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自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220年爲魏所篡止，共計192年；若算到公元189年董卓行廢立，東方起兵討卓，實際分裂之時爲止，則共得175年；其運祚略與前漢相等，然其國力的充實，則遠不如前漢了。這是因爲後漢移都洛陽，對於西北兩面的控制，不如前漢之便；又承大亂之後，海內凋敝已極，休養未幾，而羌亂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漢之盛之故。
兩漢400年，同稱中國的盛世，實際上，後漢已漸露中衰之機了。光武帝是一個實際的政治家。他知道大亂之後，急於要休養生息，所以一味的減官省事。退功臣，進文吏。位高望重的三公，亦只崇其禮貌，而自己以嚴切之法，行督責之術，雖然有時不免失之過嚴，然頗得政治“嚴以察吏，寬以馭民”的秘訣，所以其時的政治，頗爲清明。
公元57年，光武帝崩，子明帝立。亦能守其遺法。公元75年，明帝崩，子章帝立，政治雖漸見寬弛，然尚能蒙業而安。章帝以公元88年崩。自公元36年公孫述平定至此，共計52年，爲東漢治平之世。
匈奴呼韓邪單于約諸子以次繼立。六傳至呼都而屍單于，背約而殺其弟。前單于之子比，時領南邊，不服。公元48年，自立爲呼韓邪單于，來降。中國人處之於今綏遠境內。匈奴自此分爲南北。北匈奴日益衰亂。公元89年，南單于上書求並北庭。時和帝新立，年幼，太后竇氏臨朝。後兄竇憲犯法，欲令其立功自贖，乃以憲爲大將軍，出兵擊破匈奴。後年，又大破之於金微山（大約系今蒙古西北的阿爾泰山）。北匈奴自此遠遁，不能爲中國之患了。
西域的東北部，是易受匈奴控制的。其西南部，則自脫離漢朝都護的管轄後，強國如莎車、于闐等，出而攻擊諸國，意圖併吞。後漢初興，諸國多願遣子入侍，請派都護。光武不許。明帝時，才遣班超出使。班超智勇足備，帶了少數的人，留居西域，調發諸國的兵，征討不服，至公元91年而西域平定。漢朝復設都護，以超爲之。後漢之於域外，並沒有出力經營，其成功，倒亦和前漢相彷彿，只可謂之適值天幸而已。
後漢的亂源，共有好幾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從前的皇室，其前身，本來是一個強大的氏族。氏族自有氏族的繼承法。當族長逝世，合法繼承人年幼時，從族中推出一個人來，暫操治理之權，謂之攝政。如由前族長之妻，現族長之母代理，則即所謂母后臨朝。
宗室分封於外，而中朝以外戚輔政，本來是前漢的一個政冶習慣。雖然前漢係爲外戚所篡，然當一種制度未至崩潰時，即有弊竇，人們總認爲是人的不好，而不會歸咎於制度的。如此，後漢屢有衝幼之君，自然產生不出皇族攝政的制度來，而只會由母后臨朝；母后臨朝，自然要任用外戚。
君主之始，本來是和一個鄉長或縣長差不多的。他和人民是很爲接近的。到後來，國家愈擴愈大，和原始的國家不知相差若干倍了，而君主的制度依然如故。他和人民，和比較低級的官吏，遂至因層次之多而自然隔絕。又因其地位之高，而自成養尊處優之勢，關係之重，而不得不深居簡出。遂至和當朝的大臣，都不接近，而只是和些宦官宮妾習狎。這是歷代的嬖倖近習易於得志的原因，而也是政治敗壞的一個原因。
後漢外戚之禍，起於章帝時。章帝的皇后竇氏是沒有兒子的。宋貴人生子慶，立爲太子。樑貴人生子肇，竇後養爲己子。後誣殺宋貴人，廢慶爲清河王，而立肇爲太子。章帝崩，肇立，是爲和帝。後兄竇憲專權。和帝既長，與宦者鄭衆謀誅之，是爲後漢皇帝和宦官合謀以誅外戚之始。
105年，和帝崩。據說和帝的皇子，屢次夭殤，所以生才百餘日的殤帝，是寄養於民間的。皇后鄧氏迎而立之。明年，復死。乃迎立清河王的兒子，是爲安帝。鄧太后臨朝，凡15年。
太后崩後，安帝親政，任用皇后的哥哥閻顯，又寵信宦官和乳母王聖，政治甚爲紊亂。閻皇后無子，後宮李氏生子保，立爲太子。後譖殺李氏而廢保。
125年，安帝如宛，道崩。皇后秘喪馳歸，迎立章帝之孫北鄉侯懿。當年即死。宦者孫程等迎立廢太子保，是爲順帝。程等19人皆封列侯。然未久即多遭譴斥。順帝任用皇后的父親樑商。商死後，子冀繼之，其驕淫縱恣，爲前此所未有。
144年，順帝崩，子衝帝立。明年崩。樑冀迎立章帝的玄孫質帝。因年小聰明，爲冀所弒。又迎立章帝的曾孫桓帝。桓帝立13年後，才和宦者單超等5人合謀把樑冀誅戮，自此宦官又得勢了。
