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平捧笏，低頭斂目，沉聲道：“臣聞聖人之道，百姓安樂，國泰民安，天下太平！”
趙禎語帶不悅，一字一頓地道：“我問你聖人之道，以求治世，誠心實意！”
徐平神色不動，道：“臣答陛下所問，一本正經，並無虛言！”
趙禎看着徐平，沉默了好一會，才道：“既如此，該如何達致聖人之道？”
“臣在隴右軍中，天都山一戰之前，與軍中的士子閒談，他們曾經問臣之學。臣以君子、仁、義對之。此非士子一時閒談，而是治國之道。”
仁義是這個年代的政治正確，趙禎聽了，肅然端坐：“這番議論朕也聽士人提過，只是一直不知究竟，難窺全貌。宰相從容講來，願聞其詳。”
徐平起身捧笏：“古今賢者探治亂之源，辨人之性情，述仁義道德，達天理人慾。有講人慾害天理，故要存天理，滅人慾。有講人慾是一切根本，我心即天理。臣以爲，人生於世間，父母精血所誕。要生則要有食物果腹，要繁衍後人故有色之娛，知羞恥故有衣物遮體。此人慾也，人生而有之，不從則難以存活，族羣無以繁衍，實未知其惡。人生於天地之間，必本於地氣風俗，所謂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草原上就只能放牧牛羊。地氣乃天理所化，是故知，人必從於天理也。”
“物有陰陽，人有天理人慾之兩面，此理之常也。既非人是天理所化，亦非人依人慾才立於世間，而是這本就是人之陰陽，不可偏廢。一陰一陽謂之道，孤陰則不長，獨陽則不生，必陰陽相濟，才達治世。要達聖人之道，便需從這天理人慾中去尋。”
講到這裡，徐平捧笏，用眼角的餘光靜靜地看着趙禎。這是一切立論的根本，如果趙禎在這裡不同意，後面的內容，要展開去講就難了。人性善惡，自私還是無私，利己還是利人，放在意識形態系統裡，都是不是一句簡單的話。
社會的道德判斷，政權的政治結構，都要從最根本的地方講起。從人性生髮，後面還有分叉，會演化出各種各樣的意識形態。有的接近，有的大相徑庭，還有的截然相對。不能把意識形態最關鍵的節點統一，則後面的施政就會引起激烈爭論，難以被認可。
人是社會動物，先有人的生物特性，再有人的社會性。否認人的生物特性，從社會性去構建人的本性，會導致非常大的麻煩。極端的資本主義者從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一需求出發，去反推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極端的公有主義者，從認爲私有財產終將被消滅出發，去反推人無私，都會讓社會得病。人性的限制在將來會不會變得無關緊要，徐平並不知道，他沒有生在達致那個階段的社會裡。但現在，人的這一特性缺一不可。從存天理滅人慾，再到放縱慾望，這不只是社會現象，更有內在的思想脈絡。
沉思良久，趙禎點頭道：“宰相所言，朕以爲，天理存於人慾當中，人慾當中亦含着天理。天理與人慾雖分爲二，實則合一，所謂陰陽太極之道，此之謂也。”
徐平出了一口氣，捧笏躬身行禮：“陛下見識精深，確是如此。只是陰陽太極，雖曰合一，但太極就是太極，陰就是陰，陽就是陽。雖曰有分，望之則如一。雖望之如一，實則陰陽相合是太極，太極內含着陰陽，此爲易之道。”
趙禎緩緩點了點頭：“你在隴右作戰數年，沒想到學業不輟，兼及易理。”
徐平不能在這個問題深入下去，易理他並不精通，只是取了於自己有用的部分，來說明這一套理論而已。趙禎從小就被明師教導，深入探討必然露怯。講經義，自然有詞臣經筵講官陪着趙禎去研究，自己一個宰相不是做那個的。
“人生於天地之間，而長於人羣。人人都有天理人慾，天理或相合，而人慾不合，必有相處之道。所謂君子、仁、義，即人相處之道，亦爲治國所本。”
趙禎問道：“何爲君子？願聞其詳。”
“君子何義，臣難以盡言，如天上北辰。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此其謂也。臣只知君子之行，《論語》一書，論之甚詳。詳其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君子求諸己是也。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是也。君子不以言取人，不因人廢言亦是也。之於天下，無適也，無莫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聰明如夫子，也只是道何是君子之行，何非君子之行，而不道何爲君子。君子如北辰，景行行止，心嚮往之而不能至。”
