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多造單字，後世則單音語漸變爲複音，所增非復單音的字，而是複音的辭。大抵春秋戰國之時，爲增造新字最多的時代。《論語·衛靈公篇》：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已夫”！這就是說：從前寫字的人，遇見寫不出的字，還空著去請教人，現在卻沒有了，都杜造一個字寫進去。
依我推想起來，孔子這種見解，實未免失之於舊。因爲前此所用的文字少，寫來寫去，總是這幾個字。自己不知道，自然可問之他人。現在所用的字多了，口中的語言，向來沒有文字代表他的，亦要寫在紙上。既向無此字，問之於人何益？自然不得不杜造了。
（一）此等新造的字，既彼此各不相謀。（二）就舊字也有（甲）訛，（乙）變。一時文字，遂頗呈紛歧之觀。《說文解字·序》說七國之世，“文字異形”，即由於此。然（子）其字雖異，其造字之法仍同；（醜）而舊有習熟的字，亦決不會有改變；大體還是統一的。所以《中庸》又說：“今天下，”“書同文。”《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書同文字”。此即許《序》所說：“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此項法令，並無效驗。
《漢書·藝文志》說：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四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併爲《蒼頡篇》。這似乎是把三書合而爲一，大體上把重複之字除去。假定其全無復字，則秦時通行的字，共得3300。然此三書都是韻文，除盡復字，實際上怕不易辦到，則尚不及此數。
而《說文》成於後漢時，所載之字，共得9913。其中固有籀文及古文、奇字，然其數實不多，而音義相同之字，則不勝枚舉。可見李斯所奏罷的字，實未曾罷，如此下去，文字勢必日形紛歧。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幸得語言從單音變爲複音，把這種禍患，自然救止了。
用一個字代表一個音，實在是最爲簡易之法。因爲複音辭可以日增，單音字則只有此數。識字是最難的事，過時即不能學的。單音無甚變遷，單字即無甚增加，亦無甚改變。讀古書的，研究高深文學的，所通曉的辭類及文法，雖較常人爲多，所識的單字，則根本無甚相異。認識了幾千個字，就能讀自古至今的書，也就能通並時的各種文學，即由於此。所以以一字代表一音，實在是中國文字的一個進化。至此，文字才真正成了語言的代表。這亦是文字進化到相當程度，然後實現的。
最初並非如此。《說文》：犙，三歲牛。駁，馬八歲。犙從參聲，從八聲，筆之於書，則有牛馬旁，出之於口，與“三八”何異？聽的人焉知道是什麼話？然則犙決非讀作參，決非讀作八；犙兩字，決非代表參八兩個音，而系代表三歲牛，馬八歲兩句話。兩句話只要寫兩個字，似乎簡便了，然以一字代表一音純一之例破壞，總是弊餘於利的。所以寧忍書寫之煩，而把此等字淘汰去。
這可見自然的進化，總是合理的。新造的氱氮等字，若讀一音，則人聞之而不能解，徒使語言與文字分離，若讀兩音，則把一字代表一音的條例破壞，得不償失。這實在是退化的舉動。所以私智穿鑿，總是無益有損的。
語言可由分歧而至統一，亦可由統一而至分歧。
由分歧而至統一，系由各分立的部族，互相同化。由統一而至分歧，則由交通不便，語音逐漸訛變；新發生的事物，各自創造新名；舊事物也有改用新名的。所以（一）語音，（二）詞類，都可以逐漸分歧。只有語法，是不容易變化的。中國語言，即在此等狀況下統一，亦即在此等狀況下分歧。所以語音、詞類，各地方互有不同，語法則無問題。
在崇古的時代，古訓是不能不研究的。研究古訓，須讀古書。古書自無所謂不統一。古書讀得多的人，下筆的時候，自然可即寫古語。雖然古語不能盡達現代人的意思。然（一）大體用古語，而又依照古語的法則，增加一二俗語；（二）或者依據古語的法則，創造筆下有而口中無的語言；自亦不至爲人所不能解。遂成文字統一，語言分歧的現象。論者多以此自豪。這在中國民族統一上，亦確曾收到相當的效果。
然但能統一於紙上，而不能統一於口中，總是不夠用的。因爲（一）有些地方，到底不能以筆代口。（二）文字的進化，較語言爲遲，總感覺其不夠用。（三）文字總只有一部分人能通。於是發生（一）語言統一，（二）文言合一的兩個問題。
語言統一，是隨著交通的進步而進步的。即（一）各地方的往來頻繁。（二）（甲）大都會，（乙）大集團的逐漸發生。用學校教授的方法，收效必小。因爲語言是實用之物，要天天在使用，才能夠學得成功，成功了不致於忘掉。