因宦官的得勢，遂激成所謂黨錮之禍。宦官和閹人，本來是兩件事。宦字的初義，是在機關中學習，後來則變爲在貴人家中專事伺候人的意思，第十五章中，業經說過了。皇室的規模，自然較卿大夫更大，自亦有在宮中服事他的人，此即所謂宦官（據《漢書·本紀》，惠帝即位後，曾施恩於宦皇帝的人，此即是惠帝爲太子時，在“太子家”中伺候他的人）。本不專用閹人，而且其初，宦官的等級遠較閹人爲高，怕是絕對不能用閹人的。但到後來，刑罰濫了，士大夫亦有受到宮刑的（如司馬遷受宮刑後爲中書謁者今，即其好例）；又有生來天閹的人；又有貪慕權勢，自宮以進的，不都是俘虜或罪人。於是其人的能力和品格，都漸漸提高，而可以用爲宦官了。
後漢鄧太后臨朝後，宮中有好幾種官，如中常侍等，都改用閹人，宦官遂成爲閹人所做的官的代名詞。雖然閹人的地位實已提高，然其初既是俘虜和罪人，社會上自然總還將他當作另一種人看待，士大夫更瞧他不起。此時的士大夫和貴族，都是好名的，都是好交結的。這一招出於戰國之世貴族好養士，士人好奔走的習慣，一則出於此時選舉上的需要，在第七章中，業經說過了。
當時的宦官，多有子弟親戚，或在外面做官暴虐，或則居鄉恃勢驕橫。用法律裁製，或者激動輿論反對他，正是立名的好機會。士大夫和宦官遂勢成水火。這一班好名譽好交結的士大夫，自然也不免互相標榜，互相結托。京城裡的大學，遊學者衆多，而且和政治接近，便自然成爲他們聚集的中心。結黨以營謀進身，牽引同類，淆亂是非，那是政治上的一個大忌。當時的士大夫，自不免有此嫌疑。而且用了這一個罪名，則一網可以打盡，這是多麼便利，多麼痛快的事！宦官遂指當時反對他們的名士爲黨人，勸桓帝加以禁錮，後因後父竇武進言，方纔把他們赦免。
167年，桓帝崩，無子，竇後和武定策禁中，迎立了章帝的玄孫靈帝。太后臨朝。竇武是和名士接近的，有恩於竇氏的陳蕃，做了太傅，則其本身就是名士中人。謀誅弄權的宦官，反爲所害。太后亦被遷抑鬱而死。靈帝年長，不徒不知整頓，反更崇信宦官，聽其把持朝政，濁亂四海。而又一味聚斂奢侈。此時亂源本已潛伏，再天天給他製造爆發的機會，遂成爲不可收拾之局了。
大傷後漢的元氣的是羌亂。中國和外夷，其間本來總有邊塞隔絕着的。論民族主義的真諦，先進民族本來有誘掖後進民族的責任，不該以隔絕爲事。但是同化須行之以漸。在同化的進行未達相當程度時，彼此的界限是不能遽行撤廢的。因爲文化的不同就是生活的相異，不能使其生活從同，顧欲強使生活不同的人共同生活，自不免引起糾紛。這是五胡亂華的一個重要原因，而後漢時的羌亂，業已導其先路了。
今青海省的東北境，在漢時本是羌人之地。王莽攝政時，諷羌人獻地，設立了一個西海郡。既無實力開拓，邊塞反因之撤廢，羌人就侵入內地。後漢初年，屢有反叛，給中國征服了，又都把他們遷徙到內地來。於是降羌散居今甘肅之地者日多。安帝時，遂釀成大規模的叛亂。
這時候，政治，地方官無心守土，都把郡縣遷徙到內地。人民不樂遷徙，則加以強迫驅遣，流離死亡，不可勝數。派兵剿辦，將帥又，歷時10餘年，用費達240億，纔算勉強結束。順帝時又叛，兵費又至80餘億，桓帝任用段熲，大加誅戮，纔算鎮定下來。然而西北一方，凋敝已甚，將帥又漸形驕橫，隱伏着一個很大的亂源了。
遇事都訴之理性，這只是受過優良教育的人，在一定的範圍中能夠。其餘大多數人，和這一部分人出於一定範圍以外的行爲，還是受習慣和傳統思想的支配的。此種習慣和傳統的思想，是沒有理由可以解說的，若要仔細追究起來，往往和我們別一方面的知識衝突，所以人們都置諸不問，而無條件加以承認，此即所謂迷信。給迷信以一種力量的則爲宗教。宗教鼓動人的力量是頗大的。當部族林立之世，宗教的教義，亦只限於一部族，而不足以吸引別部族人。到統一之後就不然了。各種小宗教，漸漸混合而產生大宗教的運動，在第十八章中業經說過。
在漢時，上下流社會，是各別進行的。在上流社會中，孔子漸被視爲一個神人，看當時內學家（東漢時稱緯爲內學）尊崇孔子的話，便可見得。但在上流社會中，到底是受過良好教育，理性較爲發達，不容此等迷信之論控制，所以不久就被反對迷信的玄學打倒。
在下流社會，則各種迷信，逐漸結合，而形成後世的道教。在漢時是其初步。其中最主要的是張角的太平道和張脩的五斗米道。道教到北魏時的寇謙之，才全然和政府妥協，前此，則是很激烈的反對政府的。他們以符咒治病等，爲煽動和結合的工具。張脩造反，旋即平定。
張魯後來雖割據漢中，只是設立鬼卒等，閉關自守，實行其神權政治而已，於大局亦無甚關係。張角卻聲勢浩大。以公元184年起事。他的徒黨，遍於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即今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東、河南、河北各省之地）。但張角似是一個只會煽惑而並沒有什麼政治能力的人，所以不久即敗。
然此時的小亂事，則已到處蔓延，不易遏止了，而黃巾的餘黨亦難於肅清。於是改刺史爲州牧，將兩級制變成了三級制，便宜了一部分的野心家，即仍稱刺史的人以及手中亦有兵權的郡守。分裂之勢漸次形成，靜待著一個機會爆發。