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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人,三人同意投奔桂王,兩人同意投奔李信,按現代社會的做法,三比二,表決通過,大家一起投桂王,可惜這是明末,實力爲尊。
黃得功的軍紀最嚴明,實力也最強。
因此在實際上,白廣恩加黃得功足以抵得上劉澤清、劉良佐與高傑三人,甚至還要強一些,畢竟白廣恩曾於清軍第六次入寇時在長城與清軍作過戰,雖然敗了,但是也斬殺了數百名清軍,僅憑此戰績,就足以傲視劉良佐等人。
劉良佐只與張獻忠作過戰。
高傑在賀人龍手下時,隨着大明頹勢日顯,賀人龍漸漸有了保存實力的想法,很少打硬仗,第一次潼關之戰中,正是因賀人龍封堵李自成不利,才讓李自成帶着老八隊的精銳循入了商洛山中,後來李自成復出,重新壯大,賀人龍隨傅宗龍與李自成決戰,又是賀人龍不戰而逃,致使傅宗龍被殺。
到第二次潼關之戰,高傑已取代賀人龍爲總兵,卻依舊棄李仙風而逃,致使潼關失守,可以毫不誇張的說,高傑從來就沒打過硬仗。
劉澤清更是不堪,他是靠賄賂周延儒上位的,高傑還歹還和李自成周旋過一陣,而劉澤清連小規模的戰鬥都沒打過。
目前黃得功部有一萬三千人,白廣恩部有將近八千,高傑、劉良佐與劉澤清的兵力超過四萬。
五人都默不作聲,漸漸地,殿內的氣氛微妙起來,並互相間升起了一股提防之意,五人所帶的護衛,也不自禁的握上了刀柄。
“罷了,罷了!”
黃得功突然揮揮手道:“既然人各有志,那麼各奔東西便是,今日,咱們還是大明朝的臣子,他日相遇,戰場上再一決高下!”
“好!”
劉澤清大叫了聲好:“還是虎山(黃得功表字)兄痛快,我等五人,共聚一城,說來也是緣份,今日意見相左,實不宜妄動幹弋,那就分道揚鑣罷!”
那緊繃的氣氛剎那間放鬆下來,畢竟誰都不想莫名其妙的混戰一場,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
高傑也道:“我等早做準備,三日之內,南下廣州!”
“告辭!”
劉良佐直接走身,拱了拱手,大步離去。
高傑與劉劉澤清也隨即離開。
三日後,劉澤清、劉良佐與高傑各自領軍,率部南下,將由湖南入廣東,投奔桂王。
黃得功與白廣恩卻是把部隊留在了廬州,只帶上幾十名隨從奔赴杭州。
……
隨着桂王小朝庭不戰而降,蘇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鎮江府、太平府(今安徽馬鞍山、蕪湖一帶)望風而降,李信派出人員和兵馬接收,他親率三萬軍奔赴杭州。
當趕到杭州的時候,杭州幾乎被搜括一空,街頭到處都是流浪的人羣,衣不遮體,食不裹腹,很多原先的富戶,抱着頭蹲在街邊痛哭。
明代嚴禁私人擁有武裝力量,因此當官軍掃蕩之時,別說普通老百姓,就是大地主大商家,都毫無還手之力,這放在宋代以前是沒法想象的。
其實歷朝歷代,論起兵禍之盛,無出於明末,別的朝代尚有地主塢堡等私人武裝保衛財產和平民,但明代的皇權已經達到了一個歷史性的頂峰,不允許任何的私人武裝,在有組織的軍隊面前,普通人就是一隻只待宰的羔羊。
很多人說明朝皇權不下鄉,這是不對的。
明朝縣官雖然不下鄉,但衙役能下鄉,地方上的地主見衙役如見老虎,官府通過包稅制控制地方鄉紳,鄉紳再管理着佃農,層級分明,是典型的大政府,小社會。
但明朝的問題在於,國家財源單一,完全是靠吸農民的血生存,既大包大攬,又沒有足夠的財力提供必要的福利,導致了有明一代,農民與城市底層貧困戶的生存異常艱辛,地方鄉紳時常受到衙役的盤剝,或者與之勾引,更加殘酷的盤剝農民。
李信爲什麼一定要摧毀地主農莊?
