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佔世界陸地總面積三分之一的歐亞大陸上，古代曾經有數條以美麗的絲綢命名的交通要道，它們跨越萬水千山，在溝通中外文化交流的過程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一般認爲，絲綢之路大致可以分爲：1、草原絲綢之路，指橫貫歐亞大陸北方草原地帶的交通道路；2、綠洲絲綢之路(也有人稱爲沙漠之路)，指從河西走廊經過中亞沙漠地帶中片片綠洲的道路；3、西南絲綢之路，指經四川、貴州、雲南、西藏、廣西而到印度、東南亞以遠的通道。近年來，中外學者又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命題，指經過東南亞、印度，到達波斯灣、紅海的南海航線。
本文所論述的，即是上述幾條絲路中時代最久，對促進中外交流產生過重要作用的草原絲綢之路。這條古路又可分爲南北兩線，其北道的開拓，肇始於北匈奴西遷之時，東起於西伯利亞高原，經蒙古高原向西，再經鹹海、裡海、黑海，直達東歐。草原絲綢之路的南道，東起遼海，沿燕山北麓、陰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亞、西亞和東歐。更廣泛地說，草原絲綢之路是東起大海，橫跨歐亞草原的通道，其縱橫交錯的岔路，又可南達中原地區，北與蒙古和西伯利亞連接。
從考古學角度去探討，早在距今8000年以前，內蒙古東部區的興隆窪文化時代，草原先民就已同西方交往。例如，內蒙古林西縣白音廠汗興隆窪文化遺址出土的石雕女神像，與歐亞大陸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女神雕像有相通之處，是原始先民們生殖崇拜的反映。在內蒙古陰山、烏蘭察布、阿拉善、呼倫貝爾和赤峰克什克騰，分佈有3萬餘幅巖畫，其內容爲古代狩獵和遊牧民族的原始崇拜及生產活動等。此類巖畫在歐亞大陸其他地區有廣泛的分佈，反映出古代草原民族在廣闊的活動範圍內的交流和互相影響。在內蒙古林西縣鍋撐子山、白音廠汗遺址，出土有許多長條形細石器，這種含有細石器的文化遺存，在4000多年以前，廣泛地分佈在歐亞大陸北部的草原地帶，形成一條綿延萬里的細石器文化帶。公元前20世紀，在西伯利亞葉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以及南土爾克曼形成兩個青銅文化中心，對中國北方草原青銅文化產生了影響。發現於內蒙古巴林左旗的商代羊首曲柄短劍、敖漢旗的鈴首曲柄短劍，可以從米努辛斯克文化找到相似的類型。公元前10世紀，北方遊牧人馴養了馬，他們騎馬縱橫在歐亞草原上，給東西方文化的傳播，注入了強大的動力。西周晚期，東胡稱霸草原，並且創造了獨具特色的青銅文化。東胡的遊牧文化經西伯利亞向西，一直影響至波羅的海沿岸。內蒙古寧城縣小黑石溝出土的觸角式刀，以及寧城縣南山根101號墓中出土的獸形柄青銅短劍，這兩種類型的刀劍，分別發現于丹麥哈爾希塔特文化墓葬和俄羅斯的塔加爾文化遺址。
在內蒙古西部的鄂爾多斯高原，發現以其名命名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這種北方古代遊牧民族的青銅文化，在內蒙古北部，以及陝西、寧夏、山西、河北北部，包括歐亞草原地區均有發現，但時代最早的標本，出土於早商時期(公元前15世紀)鄂爾多斯朱開溝文化遺址的晚期墓葬中，這說明統稱爲鄂爾多斯式的青銅器，即起源於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在它的發展過程中，不僅對周圍文化產生了影響，也吸收了周圍文化的精華，特別是與歐亞草原民族有着密切的關係。
草原地區不僅循草原絲路與西方往來，而且與中原地區亦有密切交流。內蒙古紅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玉蠶，反映了養蠶業從中原向北傳播的情況。而紅山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大型碧玉龍和小型玉豬龍，則說明中華民族對龍的崇拜習俗，是從北方草原地區發源的。從春秋戰國到秦漢時期，中原與草原的關係更爲緊密，在內蒙古出土的相當於這一階段的青銅禮器、絲綢殘件、象牙雕尺、漆器等，都反映了中原文化對草原地區的影響。