“此爲真讀夫子之書者也。”趙禎點頭，“宰相坐。坐而論道，古禮。”
徐平謝過，坐回位子上。到了這一步得到趙禎認可，已經成了大半，不由出了一口氣。
請過茶，趙禎又問：“士大夫當遵君子之行，人君亦當守君子之行，此無疑義。然以仁義治國，漢行之，雖有文治武功，終不免敗亡。敢問宰相，漢亡是失仁義之故與？”
徐平捧笏：“回陛下，聖人之道猶如君子之於士大夫，可照亮前行，然而路上走得到底如何，卻又非全歸於仁義者。失天下，必失仁義，此無可疑。仁義一時之失，未必就會致天下敗亡，此有挽一時失仁義之術而已。有挽天之術，而曰天下不必本於仁義，是匹夫之見。不行仁義，縱能一時挽天傾，終不能長久。是故，天下之治終究歸於行仁義。仁義乃天下所本，而非一時之用，講仁義之用，則未過儒門門檻。”
至漢朝中原漢族完成了文化大一統，天下之民皆稱爲漢人，而不再稱秦人、楚人，齊人、燕人。漢儒的大一統本於天命，雖然後人說是編造出來愚弄下層的，但實際上當時從皇帝到大臣都信得很，中興漢室的光武帝尤其信這一套。從魏晉到隋唐，天命之說已經難以爲繼，避於江南的中原正統終不能光復天下，殘民者昌，佑民者殃。
到宋朝儒學再興，天命說被放棄，宋儒改以公天下、查治亂的正統說來代替。從古文運動到疑傳惑經，再到六經注我，都是這一體系的一部分。然而宋儒的努力，最終還是沒有改變被蒙古所滅，中原陸沉的結果。這些努力，實際上隨着宋朝的滅亡就離去了。
歷史不能假設，認爲宋朝不滅會如何，實際上宋朝出現這種思潮，從皇帝到士大夫都願意做出讓步，正是因爲有巨大的外部威脅。沒有外部威脅，內部矛盾就會轉趨激烈，皇帝和士大夫相攜相讓的局面也不會出現。
宋亡之後是元，明滅元，之後又被清滅。清末正統論再次被拿出來鞭屍，從梁啓超到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從破正統論入手，打破漢族的文化一元，中原一統，又是後話。
文武完足，徐平立下如此大功，來任宰相要職，比其他權相更顯眼，會不會引起趙禎猜忌，甚至下毒手？想多了，是把歷史的特例當成了通例。實際上兩宋三百餘年，並沒有因爲宰相威望過重，權力太大而讓皇帝下毒手的。哪怕是宋太宗時期規矩未立，那時的權相趙普甚至插手皇太子之爭，最後也沒怎麼樣。一時失寵外貶是有，最後恩遇不失，安然去世，身後得享哀榮。
有這種想法，根本上還是沒有認識到宋朝的“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並不是一句籠絡人心的虛言，而是整個政權的根本。在這種政治結構下，權力再大的宰相，也無法威脅到皇位。而再是猜忌心重、專權獨斷的皇帝，也不會對宰相下手，不然天下根本動搖。
宋朝的皇權與相權，有矛盾，但更多的是合作。雙方之間不是你多我少，除了極個別的權相，大多數時候是相權加強，皇權隨之加強。不認識到這一點，徐平怎麼敢來做這個改革的宰相？再是大公無私，也得先爲自己和家人考慮。
講善猜忌，刻薄寡恩，手段毒辣，甚至是勤政，宋太宗都不下於清朝皇帝雍正。但雍正朝殺得人頭滾滾，太宗朝的趙普哪怕捲入太子之爭，最後落敗，也能安然離世。
問道於宰相，施政於天下，徐平只有向趙禎講明白了自己的施政根本，獲得了他的認同，才能推行強有力的改革。改革成功，取得成效，徐平有功，趙禎有德，大家各取所需而已。徐平的功，遠不能威脅趙禎皇帝之德，實際上是大大穩固了他的皇位。
講過了人性，接下來，徐平要結合這一套意識形態，講自己要如何施政了。
只有把意識形態、政治結構與具體施政打通，才能推行一場順利的改革。至於這場改革會觸動誰的利益，誰倒黴，誰得利，其實不用想太多。能夠影響到改革的官員，並不會像到菜市場買菜一樣，斤斤計較自己得了多少利益，失去了多少利益，實際上大多數時候根本就算不清個人的利益得失。真正讓他們拼爭到底的，是意識形態的差別。
把改革的成敗說成哪派人屁股坐在哪邊，是迴避意識形態，隨手給出的一個解釋。
歷史上數十年之後的熙寧變法說明了這一點，千年之後的改革也說明了這一點。在歷史洪流面前，個人利益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不管具體鬥爭的手段如何，能在思想上包容反對者，互相提攜，互相糾偏，改革中就能取改革者和反對者的上限。而如果你死我活，形成黨爭，就會取雙方的下限。
關鍵在思想的碰撞，而是不鬥爭的手段。哪怕雙方火併，戰場上打生打死，做到了思想上的包容，就能取得一個好的結果。而如果思想上不包容，哪怕是雙方客客氣氣，溫良恭謙讓，一樣會取出雙方的下限。
這是改革的邏輯，改革者當遵從這個邏輯，不要把好事變成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