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佔華
唐賦在文學史上的名氣遠不如詩和散文，這也難怪，因爲自唐始，賦已不在文學舞臺上充當主要角色了，其退居一隅也是必然的。正因爲如此，後人對唐賦的評價也大相徑庭。明代前七子的代表人物李夢陽、何景明首倡“唐無賦”說，胡應麟《詩藪》內編卷一亦云：“賦盛於漢，衰於魏，而亡於唐。”然反對者亦不乏其人，袁宏道《與江進之》論賦雲：“唐賦最明白簡易，至蘇子瞻直文耳。然賦體日變，賦心亦工，古不可優，今不可劣。”（《袁宏道集》卷一一）清王芑孫《讀賦卮言·審體》則說：“詩莫盛於唐，賦亦莫盛於唐。”其實，褒之者也好，貶之者也好，都是後人對唐賦的評價，唐人自己卻是十分重視賦的，無論詩人還是散文家，無不善賦，就是明證。蓋賦這種文學形式，最能顯示一代之文化氣象與文士才學。平心而論，唐賦無論在藝術表現手法還是在形式的創新上都取得了極大成就，比漢魏六朝更上一層樓，宋元賦便皆承繼唐賦而來。從整個賦史長河中來看，唐賦處於發展變化的轉折時期。賦本來就是介於詩歌與散文之間的一種文體，唐人之賦求新求變，不可避免地表現爲或向詩、或向散文的雙向靠攏，對於賦體文學來說，這既是一種開拓擴展，又是一種離心異化，因而使唐賦呈現出與前代之賦截然不同的面貌。因此，後人對唐賦的不同評價，也就毫不奇怪了。
漢代有獻賦制度，以辭賦入仕者頗有其人，班固《兩都賦序》：“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說的就是這種情況。這種風氣至唐不衰。《舊唐書·文苑傳上·楊炯》載：“如意元年七月望日，宮中出盂蘭盆，分送佛寺，則天御洛南門，與百僚觀之。炯獻《盂蘭盆賦》，詞甚雅麗。”又《徐彥伯傳》載：“景龍三年，中宗親拜南郊，彥伯作《南郊賦》以獻，辭甚典美。”杜甫亦於天寶十載向玄宗獻《三大禮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新唐書·文藝傳中·杜甫》）。他們都是把獻賦當作仕宦的捷徑。善作賦者確實可以使自己聲名大噪，從而爲自己的政治前途打下堅實的基礎。《舊唐書·文苑傳上·謝偃》載：“偃嘗爲《塵》《影》二賦，甚工，太宗聞而召見，自制賦序，言‘區宇安，功德茂盛’，令其爲賦。偃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賜彩數十匹。”又《文苑傳中·孫逖》：“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花爐賦》，逖握翰即成，詞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以是價譽益重。”《唐詩紀事》卷二〇：“（陶）翰，潤州人，開元中爲禮部員外郎，以《冰壺賦》得名。”王定保《唐摭言》卷一〇：“何涓，湘南人也，業辭，嘗爲《瀟湘賦》，天下傳寫。”《舊五代史·唐書三十四·李琪傳》：“琪年十八，袖賦一軸謁（李）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出琪《調啞鍾》《捧日》等賦，謂琪曰：‘餘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皆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入句見題，偶屬典麗，籲，可畏也！’琪由是益知名，舉進士第。”又《周書二十二·扈載傳》：“載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遣小黃門就壁錄之，覽而稱善，因拜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如此，唐賦作者之衆多，也就不足爲奇了。
《文心雕龍·詮賦》雲賦“鋪採摛文，體物寫志也”。在唐賦中，託物寫志的仍然佔有較大的比重。初唐四傑便較多此類賦，如王勃《澗底寒鬆賦》、楊炯《幽蘭賦》，四傑之外如崔融《瓦松賦》等，便皆是，反映了這一批地位較低的文人知識分子政治上的要求。另外如李百藥《鸚鵡賦》、宋璟《梅花賦》、蘇頲《長樂花賦》、張九齡《荔枝賦》、李白《大鵬賦》、高適《鶻賦》、杜甫《雕賦》《天狗賦》、李紳《寒鬆賦》、舒元輿《牡丹賦》、武少儀《相馬賦》、皮日休《桃花賦》等，借賦花木鳥獸，或寄意於此，或託意於彼，寓意雖有不同，手法卻是一致的。但到後來，有些賦物之作便由寫志轉向諷刺世事，其鋒芒漸漸顯露。蕭穎士《伐櫻桃樹賦》將櫻桃樹看作李林甫，對其口誅筆伐。柳宗元的這類辭賦就更多了，《罵屍蟲文》《憎王孫文》《宥蝮蛇文》，寓言寄諷，言詞激越。這與柳宗元因參與永貞革新而連年被貶逐在外，心情憤懣有關。晚唐隨着唐朝統治的江河日下，託物寓諷之作的揭露性、批判性更強，如李商隱《蝨賦》《蠍賦》，陸龜蒙《蠶賦》《後蝨賦》，羅隱《秋蟲賦》《後雪賦》，皆發前人所未發，更是鋒芒畢露。