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侖波的發現美洲，事在1493年，葡萄牙人的發見印度新航路，則事在1498年，較鄭和的下西洋，實後十年。西人東航之初，中國人的足跡，早已遍佈南洋了。中國西北負陸，而東南面海。閩、廣之北，限以重山，其民不易向中原分佈，所以移徙到海外的很多。南洋羣島，氣候和煦，物產豐饒，實在是中國的一片好殖民地。不但如此，中國人作事平和，凡事都以共存共榮爲目的。假使開發南洋的責任，而由中國負之，南洋羣島的土人，決沒像現在飽受壓迫，瀕於滅亡之慘。徒以昔時狃於“不勤遠略”之見，有此基礎，不能助以國力，向前發展，這真是一個大錯誤。不但如此，因海防的廢弛，通商政策的不得宜，反還因海洋交通，而深受其害，這便是所謂倭寇。
倭寇是起於元、明之間的，至明中葉而大盛。原來日本自與元構釁後，禁止其人民，不許和中國往來。於是冒禁出海的，都是無賴的邊民，久之遂流爲海寇。當元中葉，日本分爲南北朝。後來南朝爲北朝所並。遺民亦有入海，與海寇合的。朝鮮沿海，受患最深，而中國亦所不免。所以明初，於沿海設衛甚多；而明代的市舶司，意亦不重於收稅，而重於管理制馭。世宗時，廢司不設。貿易之事，移主於達官勢家。多負倭直不償。倭人貧不能歸，遂都變爲海盜，沿海的莠民，亦都附和他；或則冒其旗幟，以海島爲根據地，飢則入掠，飽則遠揚。沿海七省，無一不受其患。甚至沿江深入，直抵南京。明朝竟無如之何。直至1556年，胡宗憲總督浙江軍務，誘誅奸民，絕其內應，倭寇勢才漸衰。又約十年，乃爲戚繼光、俞大猷所剿平。然而沿海之地，已凋敝得不堪了。
倭寇平定未幾，復有朝鮮之役，則其事已在神宗時了。日本自開國以來，世與蝦夷爲敵。八世紀之末，日本拓地益廣，乃於東北邊置徵夷大將軍。源、平二氏，世守其地。後來中央政爭，多借源、平二氏爲助。平氏先以外戚執政，後爲源氏所滅。乃遍置武職於諸州，以守護封土，而總其權於徵夷大將軍。於是大權盡入幕府，皇室徒擁虛名而已——日本皇室，所以始終未曾易姓，就是爲此。源氏之後，北條氏、足利氏，相繼以家臣覆滅幕府，格外大封將士；而其將士，又以其地分封其下，遂成全國分裂之勢。十六世紀之末，有個喚做豐臣秀吉的，起而平定全國。
因念亂源終未盡絕，意欲把一班軍人，趕到外國去，遂有1592年渡海攻朝鮮之舉。朝鮮開國之主李成桂，本是以打倭寇出名的。當元朝時候，屢次干預高麗的內政。其國王，多數是元朝的女婿。舉國多剃髮易服，習爲胡化。明興之後，高麗王氏的末主，還想扶翼元朝。李成桂則傾向中國。於是覆王氏而自立。革新內政，輸入中國的文化，氣象一新。然而承平日久，兵備亦不免於廢弛。日本兵一至，遂勢如破竹。其王先奔平壤，後走義州，遣使求援於中國。神宗命李如鬆前往。一戰而勝，盡復漢江以北之地。旋因輕進，敗於坡州的碧蹄館。於是撫議復起。遷延數年，終不能就。直至1598年，豐臣秀吉死，日本兵乃解而東歸。這一次，明朝運兵籌餉，**全國，而竟沒有善策，可見其政治軍備的廢弛了。
第四、明末的政局
明朝當世宗之時，萬事廢弛，本已成不能復振之局。世宗崩後，穆宗立，在位六年而崩。神宗立，時爲1572年。穆宗時，張居正、高拱，相繼爲相。神宗立，年幼，拱復罷，居正輔政。居正有綜覈之才。史稱其當國之時，一紙文書，“雖萬里之外，無敢不奉行維謹”的。當時吏治敗壞，又承累朝的奢侈，國計民生，均極困難，居正乃裁減用度，刷新庶政。“行官吏久任之法，嚴州縣諱盜之誅。”在相位十年，頗有“起衰振敝”之效。然神宗本性是昏惰的，所以自居正死後，綱紀便又廢弛了。而中年後的怠荒，尤爲前此列朝所未有。
