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任何軍政鬥爭都是在一定的時間區間、地域範圍內進行的，一切成功謀略的發揮作用歸根到底都有賴於施謀者自身兵力的集中或者對方兵力的分散。作爲博弈的雙方，既可以通過伐謀、伐交的策略對軍事行動進行補充，增強自身的作戰態勢，又可以通過設伏邀擊、沖虛動敵等戰術造成對方兵力的分散，同時集中自身的優勢兵力，形成局部的以多打少、以強打弱。然而，當決策者站在戰略高度上分析問題時就會發現：作爲博弈的參與者，特別是多元博弈的參與者，即使是優勢的一方，對於全局來講，自身力量也是有限的，實力再強在一定的時空範圍內畢竟也是一個定數。因此，由於自身力量的侷限性，決策者總覺得有些力不從心，面對種種博弈，不可能面面俱到，常常需要做取捨之抉擇，而抉擇的標準在於：選取重大的，放棄微小的；選取決定性的，放棄從屬性的；選擇深遠性的，放棄暫時性的，旨在着眼於大局的把控，使得自身的力量在最需要爆發的時機進行爆發和匯聚，這也就成爲了能否取得鬥爭勝利的關鍵。《孫子兵法·九變篇》中，孫子以軍事地理問題爲例，將各種作戰地形分爲兩大類：其一，必爭之地，其二，雖可爭而不爭之地，並認爲應該根據“圮地、衢地、絕地、圍地、死地”等地形的不同特點，具體分析，靈活處理。進而，提出了“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的著名論斷。其中，“城有所不攻，軍有所不擊”，指的是對於得而無利、舍而無害的城池不要去進攻；對於破而無利、棄而無害的軍隊也不要去進攻，避免無謂地耗費自身的兵力與士氣，不執著於一城一池的得失，着眼於大勢，集中力量，佔據戰略要地，藉以掌控全局。這一作戰理念正是“捨得”哲學的體現，有所舍纔能有所得，有所不爲才能更好地有所爲。
下面我們來看一下“秦將白起破楚”的經典戰例。戰國中後期，隨着列國形勢的變幻，前279年，秦昭王與趙惠文王在澠池舉行會盟，該會盟實質上是秦趙兩國在齊國復國這一特定歷史背景下進行的一次“戰略妥協”，秦趙兩國實力相近，秦國略佔優勢，如若相互兼併，必然實力大損，也將給與齊、楚這兩個昔日強國復興的機會，這正是秦、趙兩國都不願意看到的。正是基於共同的利益，此時秦趙兩國均有達成默契的願望，暫時建立彼此相對穩定的戰略聯盟關係，聯手粉碎齊楚的復興，進而兼併天下。兩國最終約定秦國攻擊楚國和魏國，趙國侵掠燕國和齊國。秦昭襄王在與趙國息兵言和、解除後顧之憂之後，着力準備伐楚之事。昭王二十八年，白起經過周密策劃，認爲：楚國疆域遼闊，若步步爲營，即使動用百萬大軍，也不足以攻佔楚國全境，徒費錢糧，一旦部隊過於分散，很可能被楚軍各個擊破。相反，秦國已得巴蜀，佔據江漢上游，地理優勢明顯，水師步軍，攻擊線路極多。楚國防不勝防，雖有百萬之衆，卻不能守於一處，其勢必“無處不備，則無處不寡”。加之，楚地山水縱橫，結構鬆散，不利於大兵團展開，楚國縱然有兵力優勢，也難以形成有效的合圍。因而，白起選取了秦軍的精銳部隊，選擇了“由藍田，過商地，經丹水流域出武關，再順漢水而南”的進軍路線，既掠取漢水流域豐饒的糧草補給軍需，又利用江水之勢，出敵不意突入楚境，攻取主要分佈在漢水流域的楚國重鎮。征戰途中，白起令軍士過河拆橋毀船，自斷歸路，示以必戰。自懷王時起，楚、秦交戰多以秦勝楚敗告終，楚人久畏秦軍聲威，又因士卒本土自戰而有很大的後顧之憂，根本無法抵擋秦軍銳卒的猛烈進攻，節節敗退。秦軍**，迅速攻取漢水流域要地鄧，直抵楚國別都鄢。