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額不足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一日這一天是中華民國一次重大轉折的日子，袁世凱在新華宮勤政殿正式登基稱帝，改國號爲中華帝國，設年號爲“洪憲”元年。前前後後折騰了兩年之久，又經過最近一個多月的實際籌備和操辦，袁世凱最終登上夢寐以求的皇帝寶座，而如今他已是盛年不再，雖然稱帝帶來的喜悅讓他大感精神爽朗，只是身體狀況已是江河日下。
在之前一個月時間的登基籌備中，北方各省先行進行統治和相關安排，以北洋政府掌控最緊密的山西、山東、河南、直隸、東三省等行省，最先張掛起來慶祝帝制的橫幅旗幟。這些行省的行政單位和官職也都遵循中央的意思，即使進行了更新。
按照袁世凱親自設想，中華帝國各地行省的最高民政長官爲布政使，軍事長官爲將軍。
由北洋政府掌控的幾個行省最先宣佈改爲布政使暑司，督軍府全部更改爲將軍府。各省議會統一進行調整，規定詳細的議員人數和議會細則，一定程度上是規範了地方議會的制度，但實際上卻間接削弱了地方議會的權限。議會名稱也因此改爲議事局。
又在這一天下午的時候，由新華宮發佈褒賞申令，設立舊侶、耆碩、故人，又列賞了一百多位王親公侯。其中黎元洪爲武義親王，馮國璋爲一等仁懷公，袁肅爲二等昭烈公。而原本同樣擬定爲親王的段祺瑞，卻在正式公佈的申令中被剔除了名字。
在申令發出的同時，緊隨其後發佈《新皇室規範》，其中包括“親王、郡王可以爲海陸軍官，但不得組織政黨並擔任重要政治官員；永廢太監製度；永廢宮女採選制度；永廢各方進呈貢品制度；凡皇室親屬不得經營商業，與庶民爭利。”
但是外界小道熱議的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大總統的侄子袁肅究竟算不算得皇室成員。若是算作皇室，袁氏子弟大多被封爲皇儲、親王、郡王，可偏偏袁肅僅僅只是一個二等公，論親疏關係居然連黎元洪都及不上。若不算皇室成員，那也意味着就正式跟袁肅劃清宗親關係，只怕必然又會引起一陣非議。
當然，關於袁肅的猜測也只是一些娛樂性質的討論罷了，北洋政府內部卻沒有真正將這件事放在眼裡。
到了第二天，湖北、江蘇、上海、福建、廣東、廣西等省才勉勉強強響應了中央申令，開始宣佈接受最新的政治改革命令，所有官職、形設等物一應遵照帝國規範辦理。即便如此，這些省內反對帝制的聲音猶然不決，甚至還出現“暴徒”公然襲毀帝國旗幟和形設之物。單單就在這兩日時間裡，各省均有暴X動案件上報，一省之內少則五、六起，多則更是超過了二十餘起。造成的公物損壞和人員傷亡總計損失超過數十萬元之多。
相對而言，這些行省多少還能將帝制的命令執行下來，而在雲南、四川、湖南、貴州以及廣東、福建的部分城鎮，從主要官員到下面的議會團體，乃至於許多商人、工人和社會名士都是堅決反對到底，根本就是拒不接受中央關於帝制的申令。
中華革命黨在輿論聲勢上的攻訐達到了最高峰，一些地方分部機構更是擅自派遣敢死隊，對擁戴帝制的一些地方官員採取謀刺行動。不過這些謀刺行動大多是失敗告終，涉案人員盡數被批捕入獄，即便有少數成功者，所刺殺對象也都是一些蝦米小角色，數人是遇刺受傷，只有極個別運氣不好者是當場身亡。
孫中山在十一月二這天連續發表了兩篇社論，其一是《舉義說國民討國賊書》，其二是《捍衛共和誓言書》。很快這兩篇社論就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西南諸省的軍閥紛紛借勢附言支持孫中山，海外許多華僑也被調動了積極性，爲捍衛共和體制一次性匯捐八十萬元。
對於國內這些不安分的聲勢，雖然稍微超出了袁世凱所預期的範圍，但一切仍然可以說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幾天之後，他以皇帝的名義向還沒有遵行帝制命令的幾個省、城地區發佈最後通牒，勒令限期鎮壓暴X動和執行帝制命令，否則將視爲叛國罪論處。同時下令事發地區駐紮的北洋軍，一旦逾越令期，可適當採取軍事行動予以懲處。
