阬冶：在唐朝，或屬州郡，或隸鹽鐵使。宋朝，或官置鹽、冶、場、務，或由民承買，而以分數中賣於官，皆屬轉運使。元朝礦稅稱爲稅課，年有定額。此外還有許多無定額的，總稱爲額外課（額外課中，通行全國的，爲契稅及曆本兩項）。
商稅是起於唐朝的藩鎮的，宋朝相沿未廢。分爲住稅和過稅。住稅千分之三十，過稅千分之二十。州縣多置“監”“務”收取，關鎮亦有設置的。其所稅之物，隨地不同。照法律都應揭示明白，但實際能否如此，就不可知了。唐宋時的商稅，實際上是無甚關係的。關係重要的，倒要推對外的市舶司。
市舶司起於唐朝。《文獻通考》說：唐有市舶使，以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爲之。代宗廣德元年，有廣州市舶使呂太一。案慶立事見《新唐書·柳澤傳》，呂太一事見《舊唐書·代宗本紀》。又《新書·盧懷慎傳》說懷慎之子奐，“天寶初爲南海太守，污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幹其法”。合此數事觀之，似乎唐時的市舶使，多用中人。關係還不甚重要。
到宋朝就不然了。宋朝在杭州、明州、秀州、溫州、泉州及密州的板橋鎮（就是現在的青島），均曾設立市舶司。海舶至，先十榷其一。其香藥、寶貨，又須先盡官買，官買足了，才得和人民交易。香藥、寶貨，爲三說之一（已見前）。南宋時又用以稱提關會（關子、會子系南宋時紙幣之名。提高其價格，謂之稱提），可見其和財政大有關係了。
元明亦有市舶司。明朝的市舶司，意不在於收稅，而在於管理外商。因爲明初沿海已有倭寇之故。中葉以後，廢司不設。中外互市，無人管理。奸商及各地方的勢家，因而欺侮夷人，欠其貨款不還，爲激成倭寇肆擾原因之一。
賦役之法，至近代又有變遷。《元史·食貨志》說，元代的租稅，取於內郡的，丁稅、地稅分爲兩，是法唐之租庸調的。取於江南的合爲一，是法唐朝的兩稅的。這不過是名目上的異同，實際都是分兩次徵收，和兩稅之法無異。總而言之，從楊炎創兩稅以後，徵收的時期，就都沒有改變了。
元朝又有所謂絲料、包銀。絲料之中，又分二戶絲和五戶絲。二戶絲入官。五戶絲輸於本位（后妃、公主、宗王、功臣的分地）。包銀每戶四兩，二兩收銀，二兩折收絲絹顏色。這該是所以代戶役的，然他役仍不能免。案戶役變成賦稅，而仍責令人民應役；雜稅變成正稅，而後來需用雜物，又隨時斂取於民；這是歷代的通病，正不獨元朝爲然。
明初的賦役，就立法言之，頗爲整飭。其制度的根本，是黃冊和魚鱗冊兩種冊籍。黃冊以戶爲主，記各戶所有的丁、糧（糧指所有的田），根據之以定賦役。
魚鱗冊以田爲主，記其地形，地味及所在，而註明其屬於何人。黃冊由里長管理，照例應有兩本。一本存縣官處，一本存里長處，半年一換。各戶丁糧增減，里長應隨時記入冊內，半年交官，將存在官處的一本，收回改正。其立法是很精明的。但此等責任，是否里長所能盡？先是一個問題。況且賦役是弊竇很多的。一切惡勢力，是否里長所能抗拒？里長是否即系此等黑幕中的一個人？亦是很難說的。所以後來，兩冊都失實了。
明代的役法，分爲力差和銀差。力差還是徵收其勞力的，銀差則取其實物及貨幣。田稅是有定額的，役法則向系量出爲入。後來凡有需要，即取之於民，謂之加派。無定時，無定額，人民大困。役法向來是按人戶的等第，以定其輕重、免否的。人戶的等第，則根據丁口資產的多寡推定，是謂“人戶物力”。其推定，是很難公平的。因爲有些財產，不能隱匿，而所值轉微（如牛及農具桑樹等）；有些財產，易於隱匿，而所值轉巨（如金帛等）。況且人戶的規避，吏胥的任意出入，以及索詐、受賄等，都在所不免。
歷代訖無善策，以除其弊。於是發生專論丁糧和兼論一切資產的問題。論道理，自以兼論一切資產爲公平。論手續，卻以專論丁糧爲簡便。到底因爲調查的手續太繁了，弊竇太多了，斟酌於兩者之間，還是以犧牲理論的公平，而求手續的簡便爲有利，於是漸趨於專論丁糧之途。加派之弊，不但在其所取之多，尤在於其無定額，無定時，使百姓無從豫計。於是有一條鞭之法。總算一州縣每一年所需用之數，按闔境的丁糧均攤。自此以外，不得再有徵收。而其所謂丁者，並非實際的丁口，乃系通計一州縣所有的丁額，攤派之於有田之家，謂之“丁隨糧行”。