鄢與楚都郢距離很近，歷來是楚國的軍事重鎮、郢都的門戶，楚國早已在此屯集重兵，藉以阻止秦軍南下攻郢。秦軍在此遭到入楚以來最爲頑強的抵抗，屢攻不克，而秦孤軍深入，不宜持久，白起利用夷水從楚西山長谷出而流向東南的有利條件，在鄢城西邊百里處築堤蓄水，並修長渠直達鄢城，爾後開渠灌城。鄢城東北角潰破，城中軍民溺死者不計其數，秦軍乘勢攻取鄢地。取鄢後，白起休整士卒，補充兵員物資，將秦之罪人刑徒遷徙到所得楚地，充實後方，以此爲進一步攻楚的基地。次年，白起揮軍東進，勢如破竹，一舉攻破楚都郢。楚頃襄王兵敗，向東北方潰逃至陳地。秦軍破郢後，隨即西取西陵，焚燬楚先王宗廟，向東乘勝攻取竟陵，直至安陸，南下洞庭湖邊，奪得楚國大別山以西的江漢地區，設爲南郡。
是役，白起深明“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的用兵之道，儘量避免秦軍進行不必要的攻戰，除了必須要攻陷的戰略據點，一概掠過，直貫鄢、郢，進軍極其迅猛，轉眼間兵臨城下，給楚軍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震懾，使得楚國徹底喪失了堅守的勇氣與決心。儘管楚國爲秦所破，但其幅員遼闊，僅靠當時白起的兵力還不足以佔領全境，正是“破楚容易滅楚難”。如若秦王傾國而出增兵破楚，撇開勝負不論，必將大傷國力，並且很可能會給趙國以可乘之機，斷送大好形勢。鄢郢之戰後，楚國實力大減，已不足以成爲秦國的威脅，即使得了楚地，東面必將遭受齊、南越等國的騷擾，棄則失地，守則分勢，反而不如暫且放過楚國，使之成爲秦國東南的緩衝之地，集中力量會戰中原，兼併天下。由此可見，秦國以區區殘楚，換得天下大爭之先機，取捨得當，真可謂是明智之舉。
意大利學者維弗烈度·梅瑞圖提出的“重要的少數與瑣碎的多數原理”（“八十比二十”原理），就是說大約80%的價值來源於20%的因素，其餘價值則來自其餘80%的因素。這種20%決定另外80%的原則，強調“專注重點、帶動其餘”的策略，爲我們古老的“取捨”原則提供了現代的科學依據。《三國演義》中，對於戰爭的描寫側重於策略，甚至運用了誇張的手法，描述指揮者僅僅通過計策的博弈和時局的判斷，就可以使得敵人卷甲撤兵甚至四散奔逃，細細地體會這實際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非真實的戰爭。戰爭不是擺積木、做算術，謀略固然重要，但執行起來必須有足夠的實力、勇氣和耐心才能夠成功。要想取得一場戰爭的勝利，必須打贏幾場具有戰略意義的戰役不可，西方軍事學中將這類戰役稱爲“必勝戰役”（MWBs，Must-win battles），這幾場戰役就是“城有所必攻，軍有所必擊”，先前的“不攻、不擊”也正是爲此時作準備，積蓄更強的兵力與士氣，將自身的戰鬥力在關鍵的地方爆發出去。
前311年，秦惠文王死，太子蕩即位，號武王。是時，秦國已滅巴蜀，後方鞏固，國力日盛。秦武王是中國歷史上極爲鋒銳的君主，重武好戰，有問鼎中原之志。三川，即韓國軍事重鎮宜陽，早在《尚書·禹貢》中就有記載，春秋前後成爲西通秦隴，東下吳越的交通要道，稱爲“秦楚孔道”，既是中原地區的重要交通樞紐，也是周國與韓國阻擋秦國東進最爲重要的屏障。秦軍若想兵出函谷，會戰中原，首先必須掌控此地，纔可以保證物資與兵員的輸通順暢。然而，韓國宜陽城堅兵精，路遠道險，秦軍孤軍深入，倘若魏、趙二國出兵相救，秦軍可謂是舉步維艱。