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學術盛行，士人們爲學，兼覽釋道書，通禪寂虛無之理。他們講經能夠肆口成言，而不敷衍註疏，讀書則博覽古今。一時人才之盛，甲於天下。與文化發展相併行的是南唐的雕版印刷技術也發展較快，刻印了《史通》、《玉臺新詠》等書，這對文化的傳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南唐的藏書豐富。宋初國家藏書才萬餘卷，南唐藏書達到了十餘萬卷，而且經過了精心的校對，史家以“魯之存周禮”來稱譽南唐。
南唐國主都喜愛圖書文獻、古玩雅好的收藏，李煜是一位身體力行於文獻收藏的君主，在圖書文獻的收藏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大書。特重點探討。
（一）南唐所在時代的出版環境
五代在中國圖書印刷史上佔有着重要地位。時代雖短，但中原五朝繼唐遺制，對文化事業非但沒有重大破壞，相反卻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刻印工程——馮道刻《九經》。據記載：“後唐長興三年（932）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仔細看讀，然後顧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廣頒天下。如諸色等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敕，不得更使雜本交錯。”[宋]《五代會要》卷8，中華書局1985年版。馮道，五代景威(今河北滄州相國莊)人，馮道刻《九經》，爲中國監本之始，開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刻印工程功不可沒。由國子監任其事“官刻”由此濫筋，版本學上的“監本”一語，也緣此產生。
在江南一帶，搜求文獻、刻印書籍也蔚然成風。
吳越崇佛，國主錢弘俶不惜人力物力，刻印了《寶篋印經》。1917年湖州天寧寺改建過程中，於石幢象鼻內發現了數卷藏存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卷首扉畫前有“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錢弘俶印《寶篋印經》八萬四千卷，在塔內供養。顯德三年丙辰（956)歲記”。可謂是大規模的印刷活動，僅比公元953年完成的儒家經典書籍略晚三年。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有孔的塔磚內再次發現《寶篋印經》。經卷有題記“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弘俶造此經八萬四千卷，舍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記”。1971年，浙江紹興城關鎮出土了金塗塔一座，從塔內再次發現佛經一卷。題有“吳越國王錢弘俶敬造《寶篋印經》八萬四千卷，永充供養。時乙丑歲記”。乙丑爲宋太祖幹德三年(965)。這份經卷文字清晰，紙質潔白，印刷精美，實爲珍貴。僅見的三次記載，就逾
25萬卷。
可見五代十國時期夕尤其是江南地區的小國，聚藏圖書，十分盈富。這一切都爲李煜讀書、求書、藏書創造了天時地利的條件。
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錢，僱用良工，開雕杜光庭的《道德經廣聖義》三十卷。五代時期私人刻書最著名的人是毋昭裔，毋青年時，社會上書籍的流傳，主要是抄寫，由於手寫費時費工，一部書複本少，成本高，要得到一部書很不容易。毋曾向朋友借《文選》，遭到拒絕。後來做了後蜀宰相，果然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雕版印刷。毋昭裔因爲刻書而“家累千金，子孫祿食”，[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卷1，《總論刻書之益》，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是中國歷史上靠出版“致富”的第一人。
