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黃巾之亂”、“十常侍之亂”與“董卓之亂”徹底動搖了王朝的統治根基，使得皇權淪喪、威信盡失，在中央，董卓及其部屬獨斷專權，肆意廢立，中央政府形同虛設；在地方，伴隨着君權的衰弱，各地方勢力擺脫了中央的控制，肆意發展自身的勢力，並在袁紹的倡導下，迅速組織起了以地方勢力爲主導的“討董聯盟”。在中國南方，袁紹的兄弟袁術趁勢也加入了討董的行列，憑藉着家門“四世三公”的聲望招兵買馬，迅速形成了自己的隊伍，包括人稱“江東猛虎”的長沙太守孫堅也被其招致麾下。
據《三國志?孫破虜傳》所述，孫堅“容貌不見，性闊達，好奇節”，是春秋大軍事家孫武的後裔，早年因剿殺海盜而贏得官府的賞識，被選拔爲軍官。從戎之後，孫堅多次成功地平定了地方叛亂，並跟隨名將朱儁征討黃巾軍，立下很多戰功，被東漢朝廷封爲長沙太守、烏程侯。孫堅作戰英勇，身先士卒，其軍事才能在“討董聯盟”中算得上是首屈一指，連董卓也要懼其三分，自長沙起兵北上，未曾與董卓交戰，就先後斬殺了荊州刺史王睿和南陽太守張諮，不但幫助袁術穩穩當當地佔據了荊州最靠北的南陽郡，而且幾乎將身後整個荊州都劃入其勢力範圍。因此，袁術心中歡喜，擇機上表，舉薦孫堅爲豫州刺史。孫堅也確實不負衆望，在其他諸侯戰事不利的情況下，逼走董卓，一路殺進洛陽。一個偶然的機會，孫堅得到了漢王朝的傳國玉璽，據說是當年張讓等作亂，劫持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人投到井中的。此後，孫堅整飭部隊，修復被董卓挖掘的漢室陵墓，引兵回次魯陽。由於山東諸侯間各自出於私利、並無實意勤王，“反董聯盟”不久後就瓦解了。隨着各自勢力的擴張，袁術與劉表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初平二年（191年），袁術派孫堅征討荊州，攻打劉表。劉表則遣黃祖在樊城、鄧縣之間迎戰。兵鋒**，孫堅大敗黃祖，乘勝追擊，渡過漢水，包圍襄陽。劉表閉門不戰，派黃祖乘夜出城調集兵士。黃祖帶兵歸來，孫堅復與大戰。黃祖敗走，逃到峴山之中，孫堅輕兵追擊。黃祖部將從竹林間發射暗箭，孫堅中箭身死，英雄英年早逝，着實讓人可惜。
孫堅遺有五子，孫堅戰死時，長子孫策年僅十七，他將孫堅的靈柩運回，並葬於曲阿縣（今江蘇丹陽縣）。事畢，孫策渡江，居留在江都（今江蘇揚州），結納豪俊之士，待養成羽翼，爲父報仇。孫策的爲人開朗、直率、大度，善於聽取部屬的意見，很會用人，說話又有幽默感，故而贏得了士人、百姓的擁戴，士民都樂於爲其效命。孫策年齡稍長後，就前往壽春向袁術借兵爲父報仇，袁術聆其語言，察其舉止，知道其大有過人之處。幾經周折，袁術纔將孫堅舊部一千多人交還孫策統領。從此，孫策漸漸流露出英雄本色，引起了人們的注意。《三國志?孫討逆傳》記載，袁術見孫策少年英雄，常嘆息說：“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
袁術爲人反覆，往往言而無信，孫策懷恨在心，與其關係逐漸疏遠。後來，丹陽尉朱治（曾任孫堅的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驕奢荒淫，就勸孫策趁機收取江東諸郡、自立門戶。於是，孫策進見袁術，表明要征伐江東，他日可作爲袁術的羽翼。袁術知道孫策已對自己產生不滿、不願再留，但其認爲，劉繇佔據曲阿，王朗佔據會稽，孫策未必能有什麼作爲，就做了個順水人情，答應了孫策的請求，並表奏朝廷任命孫策爲折衝校尉。孫策遂率父親舊部和數百門客東進。一路上，不斷有人來投，孫策的隊伍不斷擴大，周瑜等人也帶來糧草作爲資助。之後，孫策揮師渡江，連續出擊，“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經過數年的努力，這位少年英雄終於擊敗了劉繇、王朗、嚴白虎等江東割據勢力，平定了江南地區。曹操聞得此事，嘆息道：“猘兒難與爭鋒也！”，遂將從弟曹仁的女兒許配孫策的弟弟孫匡，又讓兒子曹彰娶了孫賁的女兒，藉此拉攏孫策。
