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因爲高帝、呂后時，忙於應付異姓功臣，文帝、景帝時，又存在著一個同姓諸王的問題；高帝本是無賴子，文、景兩帝亦只是個尋常人，凡事都只會蹈常習故之故。當這時候，天下新離兵革之患，再沒有像戰國以前年年打仗的事情了。郡縣長官比起世襲的諸侯來，自然權力要小了許多，不敢虐民。諸侯王雖有荒淫昏暴的，比之戰國以前，自然也差得遠了。這時候的中央政府，又一事不辦，和秦始皇的多所作爲，要加重人民負擔的，大不相同。在私有財產制度之下，人人都急於自謀，你只要不去擾累他，他自然會休養生息，日臻富厚。所以據《史記·平準書》說：在武帝的初年，海內是很爲富庶的。
但是如此就算了麼？須知社會並不是有了錢就沒有問題的。況且當時所謂有錢，只是總算起來，富力有所增加，並不是人人都有飯吃，富的人富了，窮的人還是一樣的窮，而且因貧富相形，使人心更感覺不平，感覺不足。而對外的問題，時勢亦逼着我們不能閉關自守。漢武帝並不是真有什麼本領的人，但是他的志願，卻較文、景兩帝爲大，不肯蹈常習故，一事不辦，於是久經閣置的問題，又要重被提起了。
當時對內的問題，因海內已無反側，用不到像秦始皇一般，注意於鎮壓，而可以謀一個長治久安之策。這個問題，在當時的人看起來，重要的有兩方面：一個是生計，一個是教化，這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衣食足而知榮辱，生計問題，自然在教化之先；而要解決生計問題，又不過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兩途；這亦是理論上當然的結果。
最能解決這兩個問題的，是那一家的學術呢？那末，言平均地權和教化者，莫如儒家，言節制資本者，莫如法家。漢武帝，大家稱他是崇儒的人，其實他並不是真懂得儒家之道的。他所以崇儒，大約因爲他的性質是誇大的，要做些表面上的事情，如改正朔，易服色等，而此等事情，只有儒家最爲擅長之故。所以當時一個真正的儒家董仲舒，提出了限民名田的主張，他並不能行。他的功績，最大的，只是替《五經》博士置弟子，設科射策，勸以官祿，使儒家之學，得國家的提倡而地位提高。
但是照儒家之學，生計問題本在教化問題之先；即以教化問題而論，地方上的庠序，亦重於京城裡的大學，這隻要看《漢書·禮志》上的議論，便可以知道。武帝當日，對於庠序，亦未能注意，即因其專做表面上的事情之故。
至於法家，他用到了一個桑弘羊，行了些榷鹽鐵、酒酤、均輸等政策。據《鹽鐵論》看來，桑弘羊是確有節制資本之意，並非專爲籌款的。但是節制資本而藉官僚以行之，很難望其有利無弊，所以其結果，只達到了籌款的目的，節制資本，則徒成虛語，且因行政的，轉不免有使人民受累的地方。其餘急不暇擇的籌款方法，如算緡錢，舟車，令民生子三歲即出口錢，及令民入羊爲郎，入谷補官等，更不必說了。
因所行不順民心，不得不用嚴切的手段，乃招致張湯、趙禹等，立了許多嚴切的法令，以壓迫人民。秦以來的獄吏，本來是偏於殘酷的，加以此等法律，其詒害自然更深了。他用此等方法，蒐括了許多錢來，做些什麼事呢？除對外的武功，有一部分可以算是替國家開拓疆土、防禦外患外，其餘如封禪、巡幸、信用方士、大營宮室等，可以說全部是浪費。山東是當時誅求剝削的中心，以致末年民愁盜起，幾至釀成大亂。