（二）南唐的收藏之路
施沁在《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2年第5期載文《李煜與南唐文獻》，對李煜的收藏有較爲詳細的論述，茲引部分於後：《金華子雜編》雲：高皇（李昪）初收金陵，首興遺教，懸金爲購墳典，職吏而寫史籍。聞有藏書之人，雖系貧寒人家必以好言借抄；有獻書者，雖所獻書籍平常，亦予以豐厚答謝。是時有仿王羲之書一軸來獻者，因償繒帛十餘萬。李昪確以極大的熱忱廣泛收集文獻、圖籍、書畫、古玩，或懸重金購買，或置書吏抄寫，早在節度金陵時就創立建業書房，藏書三千多卷，由此六籍臻備，諸史條集。李煜藏書的主要範圍：
1、文字文獻。馬氏《南唐書》載：“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博收古書，有獻者厚賞之。宮中圖籍萬卷。”[宋]馬令：《南唐書》卷6，中華書局1985年版，墨海金壺本。
南朝梁元帝蕭繹撰寫的《金樓子》一書，不少篇是在收集先奏諸子、六朝名家的思想上的基礎上加上蕭繹本人的解釋而撰成，彌足珍貴，被李煜搜求到並珍藏於建業文房。爲此，他還百感交集，寫下了《題金樓子後並序》，序曰：梁元帝謂：王仲宣昔在荊州，着書數十篇。荊州壞，盡焚其書，今在者一篇，知名之士鹹重之，見虎一毛，不知其斑。後西魏破江陵，帝亦盡焚其書，曰：文武之道，盡今夜矣。何荊州壞焚書二語，先後一轍也。詩以慨之：“牙籤萬軸裹紅綃，王粲書同付火燒。不於祖龍留面目，遺篇那得到今朝。”《全唐詩》卷8，中華書局1960年版。《全唐詩》在篇後補：“楓窗小牘雲，此詩同書藏內庫，今朝誤作金朝，徽廟惡而抹之，後竟如讖入金。”
該詩對梁元帝在西魏兵臨城下之際，將江陵宮中所藏之圖籍付之一炬之事，表示了極大的痛惜和悲慨。
說起李煜對文獻的收藏，離不開自幼熟讀詩書，酷好文辭，多所述作。馬令《南唐書》說他“着雜說百篇，時人以爲可繼典論。”《徐公文集》稱他在國步中艱以後，有御製雜說演樂記、論享國延促、論古今淳薄、論儒術等作，“勒成三卷，而三卷之中，文義既廣，又分上下焉。凡一百篇。”[宋]《徐公文集》，清影宋刻本。可惜他的這些煜煜大札連同他的無數藏書，都散佚殆盡了。他還“有詩一卷”，也失落無數。《全唐詩》中僅存十八首及斷句十六件。
2、書畫藝術。除了收藏書籍，李煜還致力於收藏書畫真品，每聞知有這類墨寶的所在，他總是不惜重金，千方百計地懸賞、尋求。他特別欣賞的鐘繇、王羲之的書法真跡，南唐宮中所收藏的歷代墨跡中，就數鍾繇、王羲之的最多。陳彭年就稱:“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好求古蹟。宮中圖籍萬卷，鐘王墨跡尤多。”[宋]陳彭年：《江南別錄》，中華書局1991年版，叢書集成初編本。
他十分珍惜書畫真跡。宋人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雲：“李後主才高識博，雅尚圖書，蓄聚既豐，尤精賞鑑。今內府所有圖軸暨人家所得書畫，多有印篆，曰“內殿圖書”、“內合同印”、“建業文房之寶”、“內司文印”、“集賢殿書院印”、“集賢院御書印”；或親題畫人姓名，或有押字，或爲歌詩雜言。又有織成大回鸞、小回鸞、雲鶴、練鵲、墨錦褾飾，提頭多用織成絛帶，籤貼多用黃經紙，背後多書監裝揹人姓名及所較品第。”最後交給後宮保儀、一位妙於書札的才女黃氏來統一收藏和保管。
李煜還令翰林學士徐鉉將內府收藏的所有歷代書法名家的墨跡編次摹勒精拓，所有拓本命名爲《升元法帖》。從南唐獨創並盛名於世的廷珪墨、澄心堂紙看，此拓本必定極爲精美，無論淡拓、濃拓、蟬翼拓諸法，都可得心應手，運用自如。可惜，這些拓本早已不傳於世了。
