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王在位期間，在政治軍事諸方面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勳，對內採取“削枝固幹”的方略，逐步剝奪親貴手中大權，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君王的統治地位；對外採用“遠交近攻”的戰略，獲得了伊闕之戰、鄢郢之戰和長平之戰三場重大戰役的勝利，總計斬敵將近百萬，重創趙、魏、韓、楚等山東諸強。可以說，昭王末年，秦對山東六國的鬥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天下統一的大勢已然不可逆轉，兼併天下不過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前251年，秦昭襄王嬴則駕崩，急速上升的秦國進入了政權更迭頻繁且對外相對平靜的時期。秦孝文王、莊襄王先後兩位君主在位時間一共不足四年，秦國兼併天下的腳步不由得再次放緩。
在前247年，秦國終於迎來了其歷史上最爲雄才大略的皇帝，年僅十三歲的秦王嬴政登基即位。即位之初，因新王年少，國政多由相國呂不韋把持。隨着秦王政日漸年長，呂不韋的專權行爲雖然有所收斂，但君主與相國兩大集團之間的矛盾日趨深化而公開。前238年，秦王政剷除??、罷免呂不韋，開始親理國事。此後，秦王政廣攬人才，勵精圖治，積極準備統一中國的全面戰爭。李斯、尉繚等協助秦王制定了統一全國的戰略策略。秦滅六國的大戰略包含兩方面內容：其一，採納尉繚“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之計，以重金收買山東諸國的權臣重臣，使各國政治關係出現不同程度的混亂，而不能再次形成有效地合縱抗秦，從內部分化瓦解敵國。其二，繼承範睢所提出的“遠交近攻”之策，確定了“先弱後強、先近後遠”的具體戰略步驟，即籠絡燕、齊，穩住楚、魏，消滅韓、趙，然後各個擊破，統一全國。在這種戰略方針指導下，自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國以王翦爲主將，先後攻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歷時十年，秦王嬴政終於完成了華夏的統一，結束春秋戰國以來長達五百餘年諸侯割據紛爭的局面，恢復了夏商周三代以來的大一統格局，在中華大地上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君主制國家――秦帝國。
飛刀認爲，秦王嬴政能夠橫掃山東六國，完成華夏一統，成就千古偉業，並非上天的眷顧、歷史的偶然，而是有着其多層次的主客觀原因。
其一，秦人堅忍尚武的性格。人的性格決定其一生的命運，同樣民族的性格決定了國家的走勢。但民族的性格也不是與生俱來，天生就有的，而是逐步形成不斷髮展的。孟子曰：“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民族亦是如此，秦人在其惡劣的生存條件下，在其與戎狄的不斷戰鬥中，鑄就了尚武不屈的民族性格。兵強於心而不強於力，秦人強於性格而非體魄。在艱苦的戰國衆多鏖戰（特別是鄢郢之戰和長平之戰）中，秦軍能夠在並不佔明顯優勢的情況下，多次通過持久戰最終勝出，秦人強悍堅忍的性格均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
其二，秦人兼容幷包的文化。春秋之際，秦國地處中原文化和戎狄文化的交匯處，特定的地理環境鑄就了秦文化兼容幷包的鮮明特徵，其不僅積極吸收了周朝的宗法制、禮樂制等作爲自身主體，而且還在不斷與戎族的交往與鬥爭中，融入了戎族的功利主義因素和君民一體的樸實作風。正是這種開放性的文化，使得秦人從來不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文明，總是能夠以開拓者的姿態將各諸侯國各階層民衆的智慧化爲己用，爲自身注入了無窮的精神動力。
