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事件結果的預測，特別是軍事或權利鬥爭結果的預測，自古以來就是大家熱議的話題，充滿着未知的魅力，很多謀略家都以其一語成讖般的精準論斷而名重千秋。然而，我國傳統的預測學是一門整合了陰陽、五行、八卦、奇門遁甲等諸多元素以推測已知或未知的事件爲目的的學科，帶有着濃郁的玄學色彩。諸如“儒門五經”中的《周易》就是西周時用於軍政大事預測的占卜之書，其核心思想具有很高的辯證邏輯性，講究陰陽互應、剛柔相濟，包含了諸多合理的哲學理念，但其最大的不足之處在於過分依靠“形而上學”的邏輯和占卜等非物質方式，而脫離了客觀實在的敵我情勢和周圍大環境。時至春秋晚期，兵聖孫武創造性地提出了更爲科學的戰爭預測理論，與玄學不同的是該理論的基點在於決策者對敵我信息的掌握和甄別，進而通過合理的對比與推測，預知戰爭的勝負。孫子認爲，軍事指揮者決策的正確性直接決定着戰爭的勝負，而正確決策的產生又必須以客觀實在的敵我情勢作爲基礎，故其格外重視真實信息的捕捉，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的著名軍事論斷，將軍事預測學從傳統的玄學中解放出來，建立了以“五事七計”爲基礎的“知勝”理論，具有非常重大的歷史意義。
在孫子的“知勝”理論中，將帥打仗必須事先了解敵方的情況，而要準確掌握敵方的情況，不可靠鬼神，不可靠經驗，“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並將間諜的有效使用看作“知己知彼”的基礎，即利用間諜或諜報網刺探對手軍事機密和情報來達到“知己知彼”的目的。同時，孫子還重視以軍事試探作爲軍隊決策時最爲直接的信息補充，並提出了“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四種試探方式。如今，互聯網、無線通信、間諜衛星等高科技手段的出現極大地豐富了人們的信息來源，隨着科技的發展，蒐集信息的競爭將進入更爲深刻的層次，敵對雙方圍繞爭取信息的獲取權、控制權而進行的信息戰也必將愈演愈烈。
解決了信息來源的問題後，孫子提出了以“五事七計”爲中心內容的戰爭預測理論，該理論是《孫子兵法》全書的核心思想之一。所謂“五事七計”，“五事”即“道、天、地、將、法”，分別指政治、天時、地利、將帥素質、軍事體制五個方面。而“七計”是由“五事”演繹而來，是指從七個方面即從雙方政治清明、將帥高明、天時地利、法紀嚴明、武器優良、士卒訓練有素、賞罰公正來分析敵我雙方的情況。以“五事七計”爲核心的戰爭預測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軍事鬥爭的內在規律，通過對以上因素的綜合分析和權衡比較，有利於指揮者看清雙方戰鬥力的強弱，以敵我客觀戰力的高低來預測戰爭的勝負：戰力越強的一方對戰爭的把握度和控制力也就越強，取勝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值得注意的是，這只是一個可能性的問題，並不具有絕對性，否則戰爭的勝負只需要在桌面上擺一擺，在電腦上算一算就行了，哪還需要在戰場上拼殺，也就不會有數千年悠遠的戰爭史和燦爛的軍事文化了。東漢末年“袁曹爭雄”的史實也充分印證了這一點：袁紹藉助天下大亂、皇權暗淡的時機，依仗“四世三公”的家族舊有影響，迅速發展，成爲了超級大州冀州的州牧，麾下猛將如雲，並贏得了民心與輿論的支持，可謂是“天時、地利、人和”三點均已佔盡，然而卻在官渡之戰中敗得一敗塗地。可見，世間的政治與軍事鬥爭是一個複雜而又微妙的過程，斷不是僅憑几個簡單的要素來直接決定的，佔據優勢只是說勝算更大。戰前只有可勝的戰役，沒有必勝的戰爭。
