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政治家商鞅以其開闊的視野，敏銳的時機把握，爲秦國打開了一片廣闊的天空，並於春秋戰國時期，第一次道出了輔佐君主定鼎帝王之業的追求，且提出相對的法令規範，爲秦國的崛起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其開塞耕戰理論將戰爭的目的與生產的目的巧妙地結合起來，即戰爭必須爲民衆造福，使國家實力得到確實提升，爲國家政治服務，不能使國家和民族的得到實惠的戰爭就是浪戰，是無謂地虛耗國力。對於戰爭而言，應講求“勝敵一陣拓土一分”，地廣則更有利於農耕，發展農業經濟；而對於農耕而言，應講求獎勵耕作，發展農業，農強則倉儲充盈，更有利於持久的兼併戰爭，正所謂“勝敵而益強”。
齊國在桂陵、馬陵兩破魏軍，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可謂是先秦戰爭史上的巔峰之作，將孫子的指揮藝術演繹得淋漓盡致，威震海內，其指揮者孫臏也由此成爲中國歷史上第一流的軍事指揮家，兵家勢宗的代表人物。然而，孫臏雖有兩勝魏國之名，齊國並無勝魏之實；商鞅雖以劫盟之計詭勝，卻爲秦國確定王者之基。老子云：“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而，筆者認爲商鞅對於所在國家的影響顯得更爲巨大而深遠。“戰”與“耕”就如同一部雙引擎的永動機，給予秦國不竭的力量。在齊人還在力圖恢復桓公故業的時候，秦人對於戰爭的理解已經上升到了一個更深的層次，正是秉承這一理念，才使得秦國在戰國中後期的大規模兼併戰爭中，愈戰愈勇，愈勝愈強，最終橫掃六合，開創偉業。
孝公二十四年，秦孝公崩，惠文王即位，因商鞅變法中得罪貴族太深，公子虔誣告商鞅謀反，其逃亡至邊關，欲逃往魏國，魏人也因其曾背信攻破魏帥，不願收留。商鞅只得回到商邑，秦國發兵討之，殺鞅於鄭國黽池，死後仍被秦惠王處車裂之刑，滅族，但秦國卻延用其法而變得富強。時至後世，儒家思想佔據社會主流，以商鞅爲代表的法家受到壓制，甚至連司馬遷也對認爲商鞅進行了並不完全客觀的評價。然而，在始皇帝統一六國之時，獨留衛國不絕於祀，不知是出於對衛君忠誠的憐憫，還是出於對商君爲秦國立下赫赫功勳的表彰，而對於其母國的法外開恩，以告先賢之亡靈。每每想到此處，清末林則徐先生的那句話總是迴響在筆者的耳畔，“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