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這些事件的教訓，所以前577年，陳侯當外患緊急時只好把國人召齊來，徵求他們的意見，來決定外交政策。因直接殘虐人民失去地位或性命的封君，爲例更多。前609年，莒君因爲“多行無禮於國”被他的太子率領民衆殺了。前561年，畿內的原伯，因爲現在已無從知曉的暴行弄到民不聊生，被民衆趕走了。前559年，另一位莒君因爲喜歡玩劍，每鑄成一把劍便拿人民來試；又因爲想背叛齊國，被一位大夫率領民衆趕走了。前550年，陳國的慶氏據着首都作亂，陳侯率兵來圍，慶氏督着民衆修城。是時，城是用土築的，築時用板夾土。督工的看見一兩塊板倒了，便把旁邊的役人殺死。於是役人暴動起來把慶氏的族長通殺了。前484年，陳大夫某，因爲陳侯嫁女，替向國人徵收特稅；徵收的太多，用不了，他把剩下的爲自己鑄了一件鐘鼎之類的“大器”。後來國人知道，便把他趕走了。他走到半路，口渴，同行的一位族人馬上把稻酒、乾糧和肉脯獻上，他高興得了不得，問爲什麼這樣現成，答道：大器鑄成時已經預備着了。
上述厲王以後的民變，全發生在前六世紀當中和附近。這些見於記載的暴動完全是成功的，影響到貴人的地位或生命的，其他失敗而不見於記載的恐怕還有不少。這時候民衆已漸漸擡頭，許多聰明的卿大夫已認識民衆的重要，極力施恩於他們，收爲己助，以強其宗，以弱公室，甚至以得君位。例如當宋昭公（前619至前611年）昏聵無道的時候，他的庶弟公子鮑卻對民衆特別講禮貌。有一回，宋國大鬧饑荒，他把自己所有的穀子都借給饑民。國中七十歲以上的人他都送給食物，有時是珍異的食物。他長得很美，連他的嫡祖母襄夫人也愛上了他，極力助他施捨。
後來襄夫人把昭公謀害了，他便在國人的擁戴中繼爲宋君。又例如齊國當景公（前547至前492年）的時候，當公室底下的人民以勞力的三分之二歸入公室，而僅以三分之一自給衣食的時候，陳氏卻用實惠來收買人心。齊國的量器，以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十釜爲鍾。陳家特製一種新量，從升到釜皆以五進，仍以十釜爲鍾，借穀子給人民的時候，用新量，收還的時候，用舊量。陳家專賣的木材，在山上和在市上一樣價，專賣的魚鹽蜃蛤，在海邊和在市上一樣價。這一來民衆自然覺得陳家比公室可愛。後來陳氏毫不費力地篡奪了齊國。此外如魯的季氏，鄭的罕氏都以同類的手段取得政權。
上文所說參加叛變和被強家利用的民衆自然包括各色的庶人。當中自然大部分是農人，其餘當有少數商人和工人。庶人和奴隸的重要差別在前者可以私蓄財物，可以自由遷徙。但農人實際上很少移動，除了當饑荒的時候。雖然在前六世紀時人的記憶中，有“民不遷，農不移”的古禮。這似乎不是絕對的限制，禮到底與法禁有別。
第四、都邑與商業
人民聚居的地方通稱曰邑。邑可分爲兩大類，有城垣的和沒有城垣的。有城垣的邑又可分爲三類，一是王都和國都（直至東周時，國字還是僅指國都而言）；二是畿內和列國的小封君的首邑；三是平常的城邑。周室的西都鎬京自東遷後已成爲禾黍油油的廢墟，其規模不見於記載。東都洛邑（今洛陽）的城據傳說是9裡（1620丈）見方，其面積爲81方里，約當現在北平城之21.7%（北平城面積是今度194方里，周1裡當今0.7215裡，1方里當今0.52056方里）。城的外郭據傳說是27裡（4860丈）見方，其面積差不多是現在北平城的兩倍。
列國的都城，連外郭計，以900丈（5裡）見方的爲平常，其面積約爲今北平城的1/15。一直到前三世紀初，1000丈見方的城還算是不小的。但春秋末年勃興的吳國，其所造的都城卻特別大。據後漢人的記載，那箕形的大城，周圍約爲今度34裡，其外郭周圍約爲今度50裡（今北平城周約54裡）。卿大夫首邑的城照例比國都小，有小至500丈至100丈左右見方的，那簡直和堡寨差不多了。這些小城的基址似乎到唐、宋時還有存在。唐人封演記當時“湯陰縣北有古城，周圍可三百步，其中平實。此東，頓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週一裡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實”。又宋人陳師道記：“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而高半之，闊五之一，上下如一。”此二人所記很像是周人的遺蹟。
