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已經討論了道光、咸豐年間自外來的禍患。我們說過那種禍患是不可避免的，因爲我們無法阻止西洋科學和機械勢力，使其不到遠東來。我們也說過，我們很可以轉禍爲福，只要我們大膽的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們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學機械和民族精神，我們可以與別國並駕齊驅，在國際生活之中，取得極光榮的地位。可是道光時代的人不此之圖，鴉片之役雖然敗了，他們不承認是敗了。
主戰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撫夷派，在戰爭之後，正如在戰爭之前，均未圖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戰敗的教訓，然後有人認識時代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沒有敘述同治、光緒年間的新建設以前，我們試再進一步的研究道、鹹年間中國的內政。在近代史上，外交雖然要緊，內政究竟是決定國家強弱的根本要素。譬如：上次世界大戰以前，德國的外交失敗了，所以戰爭也失敗了。然而因爲德國的內政健全，戰後尚不出二十年，他又恢復他的地位了，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十九世紀，我們的社會、政治、經濟都已到腐爛不堪的田地。據前清政府的估計，中國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約有二千萬；到了嘉慶五年（1800年）增加到三萬萬。百年之內竟有十五倍的增加！這種估計雖不可靠，然而我國人口在十八世紀有很大的增加，這是毫無疑問的。十七世紀是個大屠殺的世紀。開初有明朝末年的內亂，後又有明、清的交戰及滿清有計劃的屠殺漢人，如揚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們也不要忘記張獻忠在四川的屠殺。近來中央研究院發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縣知事的人口年報，那位縣老爺說他那縣的人口，在大亂之後只有九百餘人，而在一年之內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王朝是大亂之後的大治，於是人口增加。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圈套，演來演去，就是聖賢也無法脫逃。
那時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學節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學增加生產。
在大亂之後，大治之初，人口減少，有荒可墾，故人民安居樂業，生活程度略爲提高。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黃金時代。後來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則一天減少一天，而且新墾的地不是土質不好，就是水源不足，於是每人耕地的面積減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名其妙，只好燒香拜佛，嗟嘆自己的命運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縱使有救世之心，亦無救世之力，只好聽天災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產，於是小亂變爲大亂。
中國歷史還有一個循環套。每朝的開國君主及元勳大部分起自民間，自奉極薄，心目中的奢侈標準是很低的，而且比較能體恤民間的痛苦，辦事亦比較認真，這是內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時代。後來慢慢的統治階級的提高，奢侈標準隨之提高，因此官吏的貪污亦大大的長進。並且舊社會裡，政界是才子唯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會裡，有志之士除做官以外，可以經營工商業，可以行醫，可以作新聞記者、大學教授、科學家、發明家、探險家、音樂家、美術家、工程師，而都名利兩全，其所得往往還在大官之上。有人說：中國舊日的社會很平等，因爲官吏都是科舉出身，而且舊日的教育是很不費錢的。這種看法過於樂觀。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個在未得志以前曾經下過苦力？我們可以進一步的問，前清一代的翰林，哪一個的父親曾下過苦力？林則徐、曾國藩是前清有名的貧苦家庭的子弟，但是初考他們的家世，我們就知道他們的父親是教書先生，不是勞力者。中國舊日的資本家有幾個不是做官起家？中國舊日的大商業那一種沒有官吏作後盾，仗官勢發財？總而言之，在中國舊日的社會裡，有心事業者集中於政界，專心利祿者也都擠在官場裡。
結果是每個衙門裡的人員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門的數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個朝代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時候，官吏加多，每個官吏的貪污更加厲害，人民所受的壓榨也更加嚴重。
中國到了嘉慶年間，已到了循環套的最低點。嘉慶初年所革除的權臣和珅，據故宮博物院所保存的檔案，積有私產到九萬萬兩之多，當時官場的情形可想而知。
