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的科舉制度，實成於明太祖之手。然太祖並非重視科舉的人。太祖所最重的是薦舉，次之則是學校。當時曾令內外大小臣工，皆得薦舉，被薦而至的，又令其轉薦，由布衣至大僚的，不可勝數。國子監中，優禮名師，規則極嚴，待諸生亦極厚，曾於一日之中，擢64人爲布按兩司官。科舉初設於洪武三年，旋復停辦，至十五年乃復設。
當時所謂三途並用，係指（一）薦舉，（二）進士貢監，（三）吏員（見《日知錄·通經爲吏》條）。一再傳後，薦舉遂廢，學校寖輕，而科舉獨重。此由薦舉用人，近於破格，非中主所能行。
學校辦理不能認真，近於今所謂畢業即畢年限。科舉（一）者爲習慣所重，（二）則究尚有一日之短長可憑，所以爲社會所重視。此亦不能謂絕無理由。然凡事偏重即有弊，何況科舉之本身，本無足取呢？
明制：進士分爲三甲。一甲三人，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第二第三人授編修。二三甲均得選庶吉士。庶吉士本系進士觀政在翰林院、承敕監等衙門者之稱。
明初，國子監學生，派至各衙門實習的，謂之歷事。進士派至各衙門實習的，謂之觀政。使其於學理之外，再經驗實事，意本甚善。然後亦成爲具文。庶吉士初本不專屬翰林。
成祖時，命於進士二甲以下，擇取文理優者，爲翰林院庶吉士，自此才爲翰林所專。後覆命就學文淵閣。選翰（翰林院）、詹（詹事府）官教習。三年學成，考試授官，謂之教館。出身特爲優異。
清制：二三甲進士，亦得考選庶吉土。其肄業之地，謂之庶常館。選滿漢學士各一人教習，視爲儲才之地。然其所習者，不過詩賦小楷而已。鄉舉在宋朝還不過是會試之階，並不能直接入官。明世始亦爲入仕之途。舉貢既特異於雜流，進士又特異於舉貢。所謂三途並用者，遂成（一）進士，（二）舉貢，（三）吏員（見《明史·選舉志》）。在仕途中，舉貢亦備遭輕視排擠，雜流更不必論了。
清制以科目、貢監、廕生爲正途，薦舉、捐納、吏員爲異途，異途之受歧視亦殊甚。然及末造，捐納大行，仕途擁擠，亦雖欲歧視而不可得了。
賣官之制，起於漢武帝。《史記·平準書》所謂“入羊爲郎”、“入財者得補郎”、“吏得入谷補官”、買武功爵者試補吏皆是。後世雖有秕政，然不爲法令。
明有納粟入監之例，亦仍須入監讀書。清則僅存虛名。實官捐，順康時已屢開，嘉道後尤數，內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而下，皆可報捐。直至光緒二十七年才停，從學校、科舉、吏員等出身之士，雖不必有學識，究不容一物不知，捐納則更無制限，而其數又特多。既系出資買來，自然視同營業。清季仕途人員的擁塞，流品的冗雜，貪污的特盛，實在和捐納之制是大有關係的。
元代各機關長官，多用蒙古人。清朝則官缺分爲滿、漢、包衣、漢軍、蒙古，這實在是一種等級制度（已見第四章）。滿缺有一部分是專屬於宗室的，其選舉權在宗人府；包衣屬內務府；均不屬吏部。
以上所說，大略都是取士之制，即從許多人民中，拔擢出一部分人來，給他以做官的資格。其就已有做官資格的人，再加選試，而授之以官，則普通稱爲“銓選”。其事於古當屬司馬，說已見前。
漢朝凡有做官的資格，而還未授官的，皆拜爲郎，屬於光祿勳，分屬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謂之三署郎。光祿勳歲於其中舉茂材四行。其選授之權，初屬三公府，東西曹主其事。後來尚書的吏曹，漸起而攘奪其權。
靈帝時，呂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今但任尚書，或復敕用。”可見到後漢末，三公已不大能參預選舉了。曹魏已後，既不設宰相，三公等官，亦不復參與政事，選權遂專歸尚書。
唐制：文選屬於吏部，武選屬於兵部。吏部選官，自六品以下，都先試其書、判，觀其身、言。五品以上則不試，上其名於中書門下。
宋初，選權分屬中書、樞密及審官院，吏部惟注擬州縣官。熙寧改制，纔將選權還之吏部。神宗說古者文武不分途，不以文選屬吏，武選屬兵爲然。於是文武選皆屬吏部，由尚書、侍郎，分主其事。
明清仍文選屬吏，武選屬兵。明代吏部頗有大權，高官及邊任等，雖或由廷推，或由保舉，然實多由吏部主其事。清代則內分于軍機、內閣，外分於督、撫，吏部所司，真不過一吏之任而已。外官所用僚屬，自南北朝以前，均由郡縣長官自行選用（其權屬於功曹），所用多系本地人。隋文帝始廢之，佐官皆由吏部選授。
此與選法之重資格而輕衡鑑，同爲一大變遷，而其原理是相同的，即不求有功，但求防弊。士大夫蔽於階級意識，多以此等防弊之法爲不然。然事實上，所謂官僚階級，總是以自利爲先，國事爲後的。無以防之，勢必至於氾濫不可收拾。所以防弊之法，論者雖不以爲然，然事實上卒不能廢，且只有日益嚴密。
