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親王及文祥從英法聯軍的經驗得了三種教訓：第一，他們確切地認識西洋的軍器和練兵的方法遠在我們之上。咸豐十年，擔任京、津防禦者是僧格林沁和勝保，這兩人在當時是有名的大將。他們慘敗了以後，時人只好承認西洋軍隊的優勝。第二，恭親王及文祥發現西洋人不但願意賣軍器給我們，而且願意把製造軍器的秘密及訓練軍隊的方法教給我們，這頗出於時人意料之外。他們認爲這是我們自強的機會。第三，恭親王及文祥發現西洋人並不是他們以先所想象那樣，“狼子野心，不守信義”。英法的軍隊雖然佔了北京，並且實力充足，能爲所欲爲，但《北京條約》訂了以後，英、法居然依據條約撤退軍隊，交還首都。時人認爲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證西洋人也守信義，所以對付外人並不是全無辦法的。
從這三種教訓，恭親王及文祥定了一個新的大政方針：第一，他們決定以夷器和夷法來對付夷人。換句話說，他們覺得中國應該接受西洋文化之軍事部分。他們於是買外器，請外國教官。他們說，這是中國的自強之道。第二，他們知道自強不是短期內所能成立的。在自強沒有達到預期的程度以前，中國應該謹守條約以免戰爭。恭親王及文祥都是有血性的人，下了很大的決心要推行他們的新政。在國家危急的時候，他們膽敢出來與外人周旋，並且專靠外交的運用，他們居然收復了首都。時人認爲這是他們的奇功。並且恭親王是咸豐的親弟，同治的親叔。他們的地位是全朝最親貴的，有了他們的決心和資望，他們在京內成了自強運動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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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在京外的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諸人也得着同樣的教訓，最初使他們注意的是外人所用的輪船，在長江下游私運軍火糧食賣給太平軍。據說胡林翼在安慶曾有過這樣的經驗：
馳至江濱，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即胡）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閻丹初尚書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則搖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
可見輪船給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慶找了幾位明數理的舊學者和鐵匠木匠去試造輪船，造成了以後不能行動。左在杭州作了同樣的試驗，得同樣的結果。足證這般人對於西洋機械的注重。
在長江下游作戰的時候，太平軍和湘軍、淮軍都競買洋槍。李鴻章設大本營於上海，與外人往來最多，認識西洋文化亦比較深切。他的部下還有英官戈登統帶的常勝軍。他到了上海不滿一年，就寫信給曾國藩說：
鴻章嘗往英法提督兵船，見其大炮之精純，子藥之細巧，器械之鮮明，隊伍之雄整，實非中國所能及。……深以中器遠遜外洋爲恥，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苦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1864年），他又寫給恭親王和文祥說：
鴻章竊以爲天下事窮則變，變則通。中國士大夫沉浸於章句小楷之積習，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細心，以致用非所學，學非所用。無事則斥外國之利器爲奇技淫巧，以爲不必學；有事則驚外國之利器爲變怪神奇，以爲不能學。不知洋人視火器爲身心性命之學者已數百年。一旦豁然貫通，參陰陽而配造化，實有指揮如意，從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國，以日本爲外府，肆意誅求。日本君臣發憤爲雄，選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聰秀者往西國製造廠師習各藝，又購制器之器在本國制習。現在已能駕駛輪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虛聲恫愒，以兵臨之。
然英人所恃而爲攻戰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長，用是凝然不動，而英人固無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國遠而距中國近。我有以自立，則將附麗於我，窺伺西人之短長；我無以自強，則並效尤於彼，分西人之利藪。日本以海外區區小國，尚能及時改轍，知所取法。然則我中國深維窮權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變計矣。……杜摯有言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蘇子瞻曰：言之於無事之時，足以爲名，而恆苦於不信；言之於有事之時，足以見信，而已苦於無及。鴻章以爲，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我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爲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業可精，而才亦可集。
這封信是中國十九世紀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歷史價值的一篇文章，我們應該再三誦讀。第一，李鴻章認定我國到了十九世紀，惟有學西洋的科學機械然後能生存。第二，李鴻章在同治三年已經看清中國與日本，孰強孰弱，要看那一國變的快。日本明治維新運動的世界的、歷史的意義，他一下就看清了，並且大聲疾呼要當時的人猛醒與努力。這一點尤足以表現李鴻章的偉大。第三，李鴻章認定改革要從培養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舉制度。不但此也，他簡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觀。他要士大夫放棄章句小楷之積習，而把科學工程懸爲終身富貴的鵠的。因爲李鴻章認識時代最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緒年間自強運動的中心人物。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做事極不容易。同治年間起始的自強運動，雖未達到目的，然而能有相當的成績，已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當時沒有恭親王及文祥在京內主持，沒有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動，那末，英法聯軍及太平天國以後的中國還要麻木不仁，好像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一樣。所以我們要仔細研究這幾位時代領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麼事業。