諷刺與諷諭不同，前者主批判，後者主規勸。賦物以諷刺唐以前也有，如曹植《蝙蝠賦》、阮籍《獼猴賦》，但極少。唐人的此類賦揭露社會醜惡現象之衆多，見解之深刻，批判之有力，是唐以前所不及的。當然也有一些賦立意不甚高遠，反映了作者偏執或狂妄、躁急的性格。蕭穎士《伐櫻桃樹賦》猶以國家安危以警玄宗，據《新唐書·文藝傳中·蕭穎士》載：“宰相李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吊乃去。怒其不下己，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桃樹賦》……以譏林甫雲，君子恨其褊。”其中無疑帶有泄私憤的因素在內。範攄《云溪友議》卷七載平曾遊西川謁節使李固言，“遂獻《雪山賦》一首，言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嶂攢峰，夏日清寒，而無草木華茂，爲人採掇，以李公罕作文章，廢其庠序也。相公讀賦，命推出曾。曾不逾旬，又獻《魚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爲鷂鳶所獲，奈魴之何。”又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七載：“皮日休曾謁歸融尚書不見，因撰《夾蛇龜賦》，譏其不出頭也。而歸氏子亦撰《皮靸鞋賦》，遞相謗誚。”這些純是爲了個人恩怨，雖譏諷亦無甚可取了。
再看抒情之賦。這類賦已突破了體物言志的框架，自魏晉南北朝開始流行以來，至唐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不僅形式與風格多樣，反映的思想感情之複雜豐富，都超越了前人。如王績《遊北山賦》、王勃《春思賦》、駱賓王《蕩子從軍賦》、盧照鄰《五悲文》《釋疾文》、李白《惜餘春賦》《悲清秋賦》、岑參《感舊賦》、韓愈《復至賦》《閔己賦》、柳宗元《解祟賦》《懲咎賦》《夢歸賦》、劉禹錫《謫九年賦》《秋聲賦》、李翱《幽懷賦》、杜牧《晚晴賦》、陸龜蒙《幽居賦》、司空圖《春愁賦》等，有的從容不迫，有的深沉悲鬱，有的冷峻峭拔，有的清新淡雅，頗爲洋洋可觀。可見與詩歌一樣，賦在唐代已成爲抒情文學中的重要一體。賦由《騷》出，前人多已雲之。漢代賦家但取鋪張揚厲之意，以至喪失了騷人之情。魏晉人孕育新制，開啓唐風。唐賦在前人的基礎上大大發揚了賦的抒情性，《騷》之本意重新得到彰顯。嚴羽說：“唐人唯柳子厚深得《騷》學”（《滄浪詩話·詩品》）；祝堯說：“唯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古賦辨體》卷七）；劉熙載說：“韓昌黎《復志賦》、李習之《幽懷賦》，皆有得於《騷》之波瀾而異其跡象”（《藝概·賦概》），說的正是這種情況。詩與賦其實都離不開情，《藝概·賦概》：“賦無非詩，詩不皆賦……賦，詩之鋪張者也”，是說賦是鋪張性的詩；李調元則雲唐賦“雅善言情”（《賦話》卷五），並非虛語。
歌功頌德也是唐賦的一大內容，但這類內容無甚可取。王士禎曾批評杜甫說：“杜甫《進封西嶽賦表》有云‘維嶽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按《舊書紀》……右相楊國忠守司空。杜所謂元弼司空，謂國忠也……而甫獨引《大雅》甫申之詞以諛之，可謂無恥。”（《池北偶談》卷一九）這類賦內容不出頌祥瑞、述功德，如潘炎《日抱戴賦》序所云：“景龍元年四月二十四日，皇帝初臨上黨，日抱戴，皇天告符，微臣頌之。”著名政治家如張說、陸贄、裴度等，都有不少這類作品。律賦爲試體賦，故於律賦中此類尤多，如錢起、房玄穎、房寬的《泰階六符賦》，鄭錫、喬琛的《日中有王字賦》，張叔良、崔淙的《五星同色賦》等都是。李程貞元十二年舉進士，試《日五色賦》，被擢爲狀元。賦首雲：“德動天鑑，祥開日華”，破題便將賦日與頌聖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隱以日喻君，已落重收，自不奇怪（見《唐摭言》卷八）。大曆十四年獨孤綬《放馴象賦》特得德宗賞識，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累進馴象三十二頭，德宗即位，悉令放之，獨孤綬賦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所謂“不辱其受獻，不傷放棄”，兩全美之，十分得體（見蘇鶚《杜陽雜編》捲上）。朝廷既以賦取士，文士自然趨之若鶩。劉秩《選舉論》曾批評說：“謂善賦者廊廟之人，雕蟲者臺鼎之器，下以此自負，上以此選才，上下相蒙，持此爲業，雖名重於當時，而不達於從政。”