武帝對外的武功，卻是怎樣呢？當時還威脅著中國邊境的，自然還是匈奴。此外秦朝所開闢的桂林、南海、象三郡和閩中郡，秦末漢初，又已分離爲南越、閩越、東甌三國了。現在的西康、雲、貴和四川、甘肅的邊境，即漢人所謂西南夷，則秦時尚未正式開闢。東北境，雖然自戰國以來，燕國人業已開闢了遼東，當時的遼東，且到現在朝鮮境內（漢初守燕國的舊疆，以浿水爲界，則秦界尚在浿水以西，浿水，今大同江）。然漢族的移殖，還不以此爲限，自可更向外開拓。而從甘肅向西北入新疆，向西南到青海，也正隨着國力的擴張，而可有互相交通之勢。
在這種情勢之下，推動雄才大略之主，向外開拓的，有兩種動機：其一，可說是代表國家和民族向外拓展的趨勢，又其一則爲君主個人的野心。匈奴，自秦末乘中國內亂、戍邊者皆去，復入居河南。漢初，其雄主冒頓，把今蒙古東部的東胡，甘肅西北境的月氏，都征服了。到漢文帝時，他又征服了西域。
西域，即今新疆省之地（西域二字，義有廣狹。《漢書·西域傳》說西域之地，“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北方的大山，即今天山，南方的大山，即沙漠以南的山脈，略爲新疆與西藏之界。河系今塔里木河。玉門、陽關，都在今甘肅敦煌縣西。此乃今天山南路之地。其後自此西出，凡交通所及之地，亦概稱爲西域，則其界限並無一定，就連歐洲也都包括在內）。漢時分爲三十六國。後分至五十餘。其種有塞，有氐羌。塞人屬於高加索種，都是居國，其文明程度，遠在匈奴、氐、羌等遊牧民族之上。匈奴設官以收其賦稅。
漢高祖曾出兵征伐匈奴，被圍於平城（今山西大同縣），七日乃解。此時中國初定，對內的問題還多，不能對外用兵，乃用婁敬之策，名家人子爲長公主，嫁給冒頓，同他講和，是爲中國以公主下嫁外國君主結和親之始。
文、景兩代，匈奴時有叛服，文、景不過發兵防之而已，並沒建立一定的對策。到武帝，才大出兵以徵匈奴，前127年，恢復河南之地，匈奴自此移於漠北。前119年，又派衛青、霍去病絕漠攻擊，匈奴損折頗多。此外較小的戰鬥，還有多次，兵事連亙，前後共20餘年，匈奴因此又漸移向西北。
漢武帝的用兵，是很不得法的，他不用功臣宿將，而專用衛青、霍去病等椒房之親。紀律既不嚴明，對於軍需，又不愛惜，以致士卒死傷很多，物質亦極浪費（如霍去病，《史記》稱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用兵，“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城蹋鞠，事多類此”。衛青、霍去病大出塞的一役，漢馬死者至十餘萬匹，從此以馬少則不能大舉兵事。李廣利再徵大宛時，兵出敦煌的6萬人，私人自願從軍的還不在其內，馬3萬匹，回來時，進玉門關的只有1萬多人，馬1千多匹。史家說這一次並不乏食，戰死的也不多，所以死亡如此，全由將吏不愛士卒之故。可見用人不守成法之害）。只因中國和匈奴，國力相去懸絕，所以終能得到勝利。然此乃國力的勝利，並非戰略的勝利。
至於其通西域，則更是動於侈心。他的初意，是聽說月氏爲匈奴所破，逃到今阿母河濱，要想報匈奴的仇，苦於無人和他合力，乃派張騫出使。張騫回來後，知道月氏已得沃土，無報仇之心，其目的已不能達到了。但武帝因此而知西域的廣大，以爲招致了他們來朝貢，實爲自古所未有，於是動於侈心，要想招致西域各國。