自強的事業頗多，我先擇其要者列表於下：
咸豐十一年 恭親王及文祥聘請外官訓練新軍於天津。
同年 恭親王和文祥設立同文館於北京。是爲中國新學的起始。
同年 恭親王和文祥託總稅司赫德購買炮艦，聘請英國海軍人員
來華創設新水師。
同治二年 李鴻章設外國語文學校於上海。
同治四年 曾國藩、李鴻章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附設譯書局。
同治五年 左宗棠設造船廠於福州，附設船政學校。
同治九年 李鴻章設機器製造局於天津。
同治十一年 曾國藩、李鴻章挑選學生赴美國留學。
同年 李鴻章設輪船招商局。
光緒元年 李鴻章籌辦鐵甲兵船。
光緒二年 李鴻章派下級軍官赴德學陸軍，船政學生赴英、法學
習造船和駕船。
光緒六年 李鴻章設水師學堂於天津，設電報局，請修鐵道。
光緒七年 李鴻章設開平礦務局，
光緒八年 李鴻章築旅順軍港，創辦上海機器制布廠。
光緒十一年 李鴻章設天津武備學堂。
光緒十三年 李鴻章開辦黑龍江漠河金礦。
光緒十四年 李鴻章成立北洋海軍。
以上全盤建設事業的動機是國防，故軍事建設最多。但我們如仔細研究就知道，國防的近代化牽連甚多。近代化的軍隊第一需要近代化的軍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兩個機械製造廠的設立，那兩個廠實際大部分是兵工廠。第二，新式軍器必須有技術人才去駕使，所以設武備學堂，和派遣軍官出洋留學。第三，近代化的軍隊必須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廠和電報局的設立，及鐵路的建築。第四，新式的國防比舊式的費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生產來負擔近代的國防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李鴻章要辦招商局來經營沿江沿海的運輸，創立制布廠來挽回權利，開煤礦金礦來增加收入。自強運動的領袖們並不是事前預料到各種需要而定一個建設計劃，他們起初只知道國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們在這條路上前進一步以後，就發現必須再進一步；再進一步以後，又必須更進一步。其實必須走到盡頭然後能生效。近代化的國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經濟，並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國民，半新半舊是不中用的。換句話說，我國到了近代要圖生存，非全盤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國藩諸人雖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幾步，但是他們不徹底，仍不能救國救民族。
第二、前進遇着阻礙
曾國藩及其他自強運動的領袖雖走的路線不錯，然而他們不能救國救民族。此其故何在？在於他們的不徹底。他們爲什麼不徹底呢？一部分因爲他們自己不要徹底，大部分因爲時代不容許他們徹底。我們試先研究領袖們的短處。
恭親王奕、文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這五個大領袖都出身於舊社會，受的是舊教育。他們沒有一個人能讀外國書，除李鴻章以外，沒有一個人到過外國。就是李鴻章的出洋尚在甲午戰敗以後，他的建設事業已經過去了。這種人能毅然決然推行新事業就了不得，他們不能完全瞭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諒的。他們對於西洋的機械是十分佩服的，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們對於西洋的科學也相當尊重，並且知道科學是機械的基礎。但是他們自己毫無科學機械的常識，此
外更不必說了，他們覺得中國的政治制度及立國精神是至善至美，無須學西洋的。事實上他們的建設事業就遭了舊的制度和舊的精神的阻礙。我們可以拿李鴻章的事業作例子。
李鴻章於同治九年（1870年）起始作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因爲當時要人之中以他最能對付外人，又因爲他比較勇於任事，而且他的淮軍是全國最近代化最得力的軍隊，所以從同治九年到光緒二十年的中日戰爭，李鴻章是那個時代的中心人物，國防的建設全在他手裡。他特別注重海軍，因爲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國能戰勝日本海軍，無論日本陸軍如何強，不能進攻高麗，更不能爲害中國。那末，李鴻章辦海軍第一個困難是經費。經費所以困難就是因爲中國當時的財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沒有辦海軍的經費，只好靠各省協濟。各省都成見很深，不願合作。
在中央求各省協助的時候，各省務求其少；認定了以後，又不能按期十足撥款，總要延期打折扣。其次當時皇室用錢漫無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後，沒有繼嗣，於是西太后選了一個小孩子作皇帝，年號光緒，而實權還不是在西太后手裡。等到光緒快要成年親政的時候，光緒和他的父親醇親王奕譞怕西太后不願意把政權交出來，醇親王定計重修頤和園，一則表示光緒對西太后的孝敬，一則使西太后沉於遊樂就不幹政了。重修頤和園的經費很大，無法籌備，醇親王乃請李鴻章設法。李氏不敢得罪醇親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築海軍的款子移作重修頤和園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戰以前的七年，中國海軍沒有添訂過一隻新船。在近代政治制度之下，這種事情是不能發生的。
在李鴻章所主持之機關中並沒有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審計制度。就是在極廉潔極嚴謹的領袖之下，沒有良好的制度，貪污尚且無法杜絕，何況李氏本人就不廉潔呢？在海軍辦軍需的人經手的款項既多，發財的機會就更大。到了甲午戰爭的時候，我們船上的炮雖比日本的大，但炮彈不夠，並且子彈所裝的不盡是火藥。外商與官吏狼狽爲奸，私人發了財，國事就敗壞了。
李鴻章自己的科學知識的幼稚也是他的事業失敗的緣故之一。北洋海軍初成立的時候，他請了英國海軍有經驗的軍官作總教官和副司令。光緒十年左右，中國海軍紀律很嚴，操練很勤，技術的進步很快，那時中國的海軍是很有希望的。後來李鴻章誤聽人言，辭退英國海軍的軍官而聘請德國陸軍騎兵的軍官來作海軍的總教官，以後我國的海軍的技術反而退步。並且李鴻章所用的海軍總司令是個全不知海軍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軍帶馬隊的，他作海軍的領袖當然只能誤事，不能成事。甲午戰爭的時候，中國海軍佔世界海軍的第八位，日本的海軍佔第十一位。我們的失敗不是因爲船不如人，炮不如人，爲戰略戰術不如人。
北洋海軍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強事業莫不如此。總之，同治、光緒年間的自強運動所以不能救國，不是因爲路線錯了，是因爲領袖人物還不夠新，所以不能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