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皇帝的婚期日近，衆臣也考慮到時間有些緊迫，行程安排起來有些侷促，再一個皇帝儀仗出出進進太過擾民，且年終事情又多，大家都去陪祭，朝廷非得癱瘓不可。而小皇帝也言，朝中老臣衆多，每日車馬勞頓不說，便是陪祭身體也吃不消，因此大家也就坡下驢，開了個會商議一番，以爲如此也合禮法，太后也就準了皇帝所請，將年終大祭和告廟之事一併辦理。
當然這也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情，大臣們知道陪祭是個辛苦活兒，不僅早出晚歸，且儀式冗長，只是起來跪下就能累個半死，能偷懶爲何不偷懶；至於小皇帝怎麼想的，他們也十分清楚，一者是心疼錢，二者其也是不耐煩這些儀式。既然如此，又何必自尋煩惱呢！
意思是這個意思，不過這個理由是說不出口的，自然要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因此經過慎重考慮，中書省和尚書省及臨安府聯合發文告知百姓：因天下初定，國事繁重，爲節約國孥，不擾百姓，陛下決定年終大祭一切從簡，儀仗削減三成，與告廟一併舉行。經查閱典籍，上合天道，下合民意，與禮相合，太后諭準！
“讀書少挨欺負啊！”趙昺卻恨不得扇自己倆嘴巴，他突然意識到自己被那幫老油條給耍了。
確切的說是自己被利用了，原來依照慣例太后頒下諭旨，則由太常寺選擇吉日吉時，大學士撰寫祭文，並有禮部官員給趙昺講說禮儀和規矩，而他就是從禮部官員的口中想明白了一些事情。讓他剛剛還爲自己得計而沾沾自喜的好心情也頃刻一掃而光，不禁暗恨自己爲何小時候沒有多讀些書，以致屢屢掉進坑裡。
說起來郊祀就是在郊外祭祀天地，也是中國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國家盛典，但是，由於歷史的演進，郊祀制度本身，在其發展過程中也就隨之不斷地產生變化。先秦時期，是郊祀制度的原始鼎盛時期。而秦漢時期，則是其政治成熟時期。魏晉南北朝，由於中國政治上的分裂及少數民族的侵入，郊祀制度空爲具文。這是郊祀制度的衰落時期。隋唐時期，是郊祀制度的恢復講求、重新立制的時期。而五代和兩宋，則是郊祀制度的政治變異時期。
從形式上看，郊祀制度自漢以來，每歲親祀天地，或合或別已不可常矣。至唐代開元以前，郊祀的舉行亦無定製，也是參錯無定期。到唐開元中，始定每歲常祀皆有司攝事，一如三代舊典。郊天之禮，唐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並設皇帝祇位。
然而，宋代並不是一承不變地因襲着唐制，特別是在親郊制度上。首先在郊祭的時間上並非依照唐制一年一祀，時間並無定製，直到真宗年才改爲三年一祀，成爲定製。而傳到趙昺這，其還是繼位八年來第一次舉行郊祭，不過他也不是開了先河之君，而是大宋歷代皇帝早就壞過規矩。
大宋祭祀制度的改變應該是源於明堂制度的產生，且出於偶然。仁宗皇祐二年，應當進行郊祭，可由於日在至晦，應當宜有所避的緣故，宰相宋庠便請季秋大饗於明堂。趙昺覺得仁宗肯定也跟自己似的見有空子可鑽，便偷懶了，詔罷當年冬至親祠南郊之禮，有事祭祀於明堂，此後就漸成制度，使宋代的親郊從室外走進了室內，明堂逐漸成爲親郊的重要禮制。
要知道郊祀是把儒家天命思想具體化的禮儀，郊祀是中國曆代都要講行的國家重大典禮，而遵禮又是儒家治國的重要依據。對於禮制的變化，宋人自然也能強烈地感受到。哲宗時任禮部尚書的蘇軾就提出了宋禮“皆非周禮”的看法，並指出：
