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此事，距離曹牧文去巡撫官署報到的日期沒有幾天了。還好上面所規定的時間較爲寬裕，自己遲了幾天，倒是沒有影響。
等到了那一天，曹牧文卻是有些緊張，前一天，曹牧文先是仔細打扮了一番，希望周身上下沒有絲毫錦衣衛的痕跡。等到了自己的飛魚服再度被收進箱子裡的時候，他嘆了一口氣，這身唬人的皮沒穿幾天便又要褪下去，看樣子，連刀都不能帶了。錦衣衛的秀春佩刀也是眨眼，王守仁不可能認不出來吧。
經歷文牒上面寫的身份倒是可以自圓其說，只要詳加記憶，自然不會出現疏漏。王守仁也不可能把人家差清清楚楚，錦衣衛什麼的王守仁是有心理陰影。
巡撫的官邸自然和錦衣衛這樣的秘密機構大不相同，錦衣衛在北城贛江邊上的一處小山上，而作爲南贛巡撫的官署卻是在城中，人來人往，略顯熱鬧了。這或許也是王守仁喜歡和一般百姓交流的緣故？王守仁現在擔任南贛巡撫，記得是去年新年交接之時到任的，瞧樣子也沒有來多少時間，畢竟明朝時期的巡撫並不同於一般人意義上的巡撫，更不同於以後的省長了。但是也是一地的封疆大吏沒錯，主管一省甚至是多省的一類大事，可謂是位高權重，而巡撫一職，異同與常設機構。北周與唐初均有派官至各地巡撫之事，系臨時差遣，“巡撫”亦未成爲官名，
巡撫初設時，往往是在本省“往來巡撫”，與布政司合署辦公。在明朝景泰、天順以後，各地巡撫陸續開府建衙。在前朝弘治皇帝時的南贛巡撫衙門作了如下記敘：前後堂五間，穿堂兩廊，大門、儀門廊廡各若干間，東左建寢室，又東則建賞功所。大門之外，立撫安、鎮靜二牌坊。屏牆之南，又立三司廳，以爲巡守、兵備會議白事之所。穹堂峻宇，高閎崇墉，規制壯麗，它鎮所未有也。凡政令之布、賞罰之施，皆在此。諸帥出兵、受律、獻馘，亦在此。郡縣百司政有弛張，亦必至此白之，而後敢罷行焉。
巡撫之名始於洪武二十四年敕遣皇太子巡撫陝西，《會典》中便有記：巡撫之名，起於懿文太子巡撫陝西。永樂十九年，遣尚書蹇義等二十六員巡行天下，安撫軍民。以後不拘尚書、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事畢覆命，即或停遣。巡撫起源於臨時性差遣；巡撫之名，得之於它的特殊使命，“巡行天下、安撫軍民”。與一般的御史出巡不同，巡撫主“安撫”而非主“監察”，且體制甚重，被稱爲“大臣出巡”。但卻容易給人們造成一個錯覺，以爲明代巡撫一直停留在“事畢覆命，即或停遣”的臨時性差遣的階段之上。
宣德五年，趙新、趙倫、吳政、于謙、曹弘、周忱等六人分往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及山西、北直及山東、南直之蘇鬆等地巡撫，巡撫的設置開始成爲經常性的措施。
明代巡撫的設置，有其明顯的階段性，總的趨勢則是逐步地方化和制度化，即由中央的派出大員向地方的軍政長官轉化，由臨時性的差遣向永久性的機構轉化。
宣德、正統時期，巡撫一般以某項特殊性差遣爲過渡，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重疊性。宣德五年趙新等人分撫各省，直接使命是總督稅糧。《明宣宗實錄》載：“宣德五年九月丙午，先是，上謂行在戶部曰：‘各部稅糧，多有逋慢。督運之人，少能盡心。奸民猾胥，爲弊滋甚。百姓徒費，倉稟未充。宜得重臣往蒞之。’”於是命趙新等人分赴各地，“總督稅糧”。但是，在督糧過程中，不可避免遇到一系列問題，如有司作弊、豪戶包攬，以及農民逋負等等，因而又得“便宜行事”，“往來巡撫，撫安一方”。這是先有專責，兼爲巡撫的情況。儘管如此，對巡撫的基本職責，也開始有了較爲明確的規定。這可以從宣德八年給各處巡撫的敕諭中看出：“茲命爾等巡撫郡縣，務宣德意、撫民人，扶植良善。一切稅糧，從爾設法區處，必使人不勞困、輸不後期；衛所屯種，從爾比較，水田圩岸，亦從提督，使耕耘有時、水旱無患。應有便民之事，悉具奏聞。”巡撫之外，又有鎮守，始置於英宗即位之初。因而在許多地方出現了巡撫與鎮守並設的局面。如山西、河南，宣德五年已命于謙巡撫，宣德十年五月又讓于謙鎮守河南，旋兼巡撫，寧夏、甘肅、遼東諸邊均設置了文臣鎮守，與巡撫並稱“鎮巡官”。