王城和列國都城的人口不詳。但我們知道春秋時大夫的封邑在一千戶上下的已算很大的了。平常國都的人口就算比這多十倍也不過一萬戶。我們從前686年內蛇與外蛇鬥於鄭都南門中的故事，可知當時的國都決不是人煙稠密的地方。前660年，比較小的衛國都城被狄人攻破後，它的遺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兩邑的人口，一共也只有五千人。
我們試看列國都城在地圖上的分佈很容易發現他們的一個共同點：它們都鄰近河流；以現在所知，幾無例外。一部分固然因爲交通的便利，一部分也因爲河谷的土壤比較肥沃，糧食供給比較可靠。城的作用在保衛，貴人的生命、財富以及祖先神主的保衛。國都的主要居住者爲國君的家族和他的衛士、“百工”；在朝中做官的卿大夫和他們的衛士。大多數國家的朝廷，像王室的一般，內中主要的官吏有掌軍政的司馬，掌司法和警察的司寇，掌賦稅和徭役的司徒以及掌工務（如城垣、道路、宗廟的修築）的司空。國都裡的重要建築，有國君的宮殿、臺榭、苑囿、倉廩、府庫、諸祖廟、祀土神的社，祀穀神的稷，卿大夫的府第和給外國的使臣居住的客館。這些建築在城的中央外面環着民家和墟市。墟市多半在近郭門的大道旁。郭門外有護城的小池或小河，上面的橋大約是隨時可以移動的。城郭的入口有可以升降的懸門。城門時常有人把守，夜間關閉，守門的“擊柝”通宵。貨物通過城門要納稅，這是國君的一筆大收入。
都邑也是商業的中心。至遲在春秋下半期，一些通都裡已可以看見“金玉其車，文錯其服”的富商。他們得到闊大夫所不能得到的珍寶，他們輸納小諸侯所能輸納的賄賂。他們有時居然闖入貴族所包辦的政治舞臺。舊史保存着兩個這樣的例子：（1）前597年，晉軍大將知罃在戰場被楚人俘了。一位鄭國的商人，在楚國做買賣的，要把他藏在絲綿中間，偷偷地運走。這計策已定好，還沒實行，楚國已把知罃放還。後來那位商人去晉國，知罃待他只當是他救了自己一般。那商人謙遜不遑，往齊國去了。（2）前627年，秦人潛師襲鄭，行到王城和鄭商人弦高相遇。
弦高探得他們的來意，便一方面假託鄭君的名義，拿四張熟牛皮和十二隻牛去犒師，一方面派人向鄭國告警，秦人以爲鄭國已經知道防備，只好把襲鄭的計劃取消了。這兩個故事中的商人都是鄭人。如故事所示，鄭商人的貿易範圍至少西北到了王城和晉國，東到了齊國，南到了楚國，鄭國最早的商人本是鎬京的商遺民，當鄭桓公始受封的時候，跟他們一同來到封地，幫他們斬芟蓬蒿藜藿，開闢土地的。鄭君和他們立過這樣的盟誓：“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鄭當交通的中心，自東遷時便有了一羣富於經驗的商人，他們又有了特定的條障，故此鄭國的商業特別發達。但這時期商人所販賣的大部分只是絲麻布帛和五穀等農產品，加上些家庭的工藝品。以傭力或奴隸支持的工業還沒有出現。
周人的貨幣，除貝以外還有銅。西周彝器銘文中每有“作寶尊彝，用貝十朋又四朋”一類的記錄。也有罰罪取“金”（即銅）若干寽（字亦作鋝）的記錄。傳說周景王（前544至前521年）已開始鑄大錢。但貝和“金”似乎到春秋時還不曾大宗地、普遍地作貨幣用，一直到春秋下半期，國際間所輸大宗或小宗的賄賂還是用田土、車馬、幣帛、彝器或玉器，而不聞用貝或用“金”，錢更不用說了。
第五、婚姻中的女性等級
庶人的家庭狀況自然不會被貴人身邊的史官注意到，因此現在也無可講述。只是這時代的民歌泄露了一些婚姻制度的消息：
