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嘆了口氣：“牛如此，還有河南府附近的桑田也是如此。最近州縣來的文狀，說是不少地方因爲桑樹入戶等，民戶伐桑種田，糧絲兩失。”
各路甚至各州對戶等的標準不一，同樣的家產，在開封府可能就是下戶，享受免差役的待遇，到了京西路可能就成了中戶，河東路就成上戶了。反正差役就是那麼多，官府是無論如何也要分下去的，承擔差役的上戶和中戶必須保證一定的數量。
感嘆了一會，坐在一邊的李參突然道：“真要說起來，牛入戶等確實不對。既然農具已經免了稅算，爲什麼耕田的牛不可以不入戶等？這應該是勸課家桑啊。”
“不獨是牛，還有馬、驢、騾、駝等各種役畜，入戶等都是不利的。這些日子我也在想，一些物產，是不適合算進戶等資產裡去。乘着這兩天有空，不如我們商量一下，哪些應該在算戶等的時候單獨出來。物產還是要計，只是算戶等的時候不計入。”
徐平說着，看了看在座的幾位。大州的知州都已經回去了，徐平留下了幾位通判和汝州、蔡州和唐州的知州，要商量後續的營田事宜及三司鋪子的事務。大臣任知州，一般都不會敢這些雜事，他們留在這裡也沒有用處。
天下的賦稅差役，與戶等息息相關，這是晚唐五代以來形成的新局面，不但與以前不同，實際上也與宋後不同。兩宋不抑制土地兼併，甚至有的地方鼓勵土地兼併，都與這一政策有關。只有中上戶的數量多了，地方政府才能徵收更多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下戶和客戶再多，那也是遊離於官方財政之外的。
兩稅是按土地徵收，是屬於朝廷的，由三司統一掌管。但還有額外的支移和折變，地方不同，數額不同，就與地方有關了。支移和折變的原則是“先富後貧，自近及遠”，實際上是落在上戶和中戶身上。再加上種科配時估，大多都是採用的相同原則。
所以地方上熱心於土地兼併，上戶越多，就越是增強了地方官府的權利。但對於百姓來說，則千方百計地降低自己的戶等，差一戶等承擔的官方義務就有巨大差別。所以富戶們到了臨界點，不買地，不養牛羊，甚至不種桑樹，有的還故意不蓋大房。
鄉村戶分五等，一般來說，一等和二等是地主，財產多寡不同。三等戶位於中間，既有地主也有富裕的自耕農，四等和五等戶就是貧窮的農民了。這五等戶都是在地方上有資產的，爲主戶。再之下，一無所有的僱農則爲客戶，不計入五等戶之內。當然，官方統計地方戶口，主戶和客戶分列，但說到地方人戶，則就是兩者相加了。
租庸調製崩潰之後，代之而起的是對百姓的資產徵稅，針對耕地的兩稅，實際上是一種特殊形式。資產越多，官府徵收的稅越重。這資產並不僅僅包括佔有的耕地，還包括住的房屋、墓地、水渠、渡口以及磨房等等各種資產，各地有細微差別。甚至住的房屋，有的地方會細算到有幾根樑、多高多大、用了多少瓦等等，相當繁雜細密。
顯而易見，實行五等戶制官方是不可能抑制土地兼併的，土地越是集中，越是利於官方徵稅賦安排差役。上等戶越多，地方官府治理地方的能力越強。這一點，與宋之後的土地兼併完全是不同的概念。五等戶制是在制度上消除民間的貧富差別，但在實際操作中地方官府會盡力擴大貧富差別。沒有五等戶制，只實行兩稅，制度上會鼓勵貧富差別，官方在原則上則抑制土地的兼併，盡力保證減小貧富差別。理論上說，窮人越多，地方官府的施政能力越強，在具體施政上當然會盡力保證有更多的小農。