《明會典》將鎮、巡概視作巡撫：“初名巡撫，或名鎮守”，而不作區分。因爲後來鎮、巡歸於一途。但這並不等於巡撫、鎮守完全沒有區別。一般來說，宣德、正統時的巡撫儘管在事實上多久駐一地，但明政府卻仍將其視作臨時差遣，而鎮守則一開始就有定製的趨勢。正統六年，又開始實行鎮守更代制，規定“歲一更代”。對於巡撫的地方化和制度化，鎮守的設置無疑是重要的一步。但巡撫、鎮守重疊，各持敕書，各行其事，出政多門，紛繁騷擾，往往使地方有司無所適從。
景泰至正德，是巡撫的全面地方化和制度化時期。鎮守和巡撫重疊的局面是在天順時改變的。英宗復辟後，曾應石亨、曹吉祥等人的要求，罷去各地鎮、巡官。天順二年四月，又因“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經李賢建議，復置巡撫。但出於“鎮守既有總兵，又有內臣”的考慮，因而文臣出鎮，“不復有鎮守之稱，但稱巡撫”。鎮、巡自此合一，並保留了鎮守久駐一地及更代原則，使巡撫的地方化和制度化前進了一大步。；正統時設置的鎮守文臣，也是或部或院，未行統一。這樣，巡撫在文移往來、迎送禮遇等問題上往往和負有糾舉之責的巡按御史、提刑按察使發生糾紛。宣德時趙新以吏部右侍郎巡撫江西，按察使就因非其部屬而拒絕予以合作。爲此，宣德七年四月專門規定了巡撫與巡按、按司的文移事例。景泰四年，耿九疇以刑部右侍郎鎮守陝西，布政使許資提出：“侍郎出鎮，與巡按御史不相統，事多拘滯，請改授憲職。”爲了進一步解決撫、按之間“文移往來，亦多窒礙”的矛盾，明政府接受了許資的建議，將耿九疇由刑部右侍郎轉右副都御史，仍鎮守陝西。此後，各地鎮巡官陸續向都察院系統遷轉，皆稱“巡撫都御史”。巡撫考滿，可望“回院”主持兩京都察院事務。巡撫的資格也逐漸制度化。趙翼指出：“宣德中，于謙由御史超拜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此尚沿國初用人不拘資格之例。迄資格既定，則巡撫用僉都御史、或由布政使升用。”這一說法雖然過於絕對，卻無意中揭示了明代巡撫內外官並用的原則。一般來說，自成化、弘治以後，巡撫均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資歷較深的給事中、御史、郎中，以及在外之布政使、按察使、參政，資歷較深的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內推升。原職高者爲副都御史，稱巡撫某處右副都御史；原職卑者爲僉都御史，稱巡撫某處右僉都御史。巡撫與京師的聯繫也相對減弱。這樣也可以保證他們較少影響朝中。
至嘉靖時期巡撫的地方化和制度化已經完成，巡撫居三司之上，爲各省最高權力機構。明代全部十三個布政使司均設定員巡撫，三司屬其管轄。加強對邊境地區的管轄，爲新省區建制的開端。這類巡撫主要設在邊境地區，又多在原有的行都指揮使司的基礎上發展而成，以遼東、寧夏、甘肅爲典型。組成特別區。這類巡撫主要設置在數省交界、統治力量薄弱的山區，以南贛、鄖陽爲典型。組成戰區，這類巡撫有兩種情況。一是設置於原來的邊境重鎮，如宣府、大同等，有相對的穩定性，二是根據戰事的發展臨時增設，事平則罷。
而南贛巡撫設置的原委便是上述其中之一：弘治七年汀、贛奸民合爲寇，其始甚微，萑符狗鼠之盜耳。郡縣有司無遠略，不急逐捕，其勢寢熾。而岑南湖湘之不逞者，從而和之，四出剽掠，劫富家、燔民居、掠帑藏、殺官軍，鬨然爲東南郡縣患。有司始駁而圖之，備其東則發於西，剿於南則竄於北。時鎮守江西太監鄧公原，暨巡按監察御史、布按二司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不肯協力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之，而割附近鄰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也。於是廷推廣東左布政使金澤爲巡撫，升右副都御史，置司於贛州，割江西之南安、贛州二府，福建之汀州府，廣東之韶州、惠州、南雄三府，湖廣之彬州以隸之，在閩、粵、湘、贛四省邊境建立了巡撫管理的衙門。王守仁所任的南贛巡撫便是如此所來，其職位高權大，同時也是責任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