在秦武王徵求臣子們的意見時，公子樗裡疾就以“難度高，風險大”爲由表示反對；客卿甘茂則認爲：“伐宜陽，定三川”是秦國挺進中原、成就帝業的關鍵所在，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伐韓宜陽，必先破韓魏聯盟，只要魏國助秦，趙國就不能越魏而援韓，韓一旦被孤立，宜陽雖然城池堅固，兵精糧足，但也是有可能被秦軍所攻破的。秦武王大喜，立即派遣甘茂出使魏國。甘茂以“共享伐韓之利”爲誘餌，爭取魏王，並施以政治軍事壓力，與其建立了秦魏聯盟共伐韓國。接着甘茂領兵五萬攻伐宜陽，戰爭持續了五個月，未見絲毫成效。武王力排衆議，決定增兵五萬援助甘茂。甘茂亦散私財以賞部下，秦軍果然士氣大振，擊退韓國援兵，攻陷了宜陽孤城，斬殺韓軍七萬人。韓國元氣大傷，只得向秦國求和。
戰前，甘茂進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動，爭取有利於己方的外部形勢，但對於“宜陽之戰”這樣的攻堅戰來說也不過是側面的幫助，其率領秦軍與韓守軍進行了近一年之久的鏖戰方纔拿下宜陽城，正是說明了這一點，任何的外交斡旋和奇謀妙策最終均要藉助於沙場決勝來實現。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往往是在幾分鐘內決出勝負的，但你也得有堅持到最後的能力，才能夠談得上去取得成功。秦軍佔領宜陽要地，打通了秦軍通往中原的戰略通路，爲日後中原爭霸所需的兵員與物資的運輸提供了有利的保證。此外，秦國掌控宜陽，也打開了周都洛陽與韓都新鄭的門戶，進而控制周天子和韓國，從地緣上中分天下，山東諸國的合縱陣線更加難以形成，爲日後秦國統一天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因此，對於此類決定性的問題，付出再大的代價都是值得的，也是必然要付出的。
其實，取捨原則也不僅僅是戰略問題，而是滲透於每場戰鬥的始終。我們之前所講的“後發制人”策略，就是一種特殊的“取捨”，即決策者在形勢不明朗的情況下，不與對手進行決定性的爭奪，放棄一定的空間和時間，以換取自身一定的靈活性和主動權，不被對手的既定計劃所致，爲日後的反擊爭取機會。“官渡之戰”是東漢時期曹操集團和袁紹集團間進行的巔峰對決，其中曹操對於決策中局部與整體的取捨處理堪稱典範之作。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趁關中大亂之機，將漢獻帝迎入許昌，形成“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局面，取得了政治上的優勢，而袁紹所控制的河北四州都是大州且遠離中原是非之地，經濟並沒有受到太大的破壞，特別是冀州號稱“帶甲百萬，谷支十年”，因此其實際的兵力、財力和物力等方面均遠在曹操之上。隨着自身實力的急劇膨脹，一統河朔四州的袁紹自然對於曹操獨霸中央權利的做法表示不滿，不甘屈居於曹操之下，甚至有“代漢自立”的打算，故而積極準備兵馬物資，擇機同曹操一決雌雄。建安四年（199年）六月，袁紹挑選精兵十萬、戰馬萬匹，任命審配、逢紀主持軍事，田豐、荀諶、許攸充當謀士，顏良、文丑擔任將帥，企圖南下進攻許昌。袁紹舉兵南下的消息傳到許昌，朝野震動，就連曹操的部將們也多認爲袁軍強大難以抵敵。