宋人邵博說，他曾搜求到南唐建業文房藏書《閣中集》，見該書第九十一卷的《畫目》中，記有上品99種，中品33種，下品139種。其中有貴重名畫《江鄉春夏景山水》、《山行摘瓜圖》、《蕃王放簇帳》、《盧思道朔方行》、《月令風俗圖》、《楊妃使雪衣女亂雙陸圖》、《貓》等。僅據《邵氏聞見後錄》即可見一斑，亦可想見其當初廣求之不易。[宋]邵博：《邵氏聞見後錄》，中華書局1983年版。《閣中集》究竟有幾卷，已無可尋，已知的九十一卷中，其餘各卷的上、中、下品品目究竟怎樣，也不可知。但從這僅存的一卷中，卻可知當年建業文房收藏圖籍文獻的盛況。怪不得人們要稱李煜“收藏之富、筆硯之精，冠絕一時”。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南唐二主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1頁。
李煜對書畫名作收藏的興趣，得益於對書畫的鐘愛。徐弦在《騎省集》二十九《大宋左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中說。他“洞曉音律，精別雅鄭”，他工書、善畫，尤精鑑賞。他對書法創作及鑑賞有很深的造詣。《清異錄》雲:“後主善書，作顫筆樛曲之狀，遒勁如寒鬆霜竹，謂之‘金錯刀”。又云:“後主作大字，不事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他不僅獨創“金錯刀”及“撮襟書”體，書學柳公權體也頗見功力。他曾傳授發韌於衛鑠、成就於鍾繇、王羲之的“撥鐙法”，並續羊欣的《筆陳圖》。李煜不僅是一位書法家，而且還是一位書法理論家，作有兩篇專論書法的文章傳世，一篇是《書述》，另一篇是《書評》。這兩篇闡述書法和品評歷代書法家書藝的作品，持論精當，文筆流暢，實爲一代大才的佳作，堪稱我國書法寶庫的珍品。
在《書述》中，他對累世相傳的書法基本要領的歸納和披露，特別是關於書法風格因人的壯老而不同以及功用殊異的論述，更是獨具慧眼，發人所未發，爲歷代書家所不企及。這對於弘揚我國的書法藝術，具有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
在《書評》中，李煜又以一代書法大家高超的鑑賞力，對王羲之以後的幾位書法名家逐一作了自視公允的評價。從中可以看出唐代諸家當時均師“書聖”王羲之，且各有取捨地繼承了王氏書法藝術某一方面夕並在此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前進。這種溯源分流、切中肯縈的評析，表明李煜對書法一道功力深厚，書法理論造詣頗深，是一位有真知灼見的書法評論家。
李煜善畫。沈括《夢溪筆談》雲:“江南府庫中書畫至多:諸書畫中時有李後主題跋，然未嘗題書畫人姓名，惟鍾隱畫皆後主親筆題‘鍾隱筆’三字。後主善畫，尤工翎毛，或言凡言‘鍾隱筆’者，皆後主自畫。”米芾《畫史》稱李重光“花清麗可愛”:《太平清話》雲“後主善墨竹”。《黃山谷集》雲:“世傳江南後主作竹，自根至梢，一一鉤勒，謂之鐵鉤鎖。”[宋]黃庭堅.：《黃山谷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郭若虛《圖畫見聞志》雲:“後主才識清贈，書畫兼精夕嘗觀所畫林木飛鳥，遠過常流，高出意外。”他於花鳥、人物、山水均能精擅，於墨竹尤有獨創。據《宣和畫譜》載，當時御府就藏有李煜的九幅畫，如“自在觀音象”、“雲龍風虎圖”、“柘竹霜禽圖”、“柘枝寒禽圖”、“秋枝披霜圖”、“寫生鶴鶉圖”及竹禽、棘雀、色竹圖各一。對書畫的獨鍾和較高的造詣，使他的收藏品味也更“遠過常流，高出意外”了。
3、搜求曲譜。書畫而外，李煜還着意搜求古今各類名家曲譜。盛唐時名噪天下的《霓裳羽衣曲》，“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後來殘譜流到南唐。馬令《南唐書》記載:“唐之盛時，《霓裳羽衣》最爲大麴。催亂師曠，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譜。”陸游的《南唐書·:后妃諸王列傳》也記載了此事:“故盛唐時，《霓裳羽衣》最爲大麴。亂離之後，絕不復傳。後得殘譜，以琵琶奏之。於是，開元、天寶之遺音，復傳於世。”[宋]）陸游：《南唐書》第16，《后妃諸王第十三》，中華書局1985年版，叢書集成初編本。胡仔《苕溪漁隱叢話》雲:“《霓裳羽衣曲》世無譜，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載周後獨能接譜求之。《霓裳羽衣曲》是禮讚大唐帝國開元、天寶盛世的太平法曲。