重慶的中央陸軍第十五師和岳陽的中央陸軍第十二師在接到命令之後，第一時間擺出了備戰姿態。但是無論是湯薌銘還是陳宦，又或者是下面的吳佩孚、吳光新等人，所有人都是各懷心思，無非是先做出一個表面的樣子，接下來仍然會伺機行事。
隨着袁世凱採取下達最後通牒以及相關的軍事命令之後，西南軍閥和中華革命黨都意識到擺在眼前的情況已經越來越嚴峻，他們不可能還能再繼續等待、拖延或者期待着其他更有利的時機出現。尤其是在四川、湖南等地的軍閥，不斷電報發往雲南和香港，催促早日確定對策，否則他們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之下，只能選擇向北洋軍投降。
又過了兩天時間，蔡鍔由香港秘密抵達雲南，在昆明督軍府召集了一次重要的會議。
參加這次會議的不僅有西南諸省的軍事領導人，也有中華革命黨以及其他反帝制團體的代表。中華革命黨這邊直接派來了廖仲愷參加會議，全權代表黨內來與西南各軍事領導人達成合作細節。此次會議迫於目前局勢緊促的緣故，整個會期並沒有進行的太久，所有討論的議程全部是撿最重要的優先。
會議前後進行了三天時間，並且每討論完畢一個議程便立刻着手開始執行。
在蔡鍔的倡導之下，首先確立武裝反帝制、反袁世凱的方針，隨後便是籌劃建立統一的反帝制、反袁世凱的軍事指揮系統，也就是聯合所有西南軍閥的部隊組成護國軍。而在廖仲愷的建議之下，西南諸省在組建護國軍的同時，還要成立護國軍政府，確保在政治上能佔據一席之地，並且給所有反帝制的地區提供指引和依託。
所有相關細節和文件籌備，都在會議進行期間陸續完成。
等到會議結束之時，許多基礎工作基本上都已經完成。昆明的幾位大商戶捐出了一棟大樓，用作護國軍政府的辦公駐紮地。在唐繼堯、劉顯世、任可澄以及孫中山、廖仲愷等人的推舉之下，由蔡鍔出任護國軍政府大將軍，執掌護國軍所有軍務。
蔡鍔隨即馬上着手對西南諸省各路軍隊進行整編，定製護國軍相關章程和番號。
護國軍政府這邊則在蔡鍔忙於軍務之際，又立刻舉行了一次選舉會議，決定儘快確定軍政府的首腦人物。對於西南軍閥而言，他們心中所屬意的人是唐繼堯，不僅是因爲唐繼堯與他們的利益更爲貼近，再者在整個西南諸省當中目前就屬雲南最有實力，給唐繼堯和蔡鍔都扣上大帽子，此二人自然要承擔更多的責任並且投入更多的本錢。
然而中華革命黨和西南諸省的資產階級革命派，以及一些社會賢達，大部分卻是希望能夠擁戴孫中山出任軍政府的首腦。蔡鍔掌武，孫中山掌文，雙方都能最大化調動和發揮反袁、反帝制的聲勢，簡直是在合適不過。
相反若是讓唐繼堯出任軍政府首腦，那整個護國軍和護國軍政府全部都是滇系掌握，縱然其他幾個省沒有什麼怨言，但就整個大局觀而言肯定還是欠缺一定火候。更何況，也並非所有西南軍閥都擁戴唐繼堯，像四川熊克武和湖南譚延闓二人都是對唐繼堯頗有不滿，於是聲勢上自然還是支持孫中山。
軍政府因爲這件事發生了一定爭執，讓原本本來很效率的局面一下子陷入了僵局。
恰恰在十一月八日這天，中華革命黨人陳其美率領一支革命軍在上海策劃並發動了一場起義，也就是被後世國民黨大肆吹捧的“肇和艦”起義。
實際上“肇和號”起義只是一次規模很小的行動，即便是“肇和號”也是當時駐守上海海軍當中型號很落後的炮艦，不過其噸位有兩千六百噸，在近代中國海軍中算是比較大的軍艦了。而真正是因爲這次行動有蔣中正參與其中，所以才被後世的官方喉舌大肆渲染，變成一次“似乎很有影響力”的起義行動。
如今歷史已經發生改變，此次“肇和艦”起義的情況也同樣有變化。因爲在行動過程中革命黨人因爲歪打正着，不小心點燃了軍艦的彈藥庫，引發船體劇烈爆炸而嚴重受損。同樣因爲這次爆炸，導致十多名革命黨人與二十多名海軍官兵陣亡。事件立刻在江浙一帶引起廣泛討論熱議，也因此促成了中華革命黨的名聲影響力傳播更爲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