假使有一個人，生在窮鄉僻壤，和非本地的人永無交接，單用學校教授的形式，教他學國語，是斷不會學得好，學好了，亦終於要忘掉的。所以這一個問題，斷不能用人爲的方法，希望其在短時間之內，有很大的成功。至於言文合一，則乾脆的只要把口中的語言寫在紙上就夠了。這在一千年以來，語體文的逐漸流行，逐漸擴大，早已走上了這一條路。但還覺得其不夠。而在近來，又發生一個文字難於認識的問題，於是有主張改用拼音字的。而其議論，遂搖動及於中國文字的本身。
拼音字是將口中的語言，分析之而求其音素，將音素製成字母，再將字母拼成文字的。這種文字，只要識得字母，懂得拼法，識字是極容易的，自然覺得簡便。但文字非自己發生，而學自先進民族的，可以用此法造字。文字由自己創造的民族，是決不會用此法的。因爲當其有文字之初，尚非以之代表語言，安能分析語言而求其音素？到後來進化了，知道此理，而文字是前後相銜的，不能捨舊而從新，拼音文字，就無從在此等民族中使用了。
印度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中國和印度交通後，只採用其法於切音，而卒不能改造文字，即由於此。使用拼音文字於中國，最早的，當推基督教徒。他們鑑於中國字的不易認識，用拉丁字母拼成中國語，以教貧民，頗有相當的效果。
中國人自己提倡的，起於清末的勞乃宣。後來主張此項議論的，亦不乏人。以傳統觀念論，自不易廢棄舊文字。於是由改用拼音字，變爲用注音字注舊文字的讀音。遂有教育部所頒佈的注音符號。然其成效殊鮮。這是由於統一讀音和統一語音，根本是兩件事。因語音統一，而影響到讀音，至少是語體文的讀音，收效或者快些。想靠讀音的統一，以影響到語音，其事的可能性怕極少。因爲語言是活物，只能用之於口中。寫在紙上再去讀，無論其文字如何通俗，總是讀不成語調的。而語言之所以不同，並非語音規定語調，倒是語調規定語音。
申言之：各地方人的語調不同，並非由其所發的一個個音不同，以至積而成句，積而成篇，成爲不同的語調。倒是因其語調不同，一個個音，排在一篇一句之內，而其發音不得不如此。所以用教學的方法傳授一種語言，是可能的。用教學的方法，傳授讀音，希望其積漸而至於統一語言，則根本不會有這回事。
果真要用人爲的方法，促進語言的統一，只有將一地方的言語，定爲標準語，即以這地方的人作爲教授的人，散佈於各地方去教授；纔可以有相當的效果。教授之時，宜專於語言，不必涉及讀書。語言學會了，自會矯正讀音，至於某程度。即使用教學的方法，矯正讀音，其影響亦不過如是而止，決不會超過的。甚或兩個問題，互相牽制，收效轉難。注音符號，意欲據全國人所能發的音，製造成一種語言。這在現在，實際上是無此語言的。所以無論什麼地方的話，總不能與國語密合。
想靠注音符號等工具，及教學的方法，造成一種新語言，是不容易的。所以現在所謂能說國語的人，百分之九十九，總還夾雜土話。既然總不密合，何不揀一種最近於國語的言語，定爲標準語，來得痛快些呢？
至於把中國文字，改成拼音文字，則我以爲在現在狀況之下，聽憑兩種文字同時並行，是最合理的。舊日的人視新造的拼音文字爲洪水猛獸，以爲將要破壞中國的舊文化，因而使中國人喪失其民族性；新的人，以爲舊文字是阻礙中國進化的，也視其爲洪水猛獸；都是一偏之見。
認識單字，與年齡有極大的關係。超過一定年齡，普通的人，都極難學習。即使勉強學習，其程度也很難相當的。所以中國的舊文字，決不能施之成人。即年齡未長，而受教育時間很短的人，也是難學的。因爲幾千個單字，到底不能於短時間之內認識。如平民千字識字課等，硬把文字之數減少，也是不適於用的。懷抱舊見解的人，以爲新文字一行，即將把舊文化破壞淨盡。且將使中國民族喪失其統一性。殊不知舊文字本只有少數人通曉。兼用拼音字，這少數通曉舊文字的人，總還是有的。
使用新文字的人，則本來都是不通舊文字的，他們所濡染的中國文化，本非從文字中得來，何至因此而破壞中國的舊文化，及民族的統一性？就實際情形平心而論，中國舊文化，或反因此而得新工具，更容易推廣，因之使中國的民族性，更易於統一呢？吳敬恆說：“中國的讀書人，每拘於下筆千秋的思想，以爲一張紙寫出字來，即可以傳之永久。”於是設想：用新文字寫成的東西，亦將像現在的舊書一般，汗牛充棟，留待後人的研究，而中國的文化，就因之喪失統一性了。
殊不知這種用新文字寫成的東西，都和現在的傳單報紙一般，閱過即棄，至於有永久性的著作，則必是受教育程度稍深的人然後能爲，而此種人，大都能識得舊文字。
所以依我推想，即使聽新舊文字同時並行，也決不會有多少書籍堆積起來。而且只能學新文字的人，其生活和文字本來是無緣的。現在雖然勉強教他以幾個文字，他亦算勉強學會了幾個文字，對於文字的關係，總還是很淺的。怕連供一時之用的宣傳品等，還不會有多少呢。何能因此而破壞中國的文化和民族統一性？