草原絲綢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換的興旺，與草原上政治中心城市的形成有密切關係。匈奴全盛時，其政治中心在漠北草原，以龍城爲單于庭(今蒙古國烏蘭巴托南部)，該城遂成爲中原文明、西方文明與草原文明的交匯地。在烏蘭巴托附近的諾彥烏拉匈奴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漢朝的錦繡織物，用彩絲繡出流雲、鳥獸、神仙騎鹿的圖案；還出土有安息、大夏、小亞細亞的毛織品，上面的圖案有植物紋、鳥獸紋及人物紋。另外，在絲綢上還繡有形同黑海北岸斯基泰文化的人物形象，這種把中原文化與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的絲綢刺繡，應是匈奴人的作品。這些考古資料，是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據。公元4世紀，拓跋鮮卑從大興安嶺密林西遷南下，建立北魏王朝，初都盛樂(今呼和浩特和林格爾)，繼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其政治中心在草原絲綢之路的南道上，可以南控中原，北領草原上諸遊牧民族。中西文化交流的碩果，突出地體現在大同雲岡石窟的佛教藝術中。其早期的“曇耀五窟”，佛教造像具有濃郁的犍陀羅(今巴基斯坦及阿富汗西部一帶)藝術風格，還有中亞地區服裝的特點。經考證，南北朝時期的草原絲綢之路，與傳統的由長安西行的絲綢之路，在甘肅武威附近分出的道路聯爲一體，這條道路沿內蒙古陰山河套一線到達今呼和浩特和山西省大同市，又繼續東行，經燕山、七老圖山至內蒙古赤峰南部和東北各地。在這條路上，先後在銀川、呼和浩特、大同發現東羅馬帝國的金幣；在寧夏固原、內蒙古呼和浩特、山西大同還出土有產自西亞的金銀器，等等。這些出土文物，證明沿陰山河套東行的草原絲路的南線曾相當繁榮，草原絲綢之路與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已經緊密聯繫爲一體。
唐代，中西方文化交流進入全盛時期，唐太宗被草原各部尊爲“天可汗”，各草原民族的君長來長安朝拜，多走陰山河套一線的“參天可汗道”，中原與草原絲路的聯繫暢通無阻。之後，唐王朝在北部疆域建五大都護府，直接控制中亞至遼東半島的通道。其中，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土默川上建的單于大都護府(故址在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土城子古城)的政治地位最高。該城爲突厥人阿思德爲唐高宗的兒子李旦籌建，李旦後來做了皇帝(唐睿宗)，單于大都護府也成爲通往草原絲路的商貿中心。土默川平原三面環山，一面向着黃河，有通衢大道與中原相連，在北方草原長城地帶是一片形勝之地。考古工作者在土默川平原上，多次發現東羅馬金幣和波斯薩珊王朝銀幣；在土默特左旗水磨溝，出土了彎月形金冠飾片及東羅馬商人的墓葬；在陰山山脈中，還發現有突厥人的石人墓，這些都是唐代北方草原地區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見證。
在內蒙古東部赤峰市敖漢旗，1976年曾連續出土了兩批典型的波斯銀器，有波斯銀執壺和猞猁紋銀盤等。銀執壺頂端有一個鎏金胡人頭像，高鼻深目，八字鬍鬚，短髮後梳，是典型的胡人形象；猞猁紋銀盤則不見於中國傳統工藝，也是中西交流中的輸入品。因此，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認爲：這些銀器都是公元7世紀波斯薩珊王朝在東伊朗高原製作的工藝品。唐朝時期，諸多文化傳入草原，對當時及後世的草原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在草原地區發現的聶斯托裡派(又稱景教，爲基督教的一支)墓石，即是唐武宗滅佛後，在長安的景教徒與衆多的回鶻人一起，從長安逃至草原時傳播來的。從唐代直至遼、金、元時期，北方草原的汪古部、乃蠻部、克烈部等，都是信仰景教的部族。