張騫在大夏時，看見邛竹杖、蜀布，問他從那裡來的？他們說從身毒（今印度）買來。於是臆想，從四川、雲南，可通西域。派人前去尋求道路，都不能通（當時蜀物入印度，所走的路，當系今自四川經西康、雲南入緬甸的路。自西南夷求通西域的使者，“傳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即當今緬甸之地）。後來匈奴的渾邪王降漢，今甘肅西北部之地，收入中國版圖，通西域的路，才正式開通。
前104年，李廣利伐大宛（大宛都貴山城，乃今之霍闡），不克。武帝又續發大兵，前101年，到底把他打下。大宛是離中國很遠的國，西域諸國，因此懾於中國兵威，相率來朝。
還有一個烏孫，也是遊牧民族，當月氏在甘肅西北境時，烏孫爲其所破，依匈奴以居。月氏爲匈奴所破，是先逃到伊犁河流域的。烏孫借匈奴的助力，把他打敗，月氏才逃到阿母河流域，烏孫即佔據伊犁之地。
渾邪王降漢時，漢朝尚無意開其地爲郡縣，張騫建議，招烏孫來居之。烏孫不肯來，而匈奴因其和中國交通，頗責怪他。烏孫恐懼，願“婿漢氏以自親。”於是漢朝把一個宗室女兒嫁給他。從此以後，烏孫和匈奴之間有問題，漢朝就不能置之不問，《漢書·西域傳》說“漢用憂勞無寧歲”，很有怨懟的意思。
按西域都是些小國，漢攻匈奴，並不能得他的助力，而因此勞費殊甚，所以當時人的議論，大都是反對的。但是史事複雜，利害很難就一時一地之事論斷。（一）西域是西洋文明傳佈之地。西洋文明的中心希臘、羅馬等，距離中國很遠，在古代只有海道的交通，交流不甚密切，西域則與中國陸地相接，自近代西力東漸以前，中西的文明，實在是恃此而交流的。（二）而且西域之地，設或爲遊牧民族所據，亦將成爲中國之患，漢通西域之後，對於天山南北路，就有相當的防備，後來匈奴敗亡後，未能侵入，這也未始非中國之福。所以漢通西域，不是沒有益處的。但這只是史事自然的推遷，並非當時所能豫燭。
當時的朝鮮：漢初燕人衛滿走出塞，把箕子之後襲滅了，自王朝鮮。傳子至孫，於前108年，爲漢武帝所滅。將其地設置樂浪、臨屯、真番、玄菟四郡（樂浪，今朝鮮平安南道及黃海、京畿兩道之地。臨屯爲江原道地。玄菟爲咸鏡南道。真番跨鴨綠江上流。至前82年，罷真番、臨屯，以並樂浪、玄菟）。
朝鮮半島的主要民族是貉族，自古即漸染漢族的文化，經此長時期的保育，其漢化的程度愈深，且因此而輸入半島南部的三韓（馬韓，今忠清、全羅兩道。弁韓、辰韓，今慶尚道）和海東的日本，實爲中國文化在亞洲東北部最大的根據地。
南方的東甌，因爲閩越所攻擊，前138年，徙居江、淮間。南越和閩越，均於前111年，爲中國所滅。
當時的西南夷：在今金沙江和黔江流域的，是夜郎、滇、邛都，在岷江和嘉陵江上源的，是徙、筰都，冉，白馬。在今橫斷山脈和瀾滄、金沙兩江間的，是巂昆明（夜郎，今貴州桐梓縣。滇，今雲南昆明縣。邛都，今西康西昌縣。徙，今四川天全縣。筰都，今西康漢源縣。冉，今四川茂縣。白馬，今甘肅成縣。巂昆明，在今昆明、大理之間，乃行國）。兩越既平，亦即開闢爲郡縣，確立了中國西南部的疆域。
今青海首府附近，即漢人稱爲河湟之地的，爲羌人所據。這一支羌人，系屬遊牧民族，頗爲中國之患。前112年，漢武帝把他打破，設護羌校尉管理他，開闢了今青海的東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