然而，天妒英才，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孫策輕裝簡從、出外打獵。期間，遭到原吳郡太守許貢的門客伏擊，面頰中箭、創痛甚劇，自知不久於人世，便請來張昭等人，將其弟孫權立爲江東之主，隨後病逝，時年二十六歲。
《三國志》評論：孫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跡，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其修復漢帝陵之舉，足見其忠義之心，出身行伍，卻與董卓、公孫瓚等軍閥迥然不同；孫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僅用了幾年的時間，便開拓出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六郡之地，招攬了周瑜、太史慈等一大批優秀的人才，爲日後東吳開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由此可見，孫堅、孫策這對父子確實是難得的人物、蓋世的英傑，同時他們卻有一個共同的缺點，以至於英年早逝、壯志難酬。這就是“自恃其勇、輕身犯險”。蘇軾在《留侯論》中講：“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也就是說，有志向的人，確實需要勇氣和犧牲，而這種“捨身忘死”的精神應該用在刀刃上，平素間則必須愛惜自己的生命，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自身的價值。作爲豪傑，須重其身，對於君主，更是如此。《史記?太史公自序》一文中，司馬談在談及道家哲學時，講到道家“君人南面之術”的根本就在於“重身”，手段則是“無爲”，強調“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即君主必須將自身的安危放到“關乎國家興衰、社稷存亡”的高度上加以重視，“君體欠佳、君位不穩”又怎麼能夠治理好天下呢？東漢中後期的政治動盪就是鮮明的一例。東漢王朝，自中期的和帝起，皇帝多數夭折，繼任者又多在幼年，根本沒有實際執政的能力，只得依靠自己的母后臨朝攝政、總攬全局。爲了鞏固自身的統治地位，攝政的太后不遺餘力地扶植自己的父兄及其黨羽，也就形成我們後世所說的“外戚勢力”。另一方面，皇帝自幼長於深宮，勢單力孤，生活起居均由宦官照管，故與其關係最密切的人莫過於宦官。當皇帝成年後，爲了奪回其本該擁有的政治權力，解除外戚的威脅，自然而然地就會依靠自小爲伴、關係密切的宦官羣體，這也就是“宦官勢力”形成的起因。加之，原有的士族勢力（即官僚、儒生集團），此三者共同成爲主導東漢中後期政治走向的三大勢力集羣。由於漢帝在位時間很短，伴隨着君位的更迭，外戚、宦官和士族之間的矛盾逐步激化，*日趨頻繁、不斷升級，時而兵戎相見，最終導致了“黃巾之亂”、“十常侍之亂”與“董卓之亂”這三場大變亂，致使長達四百餘年的劉漢政權土崩瓦解。因此，在一個君主制中央集權的國家中，君主作爲國家政治軍事體制的核心，其才能的高低與健康的好壞不再是個人的小事，而是關乎着社稷氣運、王朝興衰的首要命題。
孫堅與孫策父子雖然文武雙全、才智過人，但是性格過於“輕浮草率”，缺乏“隱忍持重”的君主氣質，故終其一生也只能夠成爲一代名將、一方諸侯。經過風雨洗禮後的東吳六郡還要靜靜地等待，等待着它真正主人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