（《全唐文》卷三七二）有些獻賦也微有諷諭之意，如鄭綮《開天傳信記》載：“天寶初，上游幸華清宮，有劉朝霞者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述德雲：‘直攫得盤古髓，掐得女媧瓤，遮莫你古時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上顧曰：‘真窮薄人也！’遂授以宮衛佐而止焉。”有些賦如喬潭《裴將軍劍舞賦》、薛勝《拔河賦》、胡嘉隱《繩伎賦》、閻寬《溫湯御毬賦、》王邕《勤政樓花竿賦》、敬括《季秋朝宴觀內人馬伎賦》、無名氏《舞馬賦》等，皆寫唐玄宗時的宴遊逸樂，以顯示所謂太平盛世、與民同樂。然而曾幾何時，大亂驟起，可見這種盛世景象的虛僞。這些賦描寫了各種歌舞、雜技或體育活動的場面，頗爲精彩生動，不僅具有十分重要的資料價值，也是對於賦體文學題材上的開拓。至於晚唐公乘億所作《復河湟賦》，雖亦爲“頌”體，寫的卻是現實中重大政治事件，其題材內容爲唐賦中所僅見。安史亂後，河西隴右之地盡歸吐蕃，宣宗大中三年吐蕃內亂，隴右民衆以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七關來歸，《資治通鑑·唐紀六十四》大中三年八月乙酉，“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己丑，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觀者皆呼萬歲。”白敏中、魏扶、崔鉉、馬植、杜牧、張祜皆有詩詠其事，公乘億之賦也是寫的此事。可惜此賦《文苑英華》所載有所缺蝕，僅存後面一小部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人們有理由非難唐賦中現實主義之作太少，的確，與唐詩相比，唐賦中反映社會現實以及民生疾苦的作品幾乎沒有。但並不是沒有鍼砭現實之作，只不過大多不採取直接的形式，而是迂迴曲折、寓言假託。《舊唐書·文苑傳中·劉允濟》：“垂拱四年，明堂初成，允濟奏上《明堂賦》以諷，則天甚嘉嘆之。”《新唐書·韋承慶傳》：“儀鳳中詔太子監國，太子稍嗜聲色、興土功……承慶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乃著《靈臺賦》，譏揣當世。”白居易《上陽白髮人》自注說：“天寶末，有密採豔色者，當時號爲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杜牧《上知己文章啓》：“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這些賦都是極有現實意義的。古代賦家也很重視賦的諷諫作用，只不過因其辭藻侈麗，使人們容易忽視它的規誡之意。《史記·司馬相如傳論》：“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漢書·揚雄傳》：“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唐代賦家爲了克服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之間的矛盾，大多采取了一些辦法。李華《弔古戰場文》爲針對玄宗後期的開邊戰爭之作，遂極力渲染戰場的悽慘與恐怖，以揭示戰爭的殘酷性，與李白《戰城南》、杜甫《兵車行》同一主旨。元結《說楚何荒王賦》《說楚何惑王賦》《說楚何惛王賦》則託以寓言，“荒”謂荒於宮室遊樂，“惑”謂惑於女色聲伎，“惛”謂好大喜功、勞民傷財，意在總結玄宗後期導致禍亂的教訓，告誡後來的君主切莫重蹈天寶覆轍。柳宗元《愈膏肓疾賦》，以治病喻治國，假設醫緩與忠臣的對話，相信“喪亡之國，在賢哲之所匡扶，而忠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強調任人以忠良的重要。上述賦作諷諭之意十分明顯。杜牧《阿房宮賦》最後一段散文形式的議論，更是將作賦之意點明。我們看到，唐賦中的登臨之作，也大多不是單純抒情懷古，其現實感也是很強的。蕭穎士《登故宜城賦》作於安史之亂後期，作者面對動亂的現實，反思歷史的是非，頗有歷史的沉重感與責任感，可與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之詩相提並論。其他如徐彥伯《登長城賦》旨在“恤民安邊”；陸8《長城賦》說“去仁義、積土石，非城也，是曰禍之門，是曰滅之根”；劉禹錫《山陽城賦》序雲“蓋憫漢也”，意在說明“桓靈之慾，縱心於昏”，導致了東漢滅亡；楊敬之《華山賦》不相信天子封禪可使身長生、國長存，“盛氣臭、誇金玉，取薪以燔，積灰如封，天下怠矣”。這些作品鑑戒之意甚明，早已不是“勸百諷一”，是唐代賦家有意加強賦的諷諫作用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