明朝的君主，視朝本不甚勤謹的。神宗則中年以後，不視朝者至二十餘年。專一聽信中官。派他們出去做稅使，併到各處開礦，藉端誣索，毒流天下。皇帝既不管事，羣臣就結黨相攻。而言路一攻，其人即自去，於是言路之權反重。明朝人本來和宋朝人一樣，喜歡爭意氣的。當時顧憲成等講學於無錫的東林書院。往往諷議執政，裁量人物。即朝士亦有遙相附和的。於是黨禍復起。
清室之先，就是隋唐時的白山靺鞨。遼時，謂之長白山女真。清人自謂國號滿洲。據近人所考證，則滿洲二字，明人寫作滿住，乃大酋之稱，不徒非國名，並非部族之名。清室之先，實在是明朝的建州女真。明朝分女真爲三衛：曰海西，在今吉林的西部，遼寧的西北部。曰野人，在今吉、黑兩省的極東。曰建州，初設於朝鮮會寧府的河谷。事在1412年。受職爲指揮使的，名猛哥帖木兒，即清人所謂肇祖。後爲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嗣職，遷居佟佳江流域。後來猛哥帖木兒的兒子董山出來，和凡察爭印。明朝乃將建州分爲左右二衛，以董山爲左衛，凡察爲右衛指揮使。董山漸漸桀驁。1466年，明朝檄調他到廣寧，把他殺掉。並出兵攻破其部落。部人擁戴其子脫羅擾邊，聲言復仇。久之，也就寂然了。於是左衛衰而右衛盛。右衛酋長王杲，其地在今寬甸附近，爲李成樑所破，逃到扈倫四部中之哈達。據《清實錄》所載，當時的女真，分爲滿洲、長白山、扈倫、東海四大部。
滿洲、長白山，就是明朝的建州衛。東海爲明朝的野人衛。扈倫則野人部落，南遷而據海西之地的。其中哈達、葉赫，明人稱爲南北關，倚以捍邊，視之尤重。王杲逃到哈達後，哈達酋長把他執送李成樑。李成樑把他殺掉。王杲的兒子阿臺，是清景祖的孫婿。景祖，《清實錄》名覺昌安，明人謂之叫場，即清太祖之祖。其第四子顯祖塔克世，明人謂之他失，爲太祖之父。阿臺既抱殺父之怨，助葉赫以攻哈達。滿洲的蘇克蘇滸部長尼堪外蘭，爲李成樑鄉導，以攻阿臺。阿臺被殺，叫場、他失亦俱死。清太祖嚮明邊吏呼冤，明人乃將叫場、他失的屍體還給他。此時清太祖勢甚微弱。至1583年，乃起兵以攻尼堪外蘭。1586年，尼堪外蘭奔明邊。明人非但不加保護，反把他執付清太祖。並開撫順、清河、寬甸、靉陽四關，許他互市。從此滿洲，就漸漸強盛起來了。清人既漸強，滿洲五部，都爲所征服。扈倫、長白山聯合蒙古的科爾沁等部來伐，亦爲清太祖所敗。太祖又聯合葉赫，以滅哈達。至1616年，遂起兵叛明。
清兵既起，明以楊鎬爲經略，發大兵二十萬，分四路東征，三路皆敗。清人遂陷鐵嶺，進滅葉赫。明以熊廷弼爲經略，旋代以袁應泰。應泰有吏材，無將略，遼、沈遂陷。清太祖自赫圖阿拉遷居遼陽。1625年，又遷居瀋陽。儼然和明朝對抗了。
邊事如此，而明朝方忙於三案之爭。東林、非東林，互相攻擊。熹宗時，非東林黨人結中官魏忠賢，把東林黨人一網打盡。忠賢的驕橫，尤其前此宦官所未有。直到1627年，毅宗即位，才把他除掉。然而外患未平，流寇復起，終於不能支持了。
流寇是毅宗初年，起於陝西的。流入山西，又流入河北。渡河，犯湖廣、四川、襄鄖。明朝命陳奇瑜督剿。1634年，奇瑜蹙賊於車箱峽。賊勢業已窮蹙，而奇瑜信其僞降，受之，賊出峽即大掠。於是分爲兩股：一爲高迎祥、李自成。一爲張獻忠。四處流竄。1636年，迎祥爲孫傳庭所擒，自成逃向甘肅。獻忠亦給盧象昇打敗，詣湖北僞降。賊勢又已衰挫。而滿洲又於此時入犯，諸將都撤兵東援，賊勢遂復熾。
明自遼、沈陷後，再起熊廷弼爲經略。因爲廣寧巡撫王化貞所掣肘，計不得行。遼西城堡多陷。明逮廷弼、化貞，俱論死。以王在晉爲經略，在晉主守山海關。時袁崇煥以僉事監軍關外，主張守寧遠。大學士孫承宗是崇煥議。乃罷在晉，代以承宗。旋又代以高第。第性恇怯，盡撤守備入關。崇煥誓以死守寧遠。1626年，清太祖見明大兵已撤，以爲機有可乘，自將攻寧遠。大敗，受傷而死。太宗立，先定朝鮮。還攻寧遠、錦州，又大敗。1629年，太宗乃避正面，自喜峰口入長城。崇煥亦兼程入援。兩軍大戰，勝負未分。先是崇煥以皮島守將毛文龍跋扈，借閱兵爲名，把他殺掉。
