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又侃侃而談：“若是說道王浚川其人對我的來信卻不同於羅欽順。他的言論稍加平復，沒有羅欽順的咄咄逼人，但是其中暗含的論理卻遠遠超過羅欽順。”
經王守仁的提醒曹牧文也有些記了起來。若是談起明代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必然要談到羅欽順和王廷相，但是不同於前者，後者的思想更爲激進，更加的……超前，倒是更加的符合現代人的認知掛念了。但是從個人的性格上又有不同，反而是相反的。王廷相沒有像羅欽順一樣開宗立派，創立一個自己的思想派系，這倒是有一種“君子和而不同，羣而不黨”的感覺了。若是非說到有人，也只有黃綰一人了。
王廷相，字子衡，號浚川。明朝潞州人，明代著名文學家、哲學家。王廷相自幼聰慧，文才顯現。弘治八年在他二十一歲鄉試中舉，弘治十五年二十八歲中進士及第，授庶吉士並被選入翰林院，曾任兵科給事中，輔助處理奏章，後因得罪大宦官劉瑾，被貶爲地方任都察院副都御史（中央執法官）並巡撫四川，後又升爲兵部左、右侍郎，最後升爲任南京兵部尚書。王廷相生於明憲宗成化十年，卒於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河南儀封人。他在童年時即以能古文詩賦而著名。明孝宗弘治八年舉於多，這時他二十二歲。弘治十五年登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在他的政治生活中，對於人民具有着正義心，曾先後兩次遭受宦官的迫害。正德三年，王廷相被宦官劉瑾“中以罪，謫毫州判官”，不久量移高淳知縣，後復召爲御史，出按陝西。陝西鎮守的宦官廖鵬欺虐人民，王廷相對他加以制裁，招致了廖鵬的忌恨。王廷相相視學北畿時，又有兩個宦官納賄，幹及學政，王廷相把投書的使者引到大庭廣衆之間，焚燬其書信，於是廖鵬和這兩個宦官合力誣構，把王廷相逮繫下獄。正德九年被謫爲贛榆縣丞。贛榆濱海，王廷相在這裡曾著有近海集。兩年後，即正德十一年，王廷相任寧國知縣，其後五六年中，歷任松江府同知、四川提學僉事、山東提學副使等職。明武宗死後，世宗嘉靖初年，王廷相任湖廣按察使、山東右布政使。王廷相除反對宦官外，對貪賄的宰相嚴嵩、張瓚等人極表憤恨。嘉靖時，嚴嵩秉政，賄賂公行，朝廷的官員噤口不敢言，王廷相卻挺身而起，單獨上疏予以抨擊說：“記曰：‘大臣法，小臣廉’。今日士風大不類此。在先朝豈無賄者，饋及百兩已駭其多矣；今也動稱數千，或及萬數矣。先朝受賄者暮夜而行，潛滅其跡，猶恐人知；今也納賄受賂，公行無忌。大臣貪濁而日在高位，則小臣將無不唯利是圖。由今之道而不變其俗，民窮盜起，而國事日非。且士大夫奔競者進，則恬靜者必退，由是以小人引小人，而朝廷之上無君子矣。是奔競之風熾，世道不祥之機也，豈非時政之大蠹乎！”他以“聖人”作爲立身行事的表率和標準，這個標準即他說的“耳聞目擊，不忍民之失所也。故隨其所遇，盡心力而爲之，舍之則藏，道不合而即去，然亦無固必矣”。在他看來，爲君的，厲行節儉，寡取於民，民可富；爲政簡易，則“動於民者寡而樂”；“上稽道於聖，民不惑於異術而趨於正矣”。他向皇帝獻策說，亂天下的是“才智之雄”，爲了安天下，作君王的應將普天之下的“才智之雄”“盡畜而有之”。作君的，要聽臣下的勸諫；作臣的，要直言無隱，這樣，就可行“聖人之政”了。他的這套政治理想並未超出儒家古老的政治思想的窠臼。王廷相在山東時居母憂，著喪禮備纂。嘉靖六年，晉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在四川時曾著有華陽稿。嘉靖九年任南京兵部尚書。從嘉靖六年至十年左右這一段時間裡，王廷相編輯並刻成了他的哲學代表著作慎言十二篇。他在慎言序中自稱：“予自知道以來，仰觀俯察，驗幽覆明，有會於心，即記於冊。三十餘年，言及數萬。信陽無涯孟君見之曰：‘義守中正，不惑非道，此非慎言其餘乎？’遂以慎言名之，類分十三篇，附諸集，以藏於家。”可見慎言是王廷相著作中的主要作品。此外他的重要哲學作品尚有雅述、性辯、橫渠理氣辯、答薛君採論性書、答何柏齋造化論十四篇等。王廷相對自然科學及音律學有深刻的研究。