自盛唐開始，流行於宮中。後來此曲步出京師帝室，流佈四方，各地節鎮也可排演。不幸“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在安史之亂的踏踏馬蹄中，這支宮廷樂舞從此湮沒。事實上，自文宗宣宗以後，晚唐時曾經演奏《霓裳羽衣曲》的記載，己然極少見了。在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等人的詩句中，雖可發現“霓裳”一語，但多是對開元盛世之回憶時言及，或是單純地以樂曲之名作比喻而已。到了五代十國時期，此曲幾近絕響，樂譜也飄散損毀幾無可尋。但李煜卻“獨得其譜”，足見其搜求之功。
4、修整、校勘、編秩。李煜不僅搜尋珍藏裱裝書籍曲譜等文獻資料，而且還着力於修整、校勘、編秩，注重所藏文獻的精到完備，與同時代的一些政權僅只注重收藏大不相同，這也使他高出了當時的文獻收藏象之列，獨具特色。更值得一書的是，他還曾努力補綴殘缺曲譜，再現原曲完美的魅力。他並不以收藏珍貴的《霓裳羽衣曲》殘譜爲滿足，而是致力於將“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怎得幾回聞”的大麴進行再度補綴、重現。他曾將殘譜交給善彈琵琶的樂工曹生，令其補缺，可惜曹生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對藝術，一向要求頗嚴的李煜，遂又將殘譜交給了他那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的昭惠國後周氏。周氏按譜尋聲，變易訛謬，去繁定缺，“新音清越可聽”，終於使殘譜得到了較完關的重現。李煜的《玉樓春》詞，便記載了他當時在宮中“笙簫吹斷水雲間，重按霓裳歌遍徹”的歌舞宴樂生活。
5、刻書印書。不僅求書藏書，南唐自己也刻書印書。當時付梓印行的就有劉知幾的《史通》、徐陵的《玉臺新詠》等，且上面都蓋有“建業文房”之大印。南唐成了當時最富盛名的印書業發達的地區之一，史稱“文獻之地”。“獨以典籍自娛，未曾干預時政”的李煜，身體力行，爲南唐文獻的收藏、文化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可惜，北宋開寶七年（975），當宋兵兵臨城下之時，李煜竟學梁元帝，令黃氏放火焚燬了內府圖籍，使得所藏文籍及鐘王字跡幾乎全部化爲灰燼。《江南別錄》曾有記載:“城將陷，謂所幸保儀黃氏曰，此皆吾寶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黃氏皆焚，時乙亥歲十一月也。”李煜在《題:序》中所發的激憤語夕竟成了對白己絕妙的諷刺。
施沁認爲，《江南別錄》所稱之“皆焚”圖籍，恐不足信。北宋平江南後，大將曹彬舟載船裝，掠走了南唐的許多藏書。李煜幽囚汴京時，宋太宗趙光義曾幸崇文院觀書，並召李煜及南漢後主一同觀書。太宗曾對後主說:“聞卿在江南好讀書，此簡策多卿舊物，歸朝來頗讀書否?”[清]吳任臣：《十國春秋》卷17，《李煜本紀》，中華書局1983年版。後主頓首謝之。可見圖籍並未毀盡，但焚後所剩的，都被北宋擄略一空。
南唐所藏的文獻圖籍究竟有多少?史載:太祖命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王應麟《玉海》稱:“宋初凡得蜀書二萬三千卷，江南書三萬餘卷”。馬令《南唐書》則有宋初“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之說。這三萬、十萬之說，都是焚後所得，足見南唐藏書頗爲豐厚，稱爲“文獻之地”，當之無愧色也。而李煜以自己優秀的鑑賞力、獨特的審美隻眼、對文史、書法、繪畫、音樂的造詣和創穫，身體力行，着意提高了文獻收藏的品味，又以帝王身份，召集和提攜了一大批能工巧匠、藝術才人，功不可沒。然而，當他在文獻收藏上殊多建樹時，卻最終走上了國破家亡之路，令人可嘆可悲。參見施沁：《李煜與南唐文獻》，載《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92年第5期，第47-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