歷嘉慶、道光兩朝，中國幾無日無內亂。最初有湖北、四川、陝西三省白蓮教徒的反抗，後有西北迴教徒之亂，西南苗、瑤之亂，同時東南沿海的海盜亦甚猖獗。這還是明目張膽與國家對抗者，至於潛伏於社會的匪徒幾遍地皆是。道光十五年，御史常大淳上奏說：“直隸、山東、河南向有教匪，輾轉傳習惑衆斂錢。遇歲歉，白晝夥搶，名曰均糧，近來間或拿辦，不斷根株，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陽，江西之南安、贛州，與兩廣接壤，均有會匪結黨成羣，動成巨案。”
西洋勢力侵略起始的時候，正是我們抵抗力量薄弱的時候。到了道光年間，我們的法制有名無實，官吏，民生痛苦萬分，道德已部分的失其維繫力。我們一面須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須設法振興舊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難關是雙層的。
第二、洪秀全的新朝舊革命
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就是上一節所講的那個時代和那種環境的產物。
洪秀全是廣東花縣人，生於嘉慶十八年，即1813年，傳說他的父親是個農民，家境窮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讀書。到十六歲才輟學，作鄉村教師。這樣似乎他不是出身於中國社會的最下層，他自己並不是個勞力者。他兩次到廣州去考秀才，兩次都失敗了，於是心懷怨恨。這是舊社會常有的事，並不出奇。洪秀全經驗的特別是他在廣州應試的時候，得着耶穌教傳教士的宣傳品。後來大病四十多天，病中夢見各種幻象，自說與耶穌教義符合，於是信仰上帝，創立上帝會。最早的同志是馮雲山。也是一位因考試失敗而心懷不平者。他們因爲在廣州傳教不順利，所以遷移其活動於廣西桂平縣。
中國自古以來的民間運動都帶點宗教性質，西洋中古的時候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與基督教發生關係，不過是偶然的事。他的耶穌教也是個不倫不類的東西。他稱耶和華爲天父，耶酥爲天兄，自稱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來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華上帝者，“無災無難”；不崇拜者，“蛇虎傷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戰場，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術，孔廟及寺觀都必須破壞。
洪秀全的上帝會吸收了許多三合會的分子。這個三合會是排滿的秘密團體，大概是明末清初時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種族革命的思想，無論如何，他收了三合會的會員以後，他的運動以推倒滿清爲第一目的。他罵滿人爲妖人，滿人之改變中國衣冠，和中國女子（三千粉黛，皆爲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是洪秀全的宣傳品斥責的最好的對象。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種族革命以外，他有社會革命的思想沒有？他提倡男女平權，但他的宮廷充滿了妃妾，太平天國的王侯將帥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詔書中有田畝制度，其根本思想類似：“有田共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義雖有詳細的規定，並未實行。是他不願實行呢？還是感覺實行的困難而不願試呢？就現在我們所有的史料判斷，我們可以說洪秀全對於宗教革命及種族革命是十分積極的，對於社會革命則甚消極。他的黨徒除馮雲山以外，尚有燒炭的楊秀清，後封東王；耕種山地的蕭朝貴，後封西王；曾捐監生與衙門胥吏爲伍的韋昌輝，後封北王；及富豪石達開，後稱翼王。他的運動當然是個民間運動，反映當時的民間痛苦和迷信，以及潛伏於民間的種族觀念。
道光三十年夏天，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兵。九月，佔永安，於是定國號爲太平天國，自稱天王。清兵進圍永安。洪秀全於咸豐二年春突圍，進攻桂林，未得，改圍湖南。他在長沙遇着很堅強的抵抗，乃向湘江下流進攻。他在嶽州得着吳三桂留下來的軍械，並搶奪了不少的帆船。實力補充了以後，他直逼武漢。他雖打下了漢陽、武昌，卻不留兵防守，設官立治。他一直向長江下游進攻。沿途攻破了九江、安慶、蕪湖。咸豐三年春打進南京，就定都於此，名叫天京。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動類似流寇，定都南京以後，他纔開始他的建國工作。
從道光三十年（1850年）到咸豐三年（1853年），可說是太平天國的順利時期。在這時期內，社會對洪秀全的運動是怎樣應付呢？一般安分守已的國民不分貧富，是守中立的。太平軍到了，他們順從太平軍，貢獻金錢；官軍到了，他們又順從官軍，又貢獻金錢。他們是順民，其實他們是左右爲難的。他們對滿清政府及其官吏絕無好感，因爲他們平素所受的痛苦也夠了。並且官軍的紀律不好，在這期內，太平軍的紀律還比較好一點。同時老百姓感覺太平軍是造亂分子，使他們不能繼續過他們的平安日子。太平軍到處破壞廟宇，毀滅偶像，迷信的老百姓看不慣，心中不以爲然。各地的土匪都趁火打劫，太平軍所經過的地方，就是他們容易活動的地方。他們幹他們的事，對於官軍及太平軍無所偏倚。有組織的秘密會社則附和太平軍，如湖南的哥老會及上海的小刀會。大多數士大夫階級積極反對洪秀全的宗教革命。至於排滿一層，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漢人的恥辱，但是他們一則因爲洪秀全雖爲漢人，雖提倡種族革命，然竭力破壞幾千年來的漢族文化，滿人雖是外族，然自始即擁護漢族文化；二則他們覺得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隨便作亂，亂是容易的，撥亂反正則是極難的，所以士大夫階級這時對於種族革命並不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