准此以談，則知有等人說：中國現在語言雖不統一，文字卻是統一的。若拼音字不限於拼寫國語，而許其拼寫各地方的方言，將會有礙於中國語言的統一，也是一樣的繆見。因爲（一）現在文字雖然統一，決不能以此爲工具，進而統一語言的。（二）而只能拼寫方言的人，亦即不通國語的人，其語言，亦本來不曾統一。至於說一改用拼音文字，識字即會遠較今日爲易，因之文化即會突飛猛進，也是癡話。
生活是最大的教育。除少數學者外，讀書對於其人格的關係，是很少的。即使全國的人，都能讀相當的書，亦未必其人的見解，就會有多大改變。何況識得幾個字的人，還未必都會去讀書呢？
拼音文字，認識較舊文字爲易是事實，其習熟則並無難易之分。習熟者的讀書，是一眼望去便知道的，並不是一個個字拼著音去認識，且識且讀的。且識且讀，拼音文字是便利得多了。然這隻可偶一爲之，豈能常常如此？若常常如此，則其煩苦莫甚，還有什麼人肯讀書？若一望而知，試問Book與書有何區別？所以拼音文字在現在，只是供一時一地之用的。其最大的作用，亦即在此。
既然如此，注音符號、羅馬字母等等雜用，也是無妨的。並不值得爭論。主張採用羅馬字母的人，說如此我們就可以採用世界各國的語言，擴大我國的語言，這也是癡話。採用外國的語言，與改變中國的文字何涉？中國和印度交通以來，佛教的語言輸入中國的何限？又何嘗改用梵文呢？
語言和中國不同，而採用中國文字的，共有三法：即（一）徑用中國文，如朝鮮是。（二）用中國文字的偏旁，自行造字，如遼是。（三）用中國字而別造音符，如日本是。三法中，自以第三法爲最便。第二法最爲無謂。所以遼人又別有小字，出於回鶻，以便應用。大抵文字非出於自造，而取自他族的，自以用拼音之法爲便。所以如遼人造大字之法，畢竟不能通行。
又文字所以代表語言，必不能強語言以就文字。所以如朝鮮人，所做華文，雖極純粹，仍必另造諺文以應用（契丹文字，系用隸書之半，增損爲之，見《五代史》。此係指契丹大字而言，據《遼史·太祖本紀》，事在神冊五年。小字出於回鶻，爲迭刺所造，見《皇子表》）。
滿、蒙、回、藏四族，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迴文或說出於猶太，或說出於天主教徒，或說出於大食，未知孰是（見《元史·譯文證補》）。藏文出於印度。是唐初吐蕃英主棄宗弄贊，派人到印度去留學，歸國後所創制的（見《蒙古源流考》）。蒙古人初用迴文，見《元史·塔塔統阿傳》。《脫卜察安》（《元秘史》。元朝人最早自己所寫的歷史）即系用迴文所寫。後來世祖命八思巴造字，則是根據藏文的。滿文系太祖時額爾德尼所造。太宗時，達海又加以圈點（一種符號），又以蒙文爲根據。西南諸族，惟倮儸有文字，卻是本於象形字的。於此，可見文字由於自造者，必始象形，借自他族者，必取拼音之理。
文字的流傳，必資印刷。所以文字的爲用，必有印刷而後弘，正和語言之爲用，必得文字而後大一樣。古人文字，要保存永久的，則刻諸金石。此乃以其物之本身供衆覽，而非用以印刷，只能認爲印刷的前身，不能即認爲印刷事業。漢代的石經，還系如此。後來就此等金石刻，加以摹拓。摹拓既廣，覺得所摹拓之物，不必以之供衆覽，只須用摹拓出來的東西供覽即可。於是其雕刻，專爲供印刷起見，就成爲印刷術了。既如此，自然不必刻金石，而只要刻木。
刻板之事，現在可考的起於隋。陸深《河汾燕閒錄》說，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勅廢像遺經，悉令雕版。其時爲民國紀元前一千三百十九年，西曆593年。《敦煌石室書錄》有《大隋永陀羅尼本經》，足見陸說之確。唐代雕本，宋人已沒有著錄的，惟江陵楊氏，藏有《開元雜報》七葉。日本亦有永徽六年（唐高宗年號。民國紀元前一千二百五十七年，西曆655年）《阿毗達磨大毗婆裟論》。後唐明宗長興三年（民國紀元前九百八十年，西曆932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是爲官刻書之始。歷27年始成（周太祖廣順三年）。宋代又續刻義疏及諸史。書賈因牟利，私人因愛好文藝而刻的亦日多。仁宗慶曆中（民國紀元前八百七十一至八百六十四年，西曆1041至1048年），畢昇又造活字（系用泥制。元王禎始刻木爲之。明無錫華氏始用銅。清武英殿活字亦用銅製）。於是印刷事業，突飛猛進，宋以後書籍，傳於後世的，其數量，就遠非唐以前所可比了（此節據孫毓修《中國雕板源流考》，其詳可參考元書。商務印書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