由契丹族所創建的遼王朝(907～1125年)，其活動中心在內蒙古赤峰地區。遼太祖耶律阿保機(872～926年)非常重視同西域地區的聯繫，先後兩次率軍從東部草原西征，將遼朝西部的疆界擴展到河西走廊，並且征服了分佈在絲綢之路咽喉地帶的諸回鶻政權，使通往遼朝上京城(故址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東鎮)的兩條絲綢古道得以暢通。遼代草原絲綢之路的北線，是由蔥嶺經塔克拉瑪干沙漠南緣進入河西走廊和蒙古草原的路線。據阿拉伯人衛馬西記錄出使遼上京道程，他從中亞撒馬爾罕出發，翻越蔥嶺，進入疏勒(喀什)、葉爾羌(莎車)、于闐(和田)、克里雅(且末)至沙州(敦煌)，然後進入蒙古高原南麓可敦城界(蒙古國土拉河西岸巴音諾爾附近)，經烏獨健山(肯特山支脈)南下，經慶州(巴林右旗)到達遼上京。遼上京漢城中設有“回鶻營”，專門接待遠道而來的回鶻商人。五代人胡嶠所著《陷虜記》一書，還記有遼上京城外有西瓜攤販。據瓜販所言，西瓜是遼太祖西征回鶻時，從西域引入遼朝種植的。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敖漢旗羊山遼墓，發現繪有西瓜等水果的壁畫。我國《農業考古》1996年第1期刊登了這幅壁畫摹本，稱之爲“中國已知時代最早的西瓜圖畫”。遼朝草原絲綢之路的南線，仍與唐代略同，自漠北南下經過陰山至豐州(今呼和浩特)，東行至遼西京(大同)，再東行至歸化州(河北宣化)，又分爲兩路：一路正東行翻越七老圖山至遼中京(今赤峰市寧城縣)；另一路東南行至遼南京(今北京市)。草原絲綢之路基本把遼朝的各個城市連接起來，形成了交通幹線上的全方位開放格局，進一步促進了草原地區經濟文化的繁榮。西域諸國的商人和使團，每3年來遼上京一次，使團的人數都在400人以上，帶來大批西方珍奇物品進獻。遼朝每次回贈物品的金額不少於40萬貫。通過交流，西方的馬球、金銀器、玻璃器以及馴獅、馴象、樂舞、獵豹、瓜果、蔬菜等，均出現在今內蒙古東部草原地區，並在內蒙古東部區的遼代墓葬、壁畫以及佛塔雕刻上有所體現。作爲交流，契丹的商人也攜帶着草原和中原地區的商品，沿草原絲路萬里跋涉到西域和中亞、西亞各國貿易。阿拉伯詩人尤素甫在他成書於公元1069年的長詩《福樂智慧》中寫道：“大地鋪上綠毯，契丹商隊運來中國的商品。”當時，北宋王朝無暇經略西域，與西方貿易主要走海上絲綢之路，北宋和阿拉伯商船以廣州爲起點，將中國的瓷器、絲綢運往西方。契丹則在陸路，通過草原絲路與阿拉伯國家貿易，進行各種交流。因此，阿拉伯人自公元10世紀起，稱中國爲“契丹”(Kata)。即便是遼朝滅亡以後，阿拉伯語仍然用契丹表示中國。13世紀，蒙古汗國西征中亞、西亞等地，將中國的火藥和管形火器的製造和使用方法傳入阿拉伯國家。成書於13世紀晚期的阿拉伯兵書《馬術和軍械》，仍將火藥稱爲“契丹花”，將管狀火器稱爲“契丹火槍”、“契丹火箭”，足見契丹在阿拉伯國家心目中影響之深遠。
公元1120年，金兵攻佔遼上京，遼朝覆亡。公元1124年，契丹貴族耶律大石率殘部，沿絲綢之路從陰山土默川地區向西越蔥嶺到達中亞，建立西遼王朝，該王朝在中亞地區統治近百年時間，是中亞歷史上一個重要朝代。當時，歐洲地中海沿岸講拉丁語的基督教國家把西遼(契丹)當成中國，契丹也就成爲拉丁語“中國”的稱呼(Kathay)。西遼立國中亞後，與佔據東歐的東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輔羅斯公國建立密切關係，中國內地的絲綢通過契丹轉賣基輔羅斯。居住在東歐南部的契丹人，還陸續遷到基輔羅斯居住，並且充當西遼與基輔羅斯貿易的中間商，所以，當時基輔羅斯公國並不知曉統治中國的南宋和金王朝，誤將西遼當成中國，故而將中國稱爲契丹，以致於俄語至今仍稱中國爲契丹(Kитáй)。遼朝在與西方交往的同時，與北宋王朝也保持密切聯繫，通使和貿易十分活躍。北宋著名的人物，如沈括、歐陽修、蘇轍、包拯等，都曾出使遼國。遼中京專有漢人養蠶織綢，作爲送給宋朝的禮品。
蒙元時期，中西文化交流空前活躍，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騎兵，沿着草原絲路橫掃歐亞大陸，建立起窩闊臺、察合臺、欽察、伊兒四大汗國和元朝，把歐亞大陸連成一體。蒙元時期，不僅把草原絲綢之路的南道和北道聯繫起來，也把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以及四川、雲貴通向南亞的道路，還有中國東南沿海與波斯灣、地中海及非洲東海岸的海洋絲綢之路聯繫起來，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進入了最爲繁榮發展的階段。