明朝五年一均役，清朝三年一編審，後亦改爲五年，所做的都系此項工作。質而言之，乃因每隔幾年，貧富的情形變換了，於是將丁額改派一次，和調查丁口，全不相干。役法變遷至此，可謂已行免役之法，亦可謂實已加重田賦而免其役了。加賦偏於田畝，是不合理的。因爲沒有專令農民負擔的理由。然加農民之田賦而免其役，較之唐宋後之役法，猶爲此善於彼。因爲役事無法分割，負擔難得公平。改爲徵其錢而免其役，就不然了。況且有丁負擔賦稅的能力小，有產負擔賦稅的能力大，將向來有丁的負擔，轉移於有糧之家，也是比較合理的。這是稅法上自然的進化。
一條鞭之法，起源於江西，後漸遍行於全國，其事在明神宗之世。從晚唐役法大壞至此，約歷八百年左右。亦可謂之長久了。這是人類不能以理智支配事實，而聽其自然遷流之弊。職是故，從前每州縣的丁額，略有定數，不會增加。因爲增丁就是增賦，當時推行，已覺困難；後來徵收，更覺麻煩；做州縣官的人，何苦無事討事做？
清聖祖明知其然，所以落得慷慨，下詔說，康熙五十年以後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賦。到雍正時，就將丁銀攤入地糧了。這是事勢的自然，不論什麼人，生在這時候，都會做的，並算不得什麼仁政。從前的人，卻一味歌功頌德。不但在清朝時候如此，民國時代，有些以遺老自居的人，也還是這樣，這不是沒有歷史知識，就是別有用心了。
清朝因有聖祖之詔，所以始終避免加賦之名。但後來田賦的附加很多，實在亦與加賦無異。又古代的賦稅，所稅者何物，所取者即系何物。及貨幣通行以後，漸有（一）徑收貨幣，（二）或本收貨物之稅，亦改收貨幣的。（三）又因歷代（甲）幣制紊亂，（乙）或數量不足，（丙）又或官吏利於上下其手，有本收此物，而改收他物的。總之收稅並非全收貨幣。
明初，收本物的謂之“本色”，收貨幣的謂之“折色”。宣宗以後，紙幣廢而不行，銅錢又缺乏，賦稅漸改徵銀。田賦在收本色時，本來有所謂耗。系因（子）改裝，搬運時，不免有所損失；（醜）又收藏之後，或有及蟲蛀、鼠竊等；乃於收稅之時，酌加若干。積少成多，於官吏頗有裨益。改收銀兩以後，因將碎銀熔成整鋌，經火亦有耗損，乃亦於收銀時增加若干，謂之“火耗”。後來制錢充足，收賦時改而收錢，則因銀錢的比價，並無一定，官吏亦可將銀價擡高，其名目則仍謂之火耗，此亦爲農民法外的負擔。
但從前州縣官的行政經費，是不彀的，非藉此等彌補不可，所以在幣制改革以後，亦仍許徵稅的人，於稅收中提取若干成，作爲徵收之費。
近世田賦而外，稅收發達的，當推關鹽兩稅。鹽稅自南宋以後，收入即逐漸增加。
元明清三朝，均爲次於田賦的重要賦稅。關稅起於明宣宗時。當時因紙幣跌價，增設若干新稅，並增加舊稅稅額，以收回鈔票。後來此等新增的稅目和稅額，有仍復其舊的，有相沿未廢的。
關稅亦爲相沿未廢者之一，故稱爲鈔關。清朝稱爲常關。常關爲數有限，然各關都有分關，合計之數亦不少。太平軍興之後，又有所謂厘金，屬於布政司而不屬於中央。於水陸要路設卡，以多爲貴，全不顧交通上自然的形勢。以致一種貨物的運輸，有重複收稅，至於數次的。所稅的貨物及其稅額，亦無一定。實爲最惡的稅法。
新海關設於五口通商以後，當時未知關稅的重要，貿然許外人以協定稅率。庚子戰後，因賠款的負擔重了，《辛丑和約》我國要求增稅。外人乃以裁釐爲交換條件。釐不能裁，增稅至12.5％之議，亦不能行。
民國時代，我國參加歐戰，事後在美國所開太平洋會議中，提出關稅自主案。外人仍只許我開關稅會議，實行《辛丑條約》。十四年開會時，我國又提出關稅自主案。許於十八年與裁釐同時並行，同時擬定七級稅則，實際上得各國的承認。國民政府宣佈關稅自主，與各友邦或訂關稅條約，或於通商條約中訂有關涉關稅的條款。十八年，先將七級稅實施。至二十年，將厘金裁撤後，乃將七級稅廢去，另訂稅則頒佈。主權一經受損，其恢復之難如此，亦可爲前車之鑑了。
關鹽兩稅之外，清代較爲重要的，是契稅、當稅、牙稅。此等稅意亦在於加以管理，不盡在增加收入。其到晚近才發達的，則有菸酒稅、印花稅、礦稅、所得稅。其重要的貨物，如捲菸、麥粉、棉紗、火柴、水泥、薰煙、啤酒、洋酒等，則徵收統稅。國民政府將此等稅和關稅、鹽稅、牙稅、當稅，均列爲中央收入。田賦劃歸地方，和契稅、營業稅同爲地方收入大宗。軍興以來，各地方有許多苛捐雜稅，則下令努力加以廢除。在理論上，賦稅已漸上軌道，但在事實上，則還待逐漸加以整頓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