用人由用之者察度其纔不才，謂之衡鑑。鑑是取譬於鏡子，所以照見其好壞；衡則取喻於度量衡，所以定其程度的。用人若在某範圍之中，用之者得以自由決定其取捨，不受何等法律的限制，則謂之有衡鑑之權。若事事須依成法辦理，絲毫不能自由，即謂之依據資格。兩者是正相反對的。
資格用人，起於後魏崔亮的停年格，專以停解先後爲斷，是因胡靈後秉政，許武人入選，仕途擁擠，用此爲手段，以資對付的。崔亮自己亦不以爲然。北齊文襄帝做尚書時，就把它廢掉了。
唐開元時，裴光庭又創循資格。然自中葉以後，檢校、試、攝、判、知之法大行，皆以資格不相當之人任事，遂開宋朝以差遣治事之端。明孫丕揚創掣籤法。資格相同者，納籤於筒，在吏部堂上，由候選者親掣（不到者由吏部堂官代掣）。當時亦系用以對付中人請託的（見於慎行《筆麈》），然其後卒不能廢。大抵官吏可分爲政務官和事務官。政務官以才識爲重，自不能專論資格。事務官不過承上官之命依據法律，執行政務。其事較少變化。用法能得法外意，雖是極好的事，然其事太無憑據，若都藉口學識，破棄資格，一定得才的希望少，徇私的弊竇多。所以破格用人，只可視爲偶然之事，在常時必不能行，歷來詆諆資格之論，都是憑臆爲說，不察實際情形的。
迴避之法，亦是防弊的一端。此事古代亦無之。因爲迴避之法，不外兩端：（一）系防止人與人間的關係。（二）則防止人與其所治的地方的關係。在世官制度之下，世家大族，左右總是姻親；而地不過百里，東西南北，亦總系父母之邦；何從講起迴避？地方既小，政治之監察既易，輿論之指摘亦嚴，要防止弊竇，亦正無藉乎迴避。
所以迴避之法，在封建制度下，是無從發生的。郡縣制度的初期，還毫無形跡，如嚴助、朱買臣均以胡人而爲會稽守，即其明證。東漢以後，此制漸漸發生。《後漢書·蔡邕傳》說：時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因此有三互之法（《注》：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是爲迴避之法之始。然其法尚不甚嚴。至近世乃大爲嚴密。
在清代，惟教職止避本府，餘皆須兼避原籍、寄籍及鄰省五百里以內。京官父子、祖孫不得同在一署。外官則五服之內，母、妻之父及兄弟、女婿、外甥、兒女姻親、師生，均不得互相統屬（皆以卑避尊）。此等既以防弊，亦使其人免得爲難，在事實上亦不得不然。惟近代省區太大，服官的離本籍太遠，以致不悉民情風俗，甚至言語不通，無從爲治。以私計論，來往川資，所費大巨，到任時已不易籌措，罷官後竟有不能歸家的，未免迫人使入於貪污，亦是立法未善之處。
選舉之法，無論如何嚴密，總不過慎之於任用之初。（一）人之究有德行才識與否，有時非試之以事不能知；（二）亦且不能保其終不變節。（三）又監督嚴密，小人亦可爲善，監督鬆弛，中人不免爲非；所以考課之法，實較選舉更爲重要。然其事亦倍難。因爲（一）考試之法，可將考者與被考者隔離；（二）且因其時間短，可用種種方法防弊；（三）不幸有弊，所試以文字爲憑，亦易於覆試磨勘；在考課則辦不到。
考課之法，最早見於書傳的，是《書經》的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堯典》，今本《舜典》）。《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亦系此法。漢朝京房欲作考功課吏法，因此爲石顯所排。王符著《潛夫論》極稱之，謂爲致太平之基（見《考績篇》）。魏世劉劭，亦曾受命作都官考課及說略。
今其所著《人物誌》具存，論觀人之法極精，蓋遠承《文王官人》之緒。（《大戴禮記》篇名。《周書》亦有此篇，但稱《官人》）。按京房嘗受學焦延壽，延壽稱“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京房《易》學，雖涉荒怪，然漢世如此者甚多，何致有亡身之懼？疑《漢書》文不完具。京房課吏之法，實受諸延壽，得我道以亡身之說，實指課吏之法言之。如此，則考課之法，在古代亦系專門之業，而至後來乃漸失其傳者了。後世無能講究此學的。
其權，則初屬於相府，後移於尚書，而專屬於吏部。雖有種種成法，皆不過奉行故事而已。（吏部系總考課的大成的。各機關的屬官，由其長官考察；下級機關，由上級機關考察；爲歷代所同。考課有一定年限。如明代，京官6年一考察，謂之京察。外官3年一考察，謂之外察，亦謂之大計，武職謂之軍政。清朝均3年一行。考察有一定的項目，如清朝文官，以守、才、政、年爲四格。武官又別有字樣，按格分爲三等。又文武官均以不謹、罷軟、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爲六法。犯此者照例各有處分。然多不核其實，而人事的關係卻頗多。高級的官，不由吏兵部決定的，明有自陳，清有由部開列事實請旨之法，餘皆由吏兵部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