因此，孫子的“五事七計”不僅僅是消極地用於對戰爭勝負的預測，更重要的是要求指揮者將這一分析結果運用於戰前的軍事決策上，以“經之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的邏輯過程，找到克敵制勝的良方。孫子對於這種戰前謀劃非常重視，並在其兵法中指出“勝兵先勝而後求戰”的作戰根本方略，即勝利的軍隊通常是先有取勝的把握，而後才尋求同敵人交戰。這種“集預測與決策於一體，未戰而先勝、決勝於廟堂”的思維方式，被後世稱爲“廟算”。
戰前“廟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這一過程究竟該如何進行呢？孫子也只是提供了“五事七計”這些基本元素，而對於“校”與“索”的具體形式卻沒有一個詳細的論述。而各派兵家對“廟算”具體方式的理解歷來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在此飛刀也只是想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針對敵我形勢的分析與決策，首先要搞清楚兩個基本問題：我們所參與的競爭是一次二元博弈還是一次多元博弈？我們的對手是誰，誰又是我們的朋友，哪些力量是可以爭取的潛在盟友？正確地把握所面臨博弈的性質，清楚地分辨真正的敵友，是我們進行一切推斷的基石，也是預測準確度的根本保證，將決定我們日後所採取的策略。所謂“二元博弈”，指的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範圍內競爭者只有兩個的博弈，“非此即彼”似的博弈，如戰場上兩支軍隊的直接對陣；“多元博弈”則是指多名競爭者爲了同一個標的物而進行的博弈，“羣星趕月”似的博弈，如政治上儲君位置的爭奪。在多元博弈中，首先佔居高點的人往往並不一定能笑到最後，相反落馬率極高，春秋晉國的太子申生、西漢景帝的太子劉榮莫不如是，究其原因就在於你的對手不僅僅集中在明處，也不只侷限於一個或幾個利益集團，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將高位者擊倒，自己取而代之。因此，在對手明確的戰場上，“先發制人”誠然是決策者的首選，而“剩者爲王”的多元競爭中，決策者更應善於韜光養晦、厚積薄發。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形勢並不明朗的情況下，首先打破固有勢力平衡的人往往都不會有好的下場，“關羽失荊州”就是前車之鑑。世界上任何一種博弈，即使是“二元博弈”或是所謂的“零和博弈”，都不會簡單到只受參與競爭者自身因素的影響，因而認清周圍勢力的敵友性質，找到最主要的對手，就等於找到了解決問題的關鍵，如果一個人處於博弈漩渦中很久卻還沒有搞清楚自己的對手是誰，這個人無疑是可悲的，其成敗也就顯而易見了；自己的朋友是我們在外交戰場上的大本營，也是我們可以藉助和動員的外在力量，運用好同盟關係可以使得自身實力在短期內得以迅速加強，擴大聲勢，減少自身力量的消耗；中間勢力的挖掘是我們在外交陣線上拓展勢力的最主要途徑，其難度遠遠低於對對手自身的分化瓦解，“求同存異”是爭取這股勢力關鍵。歷史上，楚霸王項羽就是一個失敗的典型範例。楚漢戰爭時期，霸王項羽不顧亞父范增的反對在鴻門宴上放走了對自己威脅最大的政敵劉邦，之後卻一味地進攻齊地的田榮，給了漢軍平定三秦、東出函谷的機會，同時，項羽又忽視了對自身同盟的維繫，到處樹敵，當垓下之圍時幾乎與全天下人爲敵，最終兵敗自盡。項羽沒能認清自己在這場權力博弈中的真正對手是誰，且不善於鞏固自身的同盟、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導致了自己的失敗。