“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祀。此周禮也”。而宋代，天子親祀卻“三歲一郊”。“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古者以親祀爲常禮”，而“今世以親祀爲大禮”。
薦饗太廟、祭祀祖宗，是僅次於祭祀天地的東西。連宋人自己也說：“謹按百王之禮，沿革不同，而祀天地於郊丘，祀上帝於明堂，祫祖宗於太廟，此三者萬世不易之禮”。據周禮規定，宗廟之祭有二：一爲正祭，即時享、禘祫是也；一是告祭，即國有大事，告於宗廟；皆由人主親行其禮。
然而，自漢以來，禮制墮廢。郊廟之祭，人主多不親行。至唐中葉以後始定製：於三歲一郊之時，前二日朝享太清宮、太廟，次日方有事南郊。宋因其制，於第一日朝享景靈宮，第二日朝享太廟，第三日於郊壇或明堂行禮。
告祭如此，正祭又如何呢？按宋代制度，太廟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但宋代的正祭爲常祀，雖祫禘大禮，亦命有司攝事。累朝惟仁宗嘉祐四年十月親行祫禘禮一次而已。宋人對此是有些不滿的。
富弼在《上仁宗乞親行祫禘大禮》中說：國朝崇奉祭祀，嚴而不瀆。每三歲天子必親行南郊之祀，其於祀天之道可謂得禮。獨於宗廟，只遣大臣攝行，時享而已，親祀未講，誠爲缺典國史所書親享太廟，大率皆郊前之祭。然此乃告祭”；蔡襄也曾批評仁宗：“周制，四時享親之禮有九。今寺觀則車駕一歲再臨，未嘗薦獻宗廟，非奉先教民意！”寧臨幸寺觀而不薦獻宗廟，這確實違背了傳統的宗法精神。
趙昺覺得既然儒者們感受到了禮制的變化，卻又爲何沒有堅決反對，而是採取了妥協的態度呢？他當然不會相信祭祀制度的變化只是表面上的變化，其中定然有深層次的東西在其中。現代人只要學過幾天政治的人就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道理，因而他覺得‘禮’，既然作爲中國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那麼便是與社會經濟基礎的發展和變化有着密切聯繫的。
果然在趙昺的百般詢問下，禮官給出了個模糊不清的答案，可其在解釋中引用了仁宗在答覆蔡襄的批評時的一句話，其言：“三歲一祠郊廟，而賚及天下。若歲親行之，則人有覬賞之心。朕朝夕奉三聖御容于禁中，未嘗敢怠也”。這真可謂一語道破天機——皇帝並不是不想、而是不敢親自主持正祭。因爲親祀所需的高額花費迫使其不敢去！總而言之就一句話——都是缺錢鬧得。
對於皇帝親祀其實不止是弄點貢品，御駕親往拜祭，花點小錢那麼簡單，其實還有三件事要做：一者郊而四赦；二者蔭子；三者親祀賞賚。
趙昺對於‘四赦’還是知道的，一爲常赦，其赦免範圍爲除十惡、鬥殺、劫殺、謀殺併爲己殺人者，及放火、官典犯正枉法贓至死不赦外，其餘罪鹹赦除之；；二爲大赦，凡大赦及天下，釋雜犯死罪以下。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三爲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四爲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
在這個問題上，趙昺以爲郊而肆赦的主要功能還是爲了緩和階級矛盾。其實換個角度看，大面積的實施赦免也反映出階級矛盾的空前激化。因爲宋朝一直實施重稅，進而造成爲數衆多的、已喪失償還能力的農民、商人、中小地主，使得他們因此成爲罪犯。
而如此不僅使得階級矛盾激化，且喪失了民心，失去統治基礎。而爲了緩和這種日益尖銳的矛盾，除去赦免之外，是別無它法的，進而也給喪失生產能力的人以喘息再生的機會。且把這置於親祀的場合，無疑又直接表現着天子的慈悲，還能爲皇帝塗脂抹粉。
