掌宿宮殿門戶的近臣，又推薦了王臧的同學趙綰爲御史大夫。在這班儒家信徒的慫恿之下，武帝於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大夫、列侯、諸侯王相等薦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來朝廷應試。這次徵舉的意思無疑地是要網羅儒家的人才。廣川大儒董仲舒在這次廷試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總結道：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同時丞相衛綰也奏道：
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
這意見武帝批准了。衛綰不敢指斥黃老，因爲竇太皇太后的勢力仍在，但仲舒所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則把黃老也包括在內了。當文景時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經》及“諸子百家”的均有。經董、衛的建議，武帝后來把不是治儒家《五經》的博士，一概罷黜了，這是建元五年（前136年）的事。
武帝又聽王臧、趙綰的話，把申公用“安車蒲輪”招請了來，準備做一番制禮作樂的大事業，舉行一些當時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儀式。
儒家的張皇生事已夠使竇老太太生氣的了。更兼田蚡等，把竇氏宗室中無行的人，除了貴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長安的列侯各歸本國——住在長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公主，不是竇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孫婿，都向他訴怨。建元二年，趙綰又請武帝此後不要向竇氏後奏事。她忍無可忍，便找尋了趙綰、王臧的一些過失，迫得武帝把他們下獄，結果他們自殺。同時竇嬰、田蚡也被免職，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但過了四年，竇老太太壽終內寢，田蚡起爲丞相。儒家終底擡頭而且從此穩坐了我國思想史中正統的寶座。
儒家之成爲正統也是事有必至的。要鞏固大帝國的統治權非統一思想不可，董仲舒已說得非常透徹。但拿什麼做統一的標準呢？先秦的顯學不外儒墨道法。墨家太質樸，太刻苦了，和當時以養尊處優爲天賦權利的統治階級根本不協。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來國策的基礎，秦始皇更把他的方術推行到“毫髮無遺憾”。正唯如此，秦朝曇花般的壽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後永負惡名。賈誼在《過秦論》裡，以“繁刑嚴誅，吏治刻深”爲秦的一大罪狀。這充分地代表了漢初的輿論。墨、法既然都沒有被擡舉的可能，剩下的只有儒、道了。道家雖曾煊赫一時，但那只是大騷亂後的反動。
它在大衆（尤其是從下層社會起來的統治階級）的意識裡是沒有基礎的，儒家卻有之。大部分傳統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弟忠節的道德，雖經春秋戰國的變局，並沒有根本動搖，仍爲大衆的良心所倚托。道家對於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輕視；但儒家對之，非積極擁護，便消極包容，和大衆的意識相冰炭的思想系統是斷難久據要津的。況且道家放任無爲的政策，對於大帝國組織的鞏固是無益而有損的。這種政策經文帝一朝的實驗，流弊已不可掩。無論如何，在外族窺邊，豪強亂法，而國力既充，百廢待舉的局面之下，“清靜無爲”的教訓自然失卻號召力。代道家而興的自非儒家莫屬。
第三、儒家思想之於武帝朝的影響
武帝雖然推崇儒家，卻不是一個儒家的忠實信徒。他所最得力的人物，不是矩範一代的真儒董仲舒（仲舒應舉後，即出爲江都相，終身不在朝廷），也不是“曲學阿世”的僞儒公孫弘（雖然弘位至丞相）；而是“以峻文決理著”、“以鷹隼擊殺顯”的酷吏義縱、王溫舒之徒，是商人出身的蒐括能手桑弘羊、孔僅等。在廟謨國計的大節上，他受儒家的影響甚小，儒家說，“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他卻傾全國的力量去開邊，他對匈奴的積極政策，董仲舒是曾婉諫過的。儒家說，“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他的朝廷卻“言利事析秋毫”。他的均輸、平準和鹽鐵政策正是董仲舒所謂“與民爭利業”，違反“天理”的。
不過除了形式上表彰六藝，罷黜百家外，武帝也着實做了幾件使當時儒者喝彩的事。
一、是“受命”改制的實現，鄒衍的“五德終始”說自戰國末年以來已成了普遍的信仰，在漢初，這一派思想已完全給儒家吸收了過來，成了儒家的產業。秦朝倒了，新興的漢朝應當屬於什麼德呢？當初高帝入關，見秦有青、黃、赤、白帝四個神祗的祠，卻沒有黑帝，便以黑帝自居。在五行中說黑是和水相配的，高帝遂以爲漢朝繼承了秦的水德，正朔服色等和“德”有關的制度，一仍舊貫。這倒是百忙中省事的辦法。賈誼卻以爲漢革秦命，應當屬於克水的土德，提議改正朔，易服色，並於禮樂，政制，官名有一番興革，親自草具方案。在當時的儒者看來，這種改革是新朝接受天命的表示，不可缺的大典。賈誼把草具的方案奏上文帝，但在道家“無爲”主義的勢力之下，未得施行。
這方案的內容現在只知道“色尚黃，數用五”，這兩點都給武帝採用了。爲着“改正朔”武帝又徵集民間治歷者凡十八派，二十餘人，互相考較，終於採用渾天家（渾天家是想象天渾圓如雞蛋，地是雞蛋中黃，天空半覆地上，半繞地下的）落下渾等的測算，制定“太初曆”。這曆法的內容，詳在漢書律曆志。這裡單表它的兩個要點。以前沿用的秦歷以一年的長度爲365日，現在以一年的長度365日，較精密得多。秦歷“建亥”，現在改用“建寅”。這句話得加解釋，古人以冬至所在月爲子，次月爲醜，餘類推；建寅就是以寅月（冬至後第二個月）爲歲首，餘類推。相傳夏曆建寅，殷歷建醜，周曆建子。孔子主張“行夏之時”。太初曆建寅（後來直至民國前相沿不改）就是實行孔子的話。
二、是商人的裁抑。除了特別增加商人的捐稅外，武帝又規定商人不得“名田”（即置田爲產業）。“告緡令”施行後，據說中產以上的商人大抵破家。
董仲舒曾對武帝建議裁抑富豪和救濟農民的辦法，他說道：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田）。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專，裡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卒）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猝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謂限制人民私有田地的數量），以贍不足，塞兼併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廢除奴婢制度），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這是第一次學者爲農民向政府請命；這是封建制度消滅後農民生活的血史第一次被人用血寫出。這血史並沒有引起好大喜功的武帝多大的同情，但他禁商人名田的法令，似乎是受董仲舒“限民名田”的建議的影響。
三、是教育的推廣。在西周及春秋時代，王室和列國已有類似學校的機關，但只收貴族子弟。孟子“設爲庠序”以教平民的理想，至武帝方始實現，先時秦朝以來的太常博士，本各領有弟子；但博士弟子的選擇和任用，還沒有定製，而他們各就博士家受業，也沒有共同的校舍。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獻議“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後來武帝便於長安城外給博士弟子建築校舍，名叫“太學”；規定博士弟子名額五十，由“太常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充當。這些正式弟子之外，又增設跟博士“受業如弟子”的旁聽生（無定額），由郡國縣官擇“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的少年充當。正式弟子和旁聽生均每年考試一次，合格的按等第任用。於太常外，武帝又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但這詔令實行到什麼程度現在無從得知。先是，景帝末，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市中設立學校，招各縣子弟入學；學生免除徭役，卒業的按成績差使；平常治事，每選高材生在旁聽遣，出行則帶着他們，讓傳達教令。縣邑人民見了這些學生都欽羨不置，爭着送子弟入學。這是我國地方公立學校的創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