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文王九年（前316年），巴蜀之間爆發激戰，兩國均派使者到秦國告急求助，秦惠文王面對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聽從大將司馬錯的建議，一舉攻滅蜀巴兩國，擴大了秦國的領土，並藉助巴蜀地利遏制楚國。此後，張儀又多次運用外交手段，分化楚齊聯盟，同時拉攏韓、魏兩國，形成連橫態勢。十二年，秦、韓、魏三國合兵攻楚，楚國大敗。秦國趁機佔領了楚國的漢中，使秦國本土關中與巴蜀地區連爲一片，更重要的是，巴蜀、漢中與關中一樣，均爲戰國時期的一等良田，由此秦國獲得了更爲豐厚的軍糧儲備，具有了發動更大規模兼併戰爭的能力。
前311年，秦惠文王死，太子蕩即位，號武王。秦武王身高體壯，勇力超人，是中國歷史上極爲鋒銳的君主，重武好戰，有問鼎中原之志。早在秦惠文王時，張儀就曾獻計：秦軍東進中原，先取韓國軍事重鎮、周都洛陽的門戶——宜陽，以宜陽爲跳板，控制東西二週和周天子，據有九鼎與圖籍，挾天子而令諸侯，建立中原霸主之業。其實，張儀的建議並非有誤，亦非不重要，只是提出的時機不太合適。中國象棋中有一種非常有名的戰術名叫“頓挫”，即棋手在運子過程中通過捉子、將軍或叫殺等有力的威脅着法，迫使對方走上預定的變例，從而贏得一些先手，爲下一步攻擊創造條件。同樣的數步棋，因進行的順序不同，結果可能大相徑庭。秦國的國策是一統華夏，而不是稱霸諸侯，對於日趨慘烈的兼併戰爭，沒有穩固的後方是不行的，故而惠王暫把張儀之計擱置一旁，採納了司馬錯“先屈後伸”的策略，暫緩進取中原，集中兵力滅蜀，佔據漢中，將秦國的領土連爲一片，建立了更爲穩固的大後方。秦武王即位後，秦國已滅巴蜀，後方鞏固，國力日盛，秦武王欲對外征伐，張儀當年“東進中原，打通三川，以脅周室”的策略自然成爲其首選方案。
三川，即韓國軍事重鎮宜陽，早在《尚書?禹貢》中就有記載，春秋前後成爲西通秦隴，東下吳越的交通要道，稱爲“秦楚孔道”，既是中原地區的重要交通樞紐，也是周國與韓國阻擋秦國東進最爲重要的屏障。秦軍若想兵出函谷，會戰中原，首先必須掌控此地，纔可以保證物資與兵員的輸通順暢。然而，韓國宜陽城堅兵精，路遠道險，秦軍孤軍深入，倘若魏、趙二國出兵相救，秦軍可謂是舉步維艱。在秦武王徵求臣子們的意見時，公子樗裡疾就以“難度高，風險大”爲由表示反對；客卿甘茂則認爲：“伐宜陽，定三川”是秦國挺進中原、成就帝業的關鍵所在，功在當代，利在千秋。伐韓宜陽，必先破韓魏聯盟，只要魏國助秦，趙國就不能越魏而援韓，韓一旦被孤立，宜陽雖然城池堅固，兵精糧足，但也是有可能被秦軍所攻破的。秦武王大喜，立即派遣甘茂出使魏國。甘茂以“共享伐韓之利”爲誘餌，爭取魏王，並施以政治軍事壓力，與其建立了秦魏聯盟共伐韓國。接着甘茂領兵五萬攻伐宜陽，戰爭持續了五個月，未見絲毫成效。武王力排衆議，決定增兵五萬援助甘茂。甘茂亦散私財以賞部下，秦軍果然士氣大振，擊退韓國援兵，攻陷了宜陽孤城，斬殺韓軍七萬人。韓國元氣大傷，只得向秦國求和。
孫子云：“城有所不攻，軍有所不擊”，指的是對於得而無利，舍而無害的城池不要去進攻；對於破而無利，棄而無害的軍隊也不要去進攻，避免無謂地耗費自身的兵力與士氣，不執著於一城一池的得失，着眼於大勢，集中力量，佔據戰略要地，藉以掌控全局。這一作戰理念正是孫子“捨得”哲學的體現，有所舍纔能有所得，有所不爲才能更好的有所爲。《三國演義》中，對於戰爭的描寫側重於策略，甚至運用了誇張的手法，描述指揮者僅僅通過計策的博弈和時局的判斷，就可以使得敵人卷甲撤兵甚至四散奔逃，細細地體會這實際是完全不可能的，而非真實的戰爭。戰爭不是擺積木，做算術，謀略固然重要，但執行起來必須有足夠的實力、勇氣和耐心才能夠成功，秦國若想統一天下亦是如此，必須打贏幾場具有戰略意義的戰爭不可，甘茂所指揮的攻取宜陽之戰就是其中之一。西方軍事學中將這類戰爭稱爲“必勝戰役”（MWBs，Must-win battle），這幾場戰役就是“城有所必攻，軍有所必擊”，先前的“不攻、不擊”也正是爲此時作準備，積蓄更強的兵力與士氣，將自身的戰鬥力在關鍵的地方爆發出去。戰前，甘茂進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動，爭取有利於己方的外部形勢，但對於宜陽之戰這樣的攻堅戰來說也不過是側面的幫助，其率領秦軍與韓守軍進行了近一年之久的鏖戰方纔拿下宜陽城，正是說明了這一點，任何的外交斡旋和奇謀妙策最終均要藉助於沙場決勝來實現。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往往是在幾分鐘內決出勝負的，但你也得有堅持到最後的能力，才能夠談得上去取得成功。秦軍佔領宜陽要地，打通了秦軍通往中原的戰略通路，爲日後中原爭霸所需的兵員與物資的運輸提供了有利的保證。此外，秦國掌控宜陽，也打開了周都洛陽與韓都新鄭的門戶，進而控制周天子和韓國，從地緣上中分天下，山東諸國的合縱陣線更加難以形成，可謂意義重大，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