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中期，在平定鬥越椒的叛亂之後，楚國君民一心，國勢日強，兵甲精足，莊王意欲伺機揮師北上，與晉爭雄。周定王九年，楚莊王趁陳國內亂之機，起兵伐陳，大勝而還。次年，爲爭奪中原要衝，莊王親率楚軍進攻鄭國。是時，陳國與鄭國均爲晉之屬國，楚國伐陳攻鄭，便是挑戰晉國在中原業已確立的霸主地位。晉景公【1】爲鞏固自身固有的中原霸權，自然不甘示弱，於是年夏，命大將荀林父【2】爲主帥，以先榖【3】爲輔，統兵車六百，南下救鄭。晉軍主力剛至黃河，即得悉鄭已降楚。荀林父本不願與楚力拼，聽此消息，決定回師。但副帥先榖仗先祖之功，輕蔑主帥，反對避戰回師，拒不從命，決意與趙同【4】、趙括【5】二將渡河擊楚。荀林父恐受“失屬亡師”之罪，被迫命令全軍盡渡黃河，進至郵地紮營。楚莊王得知晉兵渡河來攻，便召集羣臣商議對策，衆臣意見不一。此時，近臣伍參諫曰：“晉軍主將荀林父初掌兵權，尚無威信，副將先榖依仗祖輩功勞，輕慢主帥，剛愎自用。欒、趙等將皆累世名將，各行其意，號令不一。故晉兵雖衆且精，其實易破也。此乃楚軍一雪城濮之恥的絕好時機。”楚莊王聽罷，大喜，一邊令楚軍擺開陣勢，迎擊晉軍；一邊令鄭國派人出使晉營勸戰，以加深晉軍內部矛盾。果然，晉軍戰、和兩派意見相左，僵持難下，主將荀林父無所適從。爲進一步麻痹晉軍，莊王亦先後兩次遣使至晉營求和，以懈其備。荀林父因將不聽命，且無必勝把握，又被楚國求和假象所迷惑，未作任何戰鬥準備，並與楚使約定盟期，以圖儘快定盟班師。孫叔敖【6】見時機成熟，建議莊王，寧可我迫人，莫使人迫我，主動進攻，掌控戰局。莊王遂傳令各部，以左軍攻晉上軍，以右軍攻晉下軍，自引中軍兩廣精銳，直導荀林父中軍大營。由於晉軍統帥層內部戰和不一，矛盾重重，致使晉軍準備不足，在楚軍的突然襲擊之下，戰陣崩解，退至河上，衆軍爭渡，死傷無數，史稱“邲之戰”。經此一戰，楚國代晉國成爲新一代的中原霸主。
在邲之戰中，楚軍可以大獲全勝，其自身的強大軍事實力和正確的臨陣指揮固然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晉軍主將闇弱而造成的軍隊號令不一，戰鬥力大幅下降，纔是楚軍得以輕鬆取勝的直接原因。古今良將統兵皆以治軍爲制勝之基，注重“號令嚴明”和“賞罰必信”這兩大原則。《三略》【7】中講：“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而維護號令的權威不過賞、罰二法。誠有功，雖疏賤必賞；誠有過，雖近愛必誅。賞罰信，則令行禁止，三軍如一；賞罰不信，則軍心渙散，士不用命。故而，孫子將“法令孰行”、“賞罰孰明”列爲“決勝七計”中的兩項，一同成爲戰前量化決勝的重要參數。軍隊的作戰，不是江湖鬥狠，靠的是整體的力量。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離心，則無一人用。古來兵家一貫非常重視“齊勇”的概念，而其最基本的要求，便是通過令行禁止來樹立將帥的絕對權威。主帥威立而令行，士卒心一而力齊，使勇者不能獨進，令怯者不能獨退，從而做到兵鋒所指，不懼生死；劍之所向，無往不利。擁有此等精銳之師，方可以稱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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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晉景公（生卒年不詳），春秋時期晉國君主，晉成公之子。
【2】荀林父（?~前593年），姬姓，中行氏，名林父。因任中行之將，故以中行爲氏，史料中多用其大宗本家氏號，故多稱荀林父。因死後的諡號爲“桓”，稱中行伯、中行桓子、荀桓子。春秋中期晉國正卿，中軍元帥，名將。
【3~5】先榖、趙同、趙括，均是晉國將領。
【6】孫叔敖（前630年~前593年），楚國令尹，輔佐楚莊王施教導民，寬刑緩政，發展經濟，政績赫然。
【7】《三略》，原稱《黃石公三略》，是中國古代的一部著名兵書，與《六韜》齊名。此書側重於從政治策略上闡明治國用兵的道理，不同於其他兵書，是一部糅合了諸子各家的某些思想，專論戰略的兵書。
作者題外話：2010年3月22日，新浪網【文化漫談】將本文加爲精華，飛刀在此感謝論壇和各位管理員前輩的推薦與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