但曹操卻根據他多年來對袁紹的瞭解，認爲袁紹志大才疏、膽略不足，刻薄寡恩、剛愎自用，兵多而指揮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難成大事；另外，荀彧從“度、謀、武、德”四個方面分析了曹方獲勝的可能性，也極大的鼓舞了曹操的信心，使其最終下決心以所能集中兵力抗擊袁紹的進攻。針對兵力不足的缺點，爲了爭取態勢上的主動，曹操進行了周密的戰略部署。首先，大膽放棄了對於黃河南岸的全面防守，僅令于禁率步騎兩千屯守黃河南岸的重要渡口延津（今河南延津北），協助扼守白馬（今河南滑縣東，黃河南岸）的東郡太守劉延，阻滯袁軍快速渡河和長驅突襲南下，同時以主力在官渡（今河南*東北）一帶築壘固守，以阻擋袁紹從正面發起的進攻。其次，派遣臧霸率精兵自琅玡（今山東臨沂北）入青州，佔領齊（今山東臨淄）、北海（今山東昌樂）、東安（今山東沂水縣）等地，利用其在青州的舊有影響力，牽制袁紹，鞏固右翼，防止袁軍從東面襲擊許昌；並派鍾繇等人持節鎮撫關中，通過外交手段，拉攏雍、涼諸部，抵禦袁紹，穩定左翼，以防袁紹憑藉兵力優勢開闢第二戰場，夾擊曹軍。其三，命荀彧坐鎮許昌，穩定後方，籌備糧草，又命曹仁率一支騎兵作爲機動部隊，清除騷擾後方的袁軍。
在當時形勢下，曹操的戰略決斷可稱得上是十分客觀而高明的：袁紹兵多而曹操兵少，千里黃河渡口極多，如分兵把守則防不勝防，不但難以阻止袁軍南下，只會使自己本已處於劣勢的兵力更加分散。故而，曹操採取“集中兵力、扼守要害”的方式，極力防止袁軍發動突襲，爲官渡主力的重點防禦爭取時間。黃河南岸地勢平坦，易攻難守，只有官渡地處鴻溝上游，瀕臨汴水。鴻溝運河西連虎牢、鞏、洛要隘，東下淮泗，爲許昌北、東之屏障，是奪取許昌的要津和必爭之地，曹操選擇這裡作爲迎擊袁紹的主戰場，可謂“守其所必攻、以逸待勞”之舉。曹操捨棄黃河渡口，選擇官渡作爲主要防禦陣地就在於收縮兵力，官渡之地靠近許昌，曹軍便於補給，而將漫長的補給線拋給袁紹，成爲袁軍了運輸糧草的巨大障礙，有利於自身的持久防禦。與此相對，曹操在自身兵力緊張的情況下，果斷分兵數支，派遣臧霸率精兵入青州，派鍾繇等人持節鎮撫關中，則是爲了牽制袁紹，鞏固兩翼；命令荀彧、曹仁坐鎮許昌，穩定後方，以防袁紹憑藉兵力優勢夾擊曹軍，發揮兵力衆多的優勢，同樣有利於自身的持久防禦。無論是爭取，還是放棄，都是爲曹軍能夠實現持久防禦、待機破敵的作戰指導思想而服務的。史實證明：正是曹操衆多有效的取捨抉擇，才使得曹軍的兵力得到了合理的分配，並在官渡地區擋住了袁紹的凌厲攻勢，直至官渡之戰的結束，袁紹也沒能開闢第二戰場，袁軍的兵力始終不得伸展。毫不誇張地講：曹軍能夠後發制人取得“官渡之戰”的勝利，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曹操在戰爭初期的戰略決斷。
在一場博弈或者一個博弈階段中，決策者誠然可以通過謀略和戰術的增強自身的作戰態勢，掌握主動權。但當面臨衆多博弈或者多個博弈階段時，一位優秀的決策者往往還是首先要進行深刻的取捨抉擇，抓住問題的關鍵，以使得自身的實力得以匯聚和合理分配，使之能夠在最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發揮作用。正如，法國著名軍事家約米尼所講：“軍事打擊一定要打擊在最具有決定性的方向上面。”適當放棄無關緊要的爭奪，避免四面出擊，進而抓住關鍵性的競爭，在某一時間、某一地點形成力量的匯聚，並以此帶動形勢向有利於自身的形勢發展，這纔是“捨得”哲學的旨要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