在天文方面曾著有歲差考、玄渾考；在音律方面曾著律尺考，又曾著律呂論十三首；在農業方面，他曾爲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作序，加以論列。自然科學的研究對他的唯物主義思想的形成起着很大作用。王廷相和黃綰是摯友，在反對王守仁“致良知”說上，他們的見解是有相近之處的。黃綰本來是王守仁的學生，他晚年背叛了師說，認爲王學的“致良知”說與“知行會一”說必將爲害，不可不辨。王氏家藏集中載有石龍集序及送少宗伯黃先生考績序兩篇，石龍集就是黃綰的文集。王廷相又在石龍書院學辯中盛讚黃綰，說“黃子志於聖賢經世之學者。餘來南都，每得聞共議論，接其行事，竊見其心之廣大有天地變化、草木蕃育之象；知之精至，有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之體，蓋非世儒空寂寡實之學可以亂其凝定之性者，則夫餘之所不以爲然者，先生亦不以之誨人矣”。由此可見，他們之間的友誼是和學術的相近有着密切的關係。王廷相不但是一位天文學家和博物學家，還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他的詩、文、歌詞都從淺易通俗入手。他雖然和大名鼎鼎的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康海、王九思等同列於所謂“前七子”之中，但他並不贊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他曾這樣說過：“夫今之人刻意模古，修辭非不美也；文華而義劣，言繁而蔑實，道德政事，寡所涉載，將於世奚益？謂不有歉於斯文也哉！”（石龍集序）他對於封建土大夫們所作的空洞而沒有內容、浮華而不涉現實的文章，認爲是毫無益處的。他在華陽稿中所作巴人竹枝詞十首流露出和人民共呼吸的感情。王廷相於嘉靖二十年由於勳臣郭勳事牽連，被斥歸，後三年卒，年七十一。王廷相的哲學著作大都帶有論戰性質，其風格富有戰鬥性，其中論述的形式，總是先“破”，“破”他的論敵，然後“立”，“立”自己的理論。這種風格正是唯物主義者的特色之一。
王廷相論述“元氣”之上再無別的範疇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總是和宋儒“天地之先只有此理”的唯心主義世界觀對立起來，嚴格地鉤劃成爲兩條對立的路線。他說：“老、莊謂道生天地；宋儒謂天地之先只有此理。此乃改易面目立論耳，與老、莊之旨何殊？愚謂天地未生，只有元氣，元氣具，則造化人物之道理即此而在，故元氣之上無物（按這“物”字指一種主宰者，看下文便知）、無道、無理。”他又說：“南宋以來，儒者獨以理言太極而惡涉於氣。嗟乎，支離顛倒，豈其然耶？萬理皆出於氣，無懸空獨立之理。造化自有人無、自無爲有，此氣常在，未嘗澌滅。”（出自太極辯）
從以上兩段富有戰鬥性的筆力勁健的話看來，他提出了這樣兩個基本論點：“元氣”是世界的本源，也是常存而不滅的，一元的氣，即表達出一元的唯物主義的根本命題；“萬理皆出於氣”，又表達出客觀規律是與物質不能分離的。這兩個論點，王廷相在慎言與雅述中反覆加以闡述。我們再看他對“元氣”作怎樣的解釋以及“元氣”如何化生出天地萬物。王廷相在他的著作中曾有不少地方反覆提到“天地之先，元氣而已矣。元氣之上無物，故元氣爲道之本”。他在答薛君採論性書中批判程頤的唯心主義世界觀時，對“元氣”的論點作了較詳細的論述：“伊川曰：‘陰陽者，氣也；所以陰陽者，道也。’未嘗即以理爲氣。嗟乎，此大節之不合者也！餘嘗以爲元氣以上無物，有元氣即有元神，有元神即能運行而爲陰陽，有陰陽則天地萬物之性理備矣。非元氣之外，又有物以主宰之也。今曰：‘所以陰陽者，道也。’夫道也者，空虛無着之名也，何以能動靜而爲陰陽？又曰：‘氣化終古不忒，必有主宰其間者’，不知所謂主宰者是何物事？有形色耶？有機軸耶？抑緯書所云十二神人弄丸耶？不然，幾於談虛駕空無着之論矣。老子曰：‘道生天地’，亦同此論，皆過矣！皆過矣！”在這裡，王廷相堅認“元氣”之上並沒有任何一個東西在那裡作爲有意志有人格的主宰，天地萬物皆由“元氣”運行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