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同儀這一紙彈劾就像捅了個大螞蚱窩，整個大文朝的中樞對他的這個彈劾暗暗地醞釀了一個多月，最終在會審樑鬆時爆發出來，就連御史臺的主官左都御史陳林也沒有把事情壓在御史臺之內的意思，直接在會審時就把任同儀丟了出來。
一任巡按剛剛到期回京的任同儀也參加了這次會審，結果大家把會審的主犯樑鬆丟在一邊，把手中的的矛頭都對準了他，任同儀當場被批得體無完膚，違聖訓（太祖關於親親相隱的規定）、擅專、不堪任事等一系列罪名被扣到了頭上，與樑鬆的罪名一併被遞交到寶丰帝的案頭請求聖裁。
寶丰帝對這次會審的結果並不滿意，但是會審的要求是他提出來的，人選是他親自指定的，心中雖然生氣，卻也說不出來什麼，只好對這個結果捏着鼻子認下來。最後將罪名並不算重的樑鬆貶到嶺南的雷州去任知府，稍稍出了一口惡氣。
至於倒黴的任同儀，則被中踢出了御史臺，他本是七品官，倒是沒有被降級，而是被外放到被亂民攻佔的彭城做知縣。
雷州半島位於廣東的最南端，與海南島隔着一道窄窄的海峽相望，正是此時大文朝種植甘蔗榨糖產糖的集中地，同時也是世界上產糖最多的地方，經濟算是相當發達的。
只是雷州僻處嶺南，天氣溼熱，多蚊蟲瘴氣，外地人到那裡之後很容易生病，歷來被北方官員視爲畏途，自古以來也是朝庭貶謫官員的地方。樑鬆從正二品的按察使被降爲正五品的知府，又被派到雷州那樣的地方，算是比較重的處罰了。
而彭城地處南北交通要衝，水陸交通都極爲發達，土地又適合耕作，人口也密集，在大文朝各縣之中屬於上縣，又遠離邊患，被派爲這種縣的縣令一直算是美差。
只是此時饑民作亂，彭城失守，而且官軍尚未有奪回此地的消息傳回來，任同儀這個知縣便不好辦了。此時他去上任，到那裡的第一件事便是組織協調官方力量，奪回縣城，然後是平靖地方、處置流民等善後之事，再之後的賑濟、種子、耕牛等事都極爲艱難，更是絕大的挑戰，一不小心就會引發饑荒，甚至亂事再起，到時候他這個地方父母官守土有責，根本沒有退路可言，只能與城諧亡，一死以報效君王了。
即使真的把一切都理順，幾年之內也不可能有稅賦，反而需要從上級官府運入糧食賑濟流民，而且盜賊四起的局面肯定不是輕易就能改觀的，這政績如何便只能由上官來評定，仕途止步於此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樑鬆的案子了結之後，他不願在京城這風波之地久留，便打算即刻啓程南下。此去雷州山高路遠，即使一路順利，沒有兩三個月也是到不了的。他要在四個月之內到任，只能儘快啓程。
只是迎接他出獄的章維等三人勸他不必太着急，建議他先乘章家的船到即墨，與客居在那裡的夫人和家人會合，之後再定行止。
依章維之意，樑鬆要到雷州去上任，完全不必走傳統有內陸，走海路纔是最合理的選擇。到通州乘章家的船從津衛出海，先到青島，然後從青島乘船南下，可以先回他在松江府的老家一趟，把家人送回去，最後再南下到廣東。
在大文朝多數人眼裡，嶺南遠在天邊一般，具體在什麼地方就不知道了。官員們的見識遠非普通民衆可比，也只是知道雷州在廣東的最南，至於是否靠近海邊，以及其他具體細節，便只有極少人知道了。
大文朝早期由於倭寇的緣故，曾經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實行嚴格的禁海政策，又重農抑商，以至於出海貿易之事被認爲是搏命之舉，若非萬不得已，一般人是不會考慮出海的。
章維由於自家長期出海的原因，對沿海港口以及乘船出海還是比較瞭解的，雖然沒有直接接觸過貿易之事，平時聽也聽得多了，也正是因此，纔有此建議。
只是樑鬆父子對他的這個建議好像都不是十分看好，不過樑夫人和小姐都在即墨，他們無論如何也要先到即墨一行，至於之後的行止到時再定便是。
說是即刻啓程，但樑鬆在京城的同年好友總有些人要應付，出獄的壓驚酒喝了幾場，隨後又是餞行的送別酒宴，還要等待吏部告身文書和關防印信鑄造出來，轉眼十幾天就過去了。
隨後又有內官過來傳旨，通知樑鬆四天後入宮覲見陛辭。
這個消息令樑鬆相當意外。高官離京赴外任前覲見陛辭是本朝的傳統，陛辭的時候官員會向皇帝彙報將來到地方之後的施政方案，以及一些關鍵問題的處理策略等，而皇帝也會對官員作出一些叮囑，倒是與一般人家外出之前拜別長輩有些相似。雖然多數時候都只是例行公事式的禮節性見面，表現一下皇帝對官員的重視之意，算是給官員一個面子。
但需要進行陛辭的基本都是主政一地的省級或稱爲道級的高官，以及一些軍事重鎮之類的關鍵位置的官員，比如樑鬆當年到山東就任按察使時就曾經陛辭過。但那都是一二品大員或者一些與皇帝關係極爲親密的寵臣纔有的榮寵，無論如何也與樑鬆這個剛剛遭到貶謫的五品知府沒有關係，皇帝這是要做什麼？
就在樑鬆等待陛見的時候，完成了觀政——也就是實習——的新科進士們的差遣新鮮出爐了。
不出意外地，頭榜一甲前三名的狀元、榜眼、探花都進了翰林院。翰林院被稱爲儲相之地，大文朝的閣老——權利基本相當於其他朝代的宰相——無一例外都是翰林出身，朝中有“不入翰林院不得爲相”的說法，雖非硬性規定，卻是實打實的優先條件。
對於朝政來說，這種習慣帶來的影響好壞參半。翰林院能夠接觸到大量的文史資料，並且對朝堂的運作模式接觸得極深，能夠讓翰林們熟悉閣老的日常工作模式和原則，不至於因爲不熟悉工作出什麼岔子。
但是翰林們長期工作在中樞部門，基本沒有外放地方的工作經驗，在制定發佈一些政令的時候往往摻雜着更多的想當然因素，造成錯誤決策的風險便增加了不少。這樣的決策者在和平年代處置日常政務是一把好手，可一旦涉及到變革之事，成功的可能就非常小了。
再加上儒學之中形而上的治國平天下理念，使決策者們往往不屑於調查研究，就更不用說向下級官員或平民請教了。“三人行必有我師”的事情，基本只存在於書本里面，高高在上的閣老們是不肯折這個面子的。
於是，各朝代的各種新政和變法，也基本都是以挫敗告終。一些突發事件的處置，最終結果也往往不樂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