蔭子則實際上就是一種變態的世襲制，這是在中國歷史上處處都可以找到影子的。但把它作爲親祀制度的政治附加，親祀蔭子在宋代已有一個本質的變化。這是優待以士大夫爲主的統治階級的政治思想，在親祀制度中的反映，也是封建特權思想在親祀制度中的反映。
不過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宋人一般都贊同有所限制，而不像在“郊而肆赦”的看法上存有明顯的對立。即使蔭子也是造成冗官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官僚階層纔是這項制度的最大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會有人真心的去反對，否則便會受到羣而攻之。
至於親祀賞賚則是賞賜軍隊官兵。此屬於起於唐朝的‘舊例’，但賞賜的範圍有限，僅爲衛隊和儀仗隊。不過到了五代時期賞軍的範圍就大爲擴大了。在趙昺看來其實可以視作皇帝和軍隊交換特權的一個政治條件，而宋朝之所以還要繼續維持這項制度，他以爲純粹是太祖趙匡胤篡權奪位後留下的心病。
實際上，正是五代連綿不斷、此伏彼起的兵變，給趙匡胤留下難以抹去的陰影，而他代周立宋也是在五代以來長期戰亂局面以後建立起來的，使得其在親祀賞軍問題上形成這種欲行不忍、欲罷不能的窘迫局面，但也漸漸固化，形成了制度，也成爲皇帝親祀的主要政治內容。
賞軍花費巨大，也就導致南渡以後，當郊祀之年，因爲貲用不足不得不權停郊祀，只享明堂。有人便會想皇帝是不是傻啊，改用朝廷的名義進行不就可以將花費轉移出去了嗎？但是趙昺卻會說，你才傻呢！其實在他看來作爲宗教活動的祭祀，其實發展到此刻性質已經發生了異變，原來作爲宗教活動的一些政治附加——赦免、蔭子、賞賚——卻逐漸變成了主要內容。
因此，與其說宋代的親祀大禮是宗教活動，還不如說是借用宗教形式而舉行的政治活動，是皇帝用以提高個人迷信的國家盛典。且將此置於親祀的場合，亦正是封建專制主義進一步加強的政治特點在郊祀制度中的反映。一切恩賞都冠以皇帝的名義，無疑就提高了皇帝的地位。然而又由於隆重得太過分，使得常祀的地位下降了，親祀的地位上升了，同時又造成了國家在財政上的危機。
琢磨透了這件事情，趙昺也就想通了一件事情，什麼祖宗家法不可更改。就連一脈相承的傳統禮法在實際中都不斷的在演變、在異化，又何來亙古不變的家法，不過是他們以此作爲阻礙自己革新的藉口罷了，而之所以如此也正是因爲自己的所爲傷害了他們的利益。
“他們打得一手好算盤！”而此次自己親祭皆是以皇帝的名義進行，當然所費也皆出自內藏庫，這對於趙昺本就已經空了的錢包可以說是雪上加霜，這不得不讓他懷疑這又是一個坑，自己若是失去了左右國家財政的能力，必然要向朝廷要錢，那時候再有人蔘自己隨意浪費國孥，就不再是誹謗聖上，那是實打實的要老實聽喝了。
當下的趙昺覺得自己走到了地雷陣中，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稍有差池就在腳下炸響，自己都不知道會崩出個什麼東西來，但受傷的肯定是自己。而他也明白這只是剛剛開始，隨着形勢的發展皇權與相權的爭鬥將更爲激烈，卻非隨着他的意志爲轉移。
趙昺也知道自己這個皇帝要當下去，就無法擺脫政治鬥爭的漩渦，要不斷的去戰鬥，也就應了那句生命不息戰鬥不止，與天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這就是當皇帝的宿命，也是他的使命，終生擺脫不了的夢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