事實證明，官僚的節操和施政能力與制度安排的影響力完全不是一個級數，任何時期制度導向的影響力都是遠遠超出官府的實際操作能力的。兩宋民間對土地一直不熱衷，到了最後的歲月，甚至把天下的耕地全部收歸官有，也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波動。便就是有五等戶制在上面壓着，平民百姓並沒有瘋狂聚斂資產的勁頭。
徐平前世歷史學得一般，對這一時期的五等戶制一無所知。到了這個世界，自己家在白沙鎮是第一等的大戶，父親徐正到處使錢推脫一等戶該承擔的差役，如里正和衙前，這纔有個初步的認識。後來中進士做官，到了地方纔算了解這一制度造成的影響。但邕州地處邊陲，又是蠻族地區，認識得還是不夠深刻。
直到進了三司，真正掌管財政，纔算是對五等戶制有了清醒認識。總的來說，租庸調製、五等戶制和純粹的兩稅制，對民間經濟有完全不同的影響，不能一概論之。
徐平作爲京西路的轉運使，有權在本路對五等戶的標準進行微調，他現在考慮的，是怎麼利用劃分標準，促使民間資本向自己希望的地方集中，而不要沉澱下來成爲無用資本。
牛和農具便就是一個例子，把牛和農具計入戶等資產裡，農戶便就沒有養牛買農具的積極性，用到的時候候寧願去租。這也是地方州縣有大量官牛和農具的基礎，不愁租不出去，而且還可以利用自己手裡掌握的這部分資產，推行一些特定的政策。
哪些不計入戶等資產，哪些減少佔的權重，哪些要加重權重，可以從制度上調節民間資本的流向。比如牛計入，而驢不計入，則民戶肯定會多養牛而少養驢，其他的一些生產資料可以據此類推。這種效果，是靠官員具體施政所不能達到的。
趙諴也道：“委實是如此，每到家耕時節，民間缺牛，爲此引起的紛爭不可計數。而官府手裡的耕牛，又被主管的官吏賴此爲奸，不獨收受賄賂，而且傷害民生。不如牛不計入五等戶的劃分之內，勸民養民，省多少麻煩。”
徐平想了想，對在座的蔡州王質、唐州王贄和汝州的趙諴三位知州，以及孟州的李參和鄭州的盧革兩位通判道：“到底有哪些不宜算入五等我戶的資產裡，你們每個人都寫份書狀來，轉運司參詳。對了賈提刑也可以說一下，民間紛爭最多的是什麼，統一考慮。”
說完，又對楊告道：“你行文各州縣，讓他們也同樣寫書狀來。乘着這次閏年錄剛剛編完，大家的印象還都深刻，把這件事做了。我說幾個原則，你們記下來，合不合適也可以提不同的意見。一是土地是重中之重，自然是第一項。但是種糧食的土地是一種，最好由轉運司參詳地方州縣的意見，定下一個價格來，不要到了時候按糧價去估。再一個各地水土不同，官府又勸勉農民種一些作物，是不是可以打一個折扣？如此一來，可以讓百姓主動地種一些合適更好的作物。而不種糧食的，如何去定價？比如桑田、蘆葦蕩、竹林、藕田以及養魚養蝦的這些，怎麼去折扣甚至免掉。也是一樣的原則，定個價下來，不要到了時間按市價讓官吏去估錢數，讓他們上下其手。”
趙諴笑道：“都漕如此做，是利民的好事，只是有些不容易。”
“就是不容易，纔要由我們做啊。若只是安坐官衙處理些雜務，又怎麼顯出誰是能吏來呢。今年冬天，我要主持修河，同時把這件事做了，也顯得我能幹事。”
想到這裡，徐平又道：“對了，鄉村民戶定戶等，其他也一併考慮，這次都定下來。比如房子該怎麼計價？我聽說有的地方，定戶等的時候，到民戶家裡數房樑，甚至看窗戶用了多少木材，這不是胡來嗎？依我之見，定一個簡便易行又合理的規例出來，讓各地按規例做事。鄉問的水渠、磨坊、渡船及水井等等要別立規條，不要按着造價去算進百姓的戶等裡，那樣誰還去建這些？不能不算，又不能那樣算，同樣要立規條出來，勸諭民間。”
