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不僅是一部史學經典，更是一部文學鉅著。修著該書時，陳壽借鑑了西漢司馬遷的許多成功經驗，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注重人物性格與心理的刻畫，以簡潔、凝練的筆墨爲我們勾勒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三國人物肖像。例如，《先主傳》記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當曹操說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之時，“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記載，僅寥寥幾字就將劉備韜晦的內心世界傳神地刻畫出來。
此外，“取材精審”則是《三國志》的又一突出特點。陳壽對史實經過認真的考訂與慎重的選擇，對於不可靠的資料進行了嚴格的審覈，不妄加評論和編寫，慎重地選擇取材之源。當時蜀漢沒有設立史官，沒有正經的官史，故陳壽在修編《蜀書》時的難度也就可見一斑了。然而，《三國志》文辭簡約的特點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點，後經劉宋裴松之注引，增加了其歷史參考價值，成爲該書的有益補充。如今，裴注本《三國志》已成爲研究三國曆史最爲真實詳盡的資料彙編。
我們在充分肯定《三國志》的優點與價值的同時，也必須承認該書在創作上也具有兩大不足：其一，欠缺公允性。唐朝房玄齡等奉詔撰寫的《晉書·陳壽傳》，在承認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時，又認爲陳壽因爲私仇而在書中有所表現。說“壽父爲馬謖參軍，謖爲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爲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誰又能完全排斥私心呢？陳壽對於諸葛先生的評價，固然有些片面，然而通過史實，我們也不難看出，孔明先生用兵水平確實遜於其政治能力，至少應該沒有《三國演義》和民間流傳中那麼神乎其神。其二，多有曲筆與迴護。劉知幾在《史通·直書篇》中認爲“當宜、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鹹杜其口而無言”，批評陳壽和王隱在修史時對當權人物曹操、司馬懿爲之迴護。客觀上講，陳壽的曲筆確實是存在的，而且不在少數，最爲嚴重的曲筆則是“高貴鄉公被弒”之事。但是，西晉時期司馬氏推行高壓統治，因有些人物與當時的統治者瓜葛甚深，故這種曲筆也確實是迫不得已；而有些人物與作者具有很大的利害關係，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評價的不公。然而，我們也應該看到，政治環境與作者本身只是表面原因，“作者距離修史時代過近”纔是導致部分事實處理失度的根本原因，公允的環境和公允的心態對於史書的修纂是至關重要的。南朝人劉勰在《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曾這樣評價《三國志》，“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國志》，文質辨洽，荀（勖）、張（華）比之（司馬）遷、（班）固，非妄譽也。”劉勰的評論充分反映出，與三國志同時期的史書不是立論偏激、根據不足，就是文筆疏闊、不得要領，只有陳壽的作品達到了內容與文字的協調一致，史實性與文學性的辯證統一。
總之，《三國志》自成書後，雖存在種種先天的缺陷，使其與《史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陳壽凝練卓絕的文筆、嚴謹審慎的態度仍不失爲中國最爲優秀的史學家之一，也使得該書成爲上乘《史記》、《漢書》，下啓晉唐宋明各史的不朽鉅製，至今仍是人們研究三國曆史最爲權威的資料，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