毅宗雖加撫慰，實則不能無疑。至是，清人縱反間之計，毅宗遂將袁崇煥下獄殺掉。於是邊事愈壞。毛文龍死後，其部將孔有德、耿仲明等逃到登州。後來造反，給官軍打敗，浮海降清。引清兵攻陷廣鹿島，守將尚可喜降，皮島亦陷。明人前此，常藉海軍勢力，牽制遼東，至此亦消滅了。然而遼西兵力還厚。太宗乃仍繞道長城各口，於1636、1638、1640等年，入犯京畿，蹂躪山東。明朝剿匪的兵事，因此大受牽制。1640年，清兵大舉攻錦州。明薊遼總督洪承疇往援，戰於松山，大敗。明年，松山破，承疇降。錦州亦陷。於是關外重鎮，只有一個寧遠了。然而明兵塞住山海關，清人還不敢深入。
李自成、張獻忠再叛之後，獻忠竄入四川，自成則再攻河南。是時，河南大飢，民從之者如流水，勢遂大熾。1643年，自成陷西安。明年，稱帝。東陷太原。分兵出真定，而自率大兵陷大同。遂陷宣府，自居庸關陷京師。毅宗自縊死。毅宗死的前一年，清太宗也死了。子世祖立，年才六歲，鄭親王濟爾哈朗、睿親王多爾袞同攝政。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聞京城被圍，發兵入援。至豐潤，京城已陷。李自成招他投降，三桂已經答應了。後聞愛妾陳沅被掠，大怒，走回降清。多爾袞方略地關外，聞之，大喜，疾馳受其降。合兵打破李自成，自成逃回陝西。清兵遂入北京，世祖即遷都關內。
第五、明的制度
有明一代，政治雖欠清明，制度則頗爲詳密。其大部，都爲清代所沿襲，有到現在還存在的。所以明代的制度，在近世的歷史上，頗有關係。
明太祖初仍元制，以中書省爲相職。後因宰相胡惟庸謀反，遂廢省不設。並諭後世子孫，毋得議置丞相。遂成以天子直領六部的局面，這斷非嗣世的中主所能辦到的。於是殿、閣學士，遂漸起而握宰相的實權。前代的御史臺，明時改稱都察院。設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都分左右。又有十三道監察御史。除糾彈常職外，提督學校、清軍、巡漕、巡鹽諸務，亦一以委之。而巡按御史，代天子巡守，其權尤重。給事中一官，歷代都隸門下省。明朝雖不設門下省，而仍存此官，以司封駁稽察。謂之科參，六部之官，沒有敢抗科參而自行的，所以其權亦頗重。外官則廢元朝的行省，而設佈政、按察兩司，以理政事及刑事。但其區域，多仍元行省之舊。巡撫，本系臨時遣使。後來所遣寢廣，以其與巡按御史不相統屬，乃多以都御史爲之。再後來，則以他官奉使，而加以都御史的銜。其兼軍務的，則加提督，轄多權重的稱總督。已有巡按，而又時時遣使，實亦不免於駢枝。但在明代，還未成爲常設之官罷了。
明朝的學校選舉制度，是很有關係的。原來自魏、晉以後，國家所設立的學校，久已僅存其名，不復能爲學校的重心；而且設立太少，亦不足以網羅天下之士。所以自唐以後，變爲學問由人民自習，而國家以考試取之的制度，而科舉遂日盛。科舉有但憑一日之短長之弊。所以宋時，范仲淹執政，有令士人必須入學若干日，然後得以應試之議。王安石變法，則主張以學校養士。徽宗時，曾令禮部取士，必由學校升貢。其後都未能行。然應舉之士，仍宜由學校出身，則爲自宋以來，論法制的人所共有的理想。到明朝，而此理想實現了。明制：京師有國子監。府、州、縣亦皆有學。府州縣學，初由巡按考試，後乃專設提舉學校之官。提學官在任三載，兩試諸生。一名歲試，是所以考其成績優劣的。一則開科之年，錄取若干人，俾應科舉。應科舉的，以學校生徒爲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