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藝麻如之何？縱橫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少年男女直接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的自由在這時代已經被剝奪了。在樊籠中的少女只得央告她的情人：
將仲子兮！無逾我裡！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甚至在悲憤中嚷着：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這種婚姻制度的背景應當是男女在社交上的隔離。詩人只管歌詠着城隅桑間的密會幽期，野外水邊的軟語雅謔，男女間的堤防至少在貴族社會當中已高高地築起了。以一個故事爲例：前506年，吳人攻入楚國都城的時候，楚王帶着兩個妹妹出走，半路遇盜，險些送了性命。幸運落在他的一個從臣鍾建身上，他把王妹季羋救出，背起來跟着楚王一路跑。後來楚王復國，要替季羋找丈夫，她謝絕，說道：處女是親近男子不得的，鍾建已背過我了。楚王會意，便把她嫁給鍾建；並且授鍾建以“樂尹”的官，大約因爲他是一個音樂家。
周初始有同姓不婚的禮制，但東周的貴族還沒有普遍遵行，庶民遵行的程度，今不可知。
貴族家庭中的一種普遍現象是多妻。至少在周王和諸侯的婚姻裡有這樣的一種奇異制度：一個未來的王后或國君夫人出嫁的時候，她的姊妹甚至侄女都要有些跟了去給新郎做姬妾，同時跟去的婢女還不少，這些遲早也是有機會去沾新主人的雨露的。陪嫁的妾婢都叫做媵。更可異的，一個國君嫁女，同姓或友好的國君依禮，要送些本宗的女子去做媵。在前550年，齊國就利用這種機會把晉國的一位叛臣當作媵女的僕隸送到晉國去，興起內亂，上文提及的斐豹的解放就是這次變亂中的事。
媵女而外，王侯還隨時可以把別的心愛的女子收在宮中。他們的姬妾之多也就可想。多妻家庭裡最容易發生骨肉相殘的事件，在春秋時代真是史不絕書。舉一例如下：衛宣公（前718至前700年）和他的庶母夷姜私通，生了急子。後來急子長大，宣公給他從齊國娶了一個媳婦來，看見是很美，便收爲己用，叫做宣姜。子通庶母，父奪子妻，在春秋時代並不是稀奇的事。這時代男女禮防之嚴和男女風紀之亂，恰成對照。宣公收了宣姜後，夷姜氣憤不過，上吊死了。宣姜生了兩個兒子，壽和朔。宣姜和朔在宣公面前傾陷急子，這自然是很容易成功的。宣公於是派急子出使到齊國去，同時買通一些強盜要在半路暗殺他。壽子知道這秘密，跑去告訴急子，勸他逃走。他要全孝道，執意不肯。當他起程的時候，壽子給他餞行，把他灌醉了；便取了他的旗，插在船上先行，半路被強盜殺了。急子醒來，趕上前去，對強盜說：衛君要殺的是我，幹壽子甚事？他們不客氣地又把他殺了。
第六、士的性質及其演變
有兩種事情打破封建社會的沉寂，那就是祭祀和戰爭。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二者同是被認爲關係國家的生存的。先說戰爭。
周室的分封本來是一種武裝殖民的事業。所有周朝新建的國家大都是以少數外來的貴族（包括國君、公子、公孫、卿大夫及其子孫）立在多數土著的被征服者之上的。這些貴族的領主地位要靠堅強的武力來維持。而直至春秋時代，所有諸夏的國家若不是與戎狄蠻夷雜錯而居，便是與這些外族相當的接近，致時有受其侵襲的危險。再者至遲入東周以後，國際間的武裝衝突和侵略戰爭成了旦暮可遇的事。因爲這三種原因，軍事成了任何國家的政治的中心，也成了貴族生活的中心。貴族一方面是行政的首腦，一方面也是軍事的首腦。農民每年於農隙講武，每逢國家打仗都有受徵調的義務。此外有一班受貴族祿養着專門替貴族打仗的人，也就是戰場上鬥爭的主力，那叫做“士”，即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