幾個人一起笑道：“都漕說得不錯，渡船最是無謂。本來是方便百姓出行的，結果卻要算用了多少木材，花了多少人工，一起計入戶等。現在一般地方，都沒有民間渡船了。”
徐平點頭：“定戶等是個精細活，一定要用心考慮周全了，才能利國利民。如果只是讓公吏一味胡來，每到閏年地方上都要折騰一次。”
“至於城鎮的房廓戶，也要別立規條。以前房產是第一大宗，這自然不錯，但算得太過複雜，也儘量簡化下來。比如城裡分坊，哪個坊的地價高一些，哪個坊地價低一些，相差不會太大。還是把地價作爲最主要的，做起來簡便一些。最多分個幾等，特別華麗的那些多算一些就是了。有的房不是用來住的，而是租出去收租錢，或者爲店鋪，這些算起來與住房自然不同，也要立規條。至於各行各業，最好都有規條出來，家裡開質鋪是一個算法，開茶鋪又是一個算法，客店當然也應該有不同。不僅僅是按着一年賺多賺少算，還要把官府鼓勵百姓做什麼，不希望百姓做什麼，這些統統都算進去，以爲獎懲勸諭。這些都要立規條出來，一個原則，儘量不要讓辦事的公吏隨心估計，而是有個準繩。”
公吏上門做這些事情，你好酒好肉招待是一回事，只能端出一碗清水是一回事，有的時候就靠他們的一張嘴。施政要儘量避免這種情況，高素質的官吏不是沒有，但只能在一時一地，長久看起來是不可能做到的。儘量減少他們的主觀意識佔的份量，以客觀的標準爲主，雖然不能完全做到，總得有這個意識。
見衆人都不說話，徐平笑道：“唉呀，說起坊廓戶分戶等，那可比鄉村五等戶麻煩得太多。分十等還是十二等，各地不同，按多少錢劃，各地不同，物產怎麼折錢，那就更加不同了。洛陽城是天下第一個劃坊廓戶等的，說明什麼？說明這城裡，不分戶等官府根本無法施政。所以說，對西京這個坊廓戶的分等尤爲重要。按我所想，坊廓戶的分等，也要遵循一個原則，就像鄉間把牛、驢、騾等單獨劃出來差不多的意思。能夠賺更多的錢，給官府交更多的稅的，可以算的少一點，坐吃利息的，算得多一點。”
見衆人有些迷惑，徐平又道：“錢，爲什麼是錢呢？是因爲能生出更多的錢來。你看鄉間小農，他只指望着地裡的糧食，便就不愛用錢，而城鎮人家，離了錢寸步難行，那就把錢看得比什麼都重。這麼說吧，同樣一家鋪子，一家是裁縫鋪，一家是質鋪，最大的區別是什麼？裁縫鋪會僱人做衣服，賺了錢會僱更多的人，會做更多的衣服，是不是。質鋪就不一樣了，賺再多的錢，他也不會去多僱人，因爲沒用啊！那些多出來的錢，無非是被主家吃掉喝掉，更離譜的是在家裡藏起來，這錢不就是白賺了嗎！所以，裁縫鋪這種和質鋪這種要有不一樣的算法，才能讓收的稅越來越多嗎！至於房子就更是如此了，就要算得重一點，是不是？你算得輕了，都去買房子，房價一天天推上去，有什麼好處？無非是貧苦人住不上房子，那錢還在房子裡成了死錢，不能生錢了。如此種種，必須要通盤地仔細考慮，才讓地方上越來越好，不至於繁盛一時，你們說是也不是？”
只有流動起來的錢纔有資格稱爲資本，這流動的錢，進入商品經濟的生產環節了才真正成爲資本。對商品經濟來說，單純看錢的數值意義有限，要看參與進商品經濟循環的錢的數量，那纔是有效的。
藉着五等戶制，讓錢不要沉澱，儘快地流通，是徐平想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