這一時期，僅在歐亞大陸北方，就形成了4條大道：1、從蒙古通往中亞、西亞和歐洲的道路，包括天山以北路線，準噶爾盆地以北沿線，越阿來嶺，經新疆北端也兒的石河的路線。2、南西伯利亞各部間的東西交通路線。3、從河西走廊通往中亞、西亞和歐洲的路線。4、從中原內地通往中亞的道路，包括從大都(今北京)通往蒙古和林的驛道，從大都至上都(今內蒙古正藍旗的驛道)和上都至遼陽行省的驛道。自此，蒙元時期草原絲綢之路創造了最爲繁榮的景象。元朝著名的大都和上都兩京，成爲各國商隊匯聚之地。大都“外國巨價異物，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馬可·波羅遊記》)。上都城“煌煌千舍區，奇貨耀日出。方言互欺詆，粉質變初質。開張益茗酩，談笑合膠漆”(元·袁桷：《開市十詠》，《清容居士集》卷16)。公元1271年，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及其父親、叔父，從威尼斯出發，進入中亞後，轉經絲綢之路的南道進入河西走廊，考察了聯繫河西走廊與草原絲路驛道上的名城亦集乃路(今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遺址)，又折回，轉經河套進入天德(今呼和浩特)，踏上草原絲綢之路的南道，於1275年到上都覲見忽必烈皇帝。馬可·波羅甚得忽必烈器重，曾奉命沿西南絲路赴雲南及南洋一帶巡視。馬可·波羅在中國居住17年後，於1291年奉命護送闊闊真公主，從泉州乘船抵波斯灣，與伊兒汗國君主完婚。1295年，馬可·波羅返回威尼斯。《馬可·波羅遊記》一書，詳細記載了上述陸地與海上絲路的情況，尤對草原絲路記載精確，是令人信服的親歷記。內蒙古考古工作者在元上都遺址發掘的大量漢白玉建築構件，以及在呼和浩特和陰山以北敖倫蘇木元代古城發現的景教碑，證實了馬可·波羅對元上都的描述和對陰山南北景教流行情況的記載都是真實的。關於蒙元時期東西方及南北文化交流的文物，在內蒙古還有許多發現。例如：在額濟納旗黑城南牆外側，保存有元代清真寺遺址；在呼和浩特東郊白塔村，發現鈞窯大香爐和一批越州窯名貴瓷器；在烏蘭察布明水元墓中，出土有納失石辮線錦袍及繡有獅身人面像的刺繡圖案；在赤峰地區發現元代伊斯蘭教墓石和景教徒瓷質墓碑；在包頭燕家樑、赤峰翁牛特旗等地發現的元青花瓷器，其青花顏料爲西方產品；在赤峰出土有元代驛站印信“富裕站印”銅印；在烏盟四子王旗發現元代驛站遺址和巨型敖包等等。草原絲綢之路在元代確已達到極盛階段。
歷史進入14世紀下半期，明朝代元而立，與北方草原的戰爭不斷，明朝修築萬里長城，設置邊關重鎮，一時隔斷了草原與中原的聯繫。清朝時期，草原絲路也沒有恢復到昔日的規模。但是，明清兩朝中西交流以及草原與內地的交往一直沒有中斷。明朝時，一批歐洲傳教士來華，徐光啓譯有《幾何原理》，蒙古草原諸部與明朝由戰轉和，互通關市，內地漢族人民幫助蒙古人築城建房，草原上出現了青色的城(即今呼和浩特)。清朝時期，對西方的絲茶貿易較爲繁榮；土爾扈特蒙古部從伏爾加河流域，沿着草原絲路輾轉回歸；內地邊民“闖關東”、“走西口”，來到草原地區墾殖謀生；從草原絲路北行再西去的山西籍旅蒙商隊，往返於烏蘭巴托、科布多和莫斯科之間，那一串串艱難行進的駝隊和駝鈴，唱出了草原絲綢之路古老樂章的尾聲和餘韻。
歲月悠悠，綿延萬里的草原絲綢之路，一直是溝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道；遼闊的內蒙古草原，是歐亞古老文明交流的匯合地。與傳統意義上的“絲綢之路”相比，草原絲路分佈的領域更爲廣闊，只要有水草的地方，也就有路可走，故草原絲綢之路的中心地帶，往往隨着時代的不同而改變。如匈奴時代主要在漠南和漠北，鮮卑時代在漠南，契丹時代在東部草原，蒙元時代則橫貫歐亞、縱貫南北。由於這種特殊性質，草原絲綢之路上的考古發現往往比較分散，不像河西走廊的古道，在各個綠洲容易形成如敦煌莫高窟那樣集中數代文化精華的藝術寶庫。
從傳播的內容上看，草原絲綢之路除了傳輸絲綢外，文化的傳播、宗教的傳播、各類發明創造和技術的傳播，顯得更多、更廣泛、也更快捷。這個特點顯示了草原遊牧民族的遊牧經濟能夠快速傳遞文明的信息，也反映了草原遊牧民族寬廣豁達和兼容幷蓄的民族性格。此外，草原上的皮毛等畜產品，也是草原絲路上的主要貿易物，珍奇的珠寶金銀在絲路貿易中，也佔有較大比重。因此，這條路還可稱爲“皮貨之路”和“珠寶之路”，它爲東西方各民族的交流帶來了繁榮，也使內蒙古草原地區頻頻出現具有重大價值的考古新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