在搞清楚了上述兩個基本問題後，我們應該從三個層次去解析所獲得信息，首先是“靜形”，即敵我雙方實力、天時、地利等方面的靜態對比，也就是前文所講的“孫子五事七計”；其次是“行動”，即對方軍隊的動向、兵力分佈、奇正分合的情況等；其三是“意圖”，即對方軍事行動所要達到的目的，這是“知彼”中最爲重要的，也是最爲困難的。而這種解析的具體方法則又包括“揣”、“摩”兩種。這兩者最早語出於《鬼谷子》，揣者，揣之情，以己心智度彼之腹；摩者，摩其意，以我言行探人之意。通俗地講，“揣情”就是通過我們手上現有的對方資料，利用常理和一般性知識，對於其實力、行動乃至意圖進行的一個有效地預判，爲日後的競爭進行準備和鋪墊。這是一個主觀性的環節，其成敗在於：能不能獲得真實而充分的基礎信息、保證信息來源的多元性以及信息間的相互印證，能不能以一個置身事外的超然心態去進行客觀而深入地分析。“摩意”則是通過簡單接觸或試探，進一步瞭解對方的實際情況或者對我方已有的判斷進行驗證，從而修正先前“揣情”造成的主觀偏差。吳蜀夷陵之戰中，陸遜基於現有敵情在腦中事先產生了擊破蜀軍的戰術構架，再通過小部隊的試探印證自身的想法並獲取更多更直接的蜀軍信息，最終制定出更爲具體而有針對性的作戰方略，擇機展開全線反攻，並取得了戰役的勝利。陸遜的決策方式正是暗合了我們所講的“揣摩”理論的。可見，“揣”與“摩”是進行最終決策前進行預判的兩種重要手段，就如同“學”和“問”一樣，是一個彼此促進的過程，也是主觀和客觀之間的一個互補。
指揮者在戰前的謀劃和決策，不應是盲目的或無重點的，而應該是具有針對性的。這種針對性則是建立在前面所講的對敵方形勢分析的基礎之上的。同時，戰爭的指揮藝術就在於冷靜思考、因敵變化，但這種變並不是隨心所欲的，而是基於對敵我雙方利害進行分析之後，進行的具有針對性的變化，進而制定相應的計劃和備選方案。孫子曰：“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這裡的“利”可理解爲優勢或有利，而“害”可理解爲劣勢或不利。飛刀認爲，“利”與“害”的關係就如同“太極圖”中“陽”和“陰”的關係一般，利害往復，互爲其根；害利間雜，彼此滲透。因此，人們對“利害”的認識也應該有三個境界。其一，“利害偏而思之”，只思利或只思害，即對“利害”直觀而片面的認識，屬於認識的初級階段。其二，“利害兼而思之”，知兩者變化消長之機，在不利的情況下要看到有利的條件，才能提高信心，便於任務的完成；在有利的情況下要看到不利的因素，才能提高警惕，解除可能發生的禍患。其三，“利害雜而思之”，知利中之害乃真害，害中之利乃真利。如衆寡相敵，兵衆者力強，雖是優勢，但糧草難濟就是個問題，這就是“利中之害”。曹操正是利用袁紹的這一缺點，通過奇襲，焚燒了袁軍屯於烏巢的糧草，使得數十萬大軍頓時崩潰。兵寡者力弱，雖是劣勢，但機動靈活，便於隱密行蹤，利於長途奔襲，這就是“害中之利”。曹操也是利用自身這一優點，精兵輕裝，突襲烏桓，一戰而定北疆。因此，我們在作戰計劃中，應根據這種“利害”分析，採取麻痹、利誘、示形、恐嚇等方式，儘量剋制對方的優勢，利用對方的缺點，發揮我方的優勢，以我爲主，積極造勢，從而在交鋒中獲得主動。
然而，我們也應該清楚地知道：軍事指揮藝術的最大魅力就在於戰場充滿了不確定因素，戰局瞬息萬變，憑藉人力是決不可能事先將一切都弄清楚。我們在強調“廟算”理論的同時，也不能一味地裹足不前，坐失戰機，必須善於在紛繁複雜的戰場上，一邊積極進行戰鬥，一邊主動捕捉信息，並以此爲依據調整我們的作戰策略和戰術，從而牢牢佔據主動，爭取最終的勝利。因此，“廟算”只是爲日後的“臨陣”創造更大的勝機，爲日後應變提供更爲充分的準備，並不能取代最終的戰陣決勝，過去不能，現在不能，將來也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