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王夫差在征服越人之後，心中就有了北上爭奪中原霸權之志，但吳越之地多河澤，民習水戰，多步足，少騎兵，且國家地處東南，若北上圖霸，路途遙遠，士兵必然疲憊，致使戰鬥力大打折扣。爲了便於水軍行動，輸兵運糧，夫差不惜國力開鑿“邗溝”運河，貫通了江淮兩大水系。吳王夫差七年，夫差聞齊景公【1】薨，而大臣爭寵，新君孤弱，乃會合魯、邾、郯等國興師北伐齊國。聯軍分兵兩路，一路由夫差親領，自沂水而上，後轉入陸地，攻入齊之南境；另一路則由吳大夫徐承【2】率領舟師，順淮水而下，東入於海，自海上攻齊，從而對齊國形成夾擊之勢。但齊國畢竟承昔日霸主之業，地廣兵強，成功地化解了吳國的此次進攻。在此次伐齊失敗後，夫差並不死心，於十年，盡發九郡精兵，與魯合擊齊國，並於艾陵與齊軍決戰，力挫齊軍，使齊國元氣大傷，齊簡公【3】不得不與夫差訂立了城下之盟。此後，夫差並沒有積蓄國力，與民休息，而是不顧伍子胥諫阻，賜死賢臣，不顧越人枕戈於側，再次徵發士卒，領精兵數萬，於十四年，由水路北進，長途跋涉近二千里，到達宋、衛、鄭、晉四國交界之處的黃池，與晉、魯等諸侯國君會盟。晉定公【4】懼於吳之軍力，承認夫差爲盟主，史稱“黃池會盟”。至此，夫差最終實現了其父定霸中原的宿願，但其長年無節制地對外征戰使得吳國民生凋敝，兵甲睏乏，也爲日後吳國的覆滅埋下了禍根。
孫武在其兵法中，開宗明義，指出了“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告誡君主必須高度重視戰爭，且慎重對待戰爭，“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則動，不合於利則止”。因此，戰爭必須以維護國家利益爲標準，而不應以君主和將帥的個人感情爲標準，戰爭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爲國家攫取更大的利益，而不應爲了戰爭而戰爭。俗話說，兩軍交戰，勝者死八百，敗者死一千。可見，戰爭對勝敗雙方的消耗都是巨大的、多方面的，經濟上，久戰不決會造成國家財力枯竭；政治上，久戰不決會導致民生凋敝，激起民衆不滿；軍事上，對於春秋這種錯綜複雜的形勢，久戰不決，長期曝師於外，很可能給他國以可乘之機，一旦其乘虛而入，己方則陷於兩面作戰的被動局面，是任何人都難以挽救的。針對這一春秋困局，作爲偉大的軍事哲學家，孫武提出了“兵貴速，不貴久”的速勝理論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命題。“兵貴神速“不難理解，就是縮短戰役的時間，降低財物消耗，減少士卒折損。而“不戰而屈人之兵”則既是境界，又是手段。作爲境界，它倡導兵不血刃，擊敗對手，獲得全勝，復國家以安定，還民衆以和平。正所謂，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方顯其王者本性。作爲手段，則指的是以絕對的軍事優勢、充足的物資保障和強大的戰略態勢作爲基礎，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和外交等一切非軍事手段，輔助必要迅捷的軍事打擊，通過擊垮對手的信心和瓦解敵軍的鬥志，在避免直接交戰或將戰爭行動降至最低的情況下，迫使敵人屈服，以儘可能小的代價獲得儘可能大的勝利。可見，“速”與“全”，兩者是互相促進，相互支撐的。速戰速決使得對手內心恐懼，鬥志瓦解，更易使對手屈服，從而實現全勝；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又使得戰爭時間大大縮短，達到速勝的效果。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雷霆一擊是必須要有的，但不可持久行之，這就是道。人只有將自己渺小的生命融入無形的大道，才能進退自如，無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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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齊景公（?~前490年），姜姓，呂氏，名杵臼，春秋後期齊國國君，齊靈公呂環之子，齊莊公呂光之弟。
【2】徐承（生卒年不詳），春秋時期吳國將領。
【3】齊簡公（生卒年不詳），原名姜壬，齊悼公之子，春秋末年齊國君主。
【4】晉定公（?~前475年），姬姓，名午，春秋末期晉國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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