首先要肯定,地主不全是壞的,也有行善積德的地主,打擊地主,肯定會誤傷無辜,但是地主有原罪,他們佔據過多的土地與人口,生產效率卻極其低下,嚴重拖了生產力進步的後腿。
歷史上英法等發達西方國家,無論是誰發展工商業,都會從整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地主是靠收租過日子,是落後生產力的代表,不適應工業化聯合大生產的需要。
因此世界各國在歷史的不同時期,相繼消滅了靠地租過日子的地主,過程殘暴血腥,即便是以贖買政策著稱的日本,手段也讓人不忍直視。
日本在戰後土改的贖買價,是依照一九四零年的地價制訂,那是已因戰敗物價飛漲,四七年,每畝土地的贖買價只相當於一斤大米,這就是赤果果的掠奪了。
李信從一開始就策劃打擊地主,爲受剝削、受壓迫的佃農主持公道只是一方面的原因,根本原因還是要消滅地租食利階層,儘可能的動員出人口參與工業化生產。
當然了,李信的手段是較爲隱蔽的,作爲現代人,各種擼羊毛的方法沒使用過也聽說過,沒必要使用血淋淋的手段招人忌恨。
杭州的大工商業主與大地主,足足近百人,跪伏在杭州布政使司衙門的大殿裡,向李信控訴鄭芝龍與孫傳庭的殘暴。
在官紳中,李信的名聲還是非常不錯的,他不強搶人的財產,對於舉人以上也暫不收稅,並未觸犯到官紳階層的利益,所以官紳的苦水願意向李信傾倒。
“大家安靜,安靜!”
李信雙手連壓,殿內的哭聲才漸止。
近百雙紅通通的眼睛,充滿期待的看着李信。
李信道:“我知道,在場的每一位,誰不是風裡來,雨裡去,才漸漸積攢下了家業,如今一朝盡喪,甚至還有人親友被殺,妻女受到凌辱,我很同情諸位的遭遇,很憤怒於桂王僞朝的暴行,也很自責未能及早來到杭州,阻止暴行的發生。
然而,我們蕩寇軍成立的時間不長,根基不穩,尤其是海軍力量更是薄弱,短時間內沒法攻打廣州,爲諸位討回公道之事只能延後了,好在諸位的田莊產業都在,只要能籌措到資金,就能重新恢復生產經營,我打算在近日內籌建銀行,以低息向諸位提供貸款,助各位紆解困難,”
“哦?銀行?”
衆人紛紛相顧,目中滿是不解。
但也有一些寧波錢莊的人物,現出了了然之色。
李信指着其中一人道:“這位先生,如何稱呼?”
那人趕忙站起來,拱手道:“不敢當攝政王之問,鄙人寧波恆利錢莊掌櫃鄭妙,拜見攝政王爺。”
錢莊誕生於北宋,很長時間都淪爲了朝庭發行紙幣,斂取財富的工具,真正有所發展,還是在萬曆年間,隨着對外貿易與工商業的興盛,私人錢莊在東南沿海一帶蓬勃興旺起來。
說起來,萬曆是個神奇的時代,大明因萬曆黨爭種下了敗亡的禍根,但萬曆年間,思想空前解放,明代的很多禁錮在萬曆年間自然消亡,工商業與民間金融一夜興起。
歸根結底,還是與黨爭有關,朝庭各黨互相爭鬥,內耗,無力再對民間壓制,這是歷代都不曾有過的現象,以往上層權力爭鋒,多多少少會波及到中下層,而明末黨爭,反而促進了中下層的發展,這隻能說明,一股新興力量正在自下而上的興起,不受朝庭控制,並反過來試圖染指權力中樞,如東林、復社、齊黨、浙黨、楚黨等各種勢力。
這切切實實的表明,明末真正誕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
以私人錢莊爲代表的金融業,正是萌芽的一種,在桂王小朝庭席捲過之後,寧波錢莊在杭州的錢鋪可謂損失慘重,因爲他們的很多錢是拆借來的,如今被搶掠一空,可債務還背在他們身上啊!
他們的處境比之工商業主和地主更加困難,十餘名錢莊掌櫃,全都望向了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