其三，秦國的商鞅法典。商鞅所頒佈的新法是一種軍政合一的新型國家法律體系，其高明之處在於緊緊抓住了封建國家的兩大主題，對內促進農耕，以農爲本發展生產；對外發動戰爭，以戰養戰拓土開疆。沒有強大的農耕，沒有充足的軍糧作爲保證，國家的軍事實力是虛浮的，取得一兩場戰爭的勝利是可能的，但要想長期稱雄於諸侯是絕對不夠的，更不用說統一華夏了。衆所周知，軍隊的戰鬥力與士兵的積極性是密不可分，新法徹底打破了傳統力量的束縛，在秦國建立了一套完成的軍事激勵體制，使戰功成爲維繫家族榮耀和提高社會地位的唯一途徑，最大限度地調動了秦人的作戰積極性。而連接“耕”與“戰”的紐帶就是強大而穩固的法制體系，這就充分地保證了社會的公平。當時，秦人若想在國內取得好的社會地位、贏得世人尊重，只有兩個事情可做，一是從軍爲伍，二是投身農業生產，如此就使得國內最優秀的人才均集中於軍、農兩個領域，致使秦國核心力量得到最直接的發展，綜合國力飛速提升。
其四，秦國的人才機制。自孝公頒發“求賢令”開始，歷代秦君都將人才作爲治國強國的根本，廣泛吸引全天下的英才爲秦所用。凡有才之士，無論貴賤，不分華夷，只要謀略有利於秦國的發展與壯大，秦君便委以重任，且用而不疑。當時，山東諸國舊有的世卿世祿制根本無法與秦國的新型人才體制進行競爭，山東六國的人才不斷涌入秦國，在秦國曆史上響噹噹的謀臣幾乎全部來源於函谷關外，如張儀、範睢、尉繚皆來源於魏，李斯、甘茂則來源於楚、齊。正是這個巨大的人才潮爲秦國的兼併戰爭提供了不竭的謀略來源。
其五，秦君志向高遠。自商鞅變法之後，秦國的歷代君主都將統一華夏作爲自己畢生追求的目標，矢志不移。秦國的商鞅法典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君主的治國難度，提高了君主的執政能力與國家的行政能力，使得君主有更多的時間去進行戰略方面的謀劃。
其六，秦將智勇雙全，秦兵戰鬥力強。秦國白起、王翦、司馬錯、蒙恬俱是當世名將，特別是白起更是不世出的將才，其直接指揮了伊闕之戰、鄢郢之戰和長平之戰三場重大戰役，斬獲無數，重創山東六國，確立了秦國絕對的軍事優勢。同時，秦軍訓練有素，裝備精良，車、騎、步、舟兵種齊全，在“軍功爵制”的刺激下，捨生忘死，戰鬥力強悍，構成了秦國橫行天下的軍事柱石。
其七，戰略得當。“司馬錯伐蜀”是秦統一中國之前最爲重大的戰略舉措之一，此舉剛柔兼濟、意味深長，既緩解了同山東六國緊張的局勢，又爲秦國擴大了版圖，充實了國力，更是借巴蜀地利扼制楚國咽喉秦國，在戰國迷局中，爲秦國謀畫出一個非常有利的態勢，之後秦國能夠憑藉長江與漢水的上游優勢屢次擊敗楚國，正是這一戰略實際效用的有力見證。隨着實力的提升，秦國又採取範睢“遠交近攻”的戰略，即對距離秦國遠的國家，進行拉攏結交，而對距離秦國近的國家，則集中力量去攻擊削弱它，對山東六國進行具有針對性的兼併，達到“得寸則王之寸，得尺則王之尺”的效果，爲秦國統一天下指明瞭方向。此外，尉繚“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之策也大大地緩解了秦軍正面戰場上的壓力，配合了秦滅六國的戰爭。
其八，外交靈活。在戰爭的同時，秦人也非常重視外交謀略的使用，時而利用“連橫”策略，拉攏與國，蠶食天下；時而又利用“合縱”策略，融入三晉，對抗齊、楚。即使出現六國合縱攻秦的情況，也往往採取守勢，借時間與利益分化瓦解對手，避免出現單憑一己之力尋釁天下的情況。
其九，山東各國的失誤。政治經濟方面，山東六國由於固有貴族勢力的強大，沒能完成深徹的社會變革，民衆爲國熱情不高。戰略戰術方面，戰國前期魏國四面出擊、虛耗國力，戰國中期齊國窮兵黷武、喪師辱國，三晉諸國反覆無常、朝秦暮楚，戰國末期趙國君臣不睦、臨陣換帥，這些都給秦國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古語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山東六國揮霍了太多的機會，天下最終就歸屬了秦國。
總之，秦國統一天下，既是天下大勢所趨，亦是數代秦人不懈努力的結果。其中太多的緣由有待我們來梳理，太多的謎團需要我們去琢磨，但這都是先人用鐵與血爲華夏鑄就的赫赫功業